王安憶：《眾聲喧嘩》
文化
作者：孫若茜
《眾聲喧嘩》收錄了一部同名中篇小說以及6個短篇小說，大部分是王安憶2012年的新作，其中最近的一篇寫於2012年11月。
王安憶曾在采訪中說，《眾聲喧嘩》中的那個紐扣店，其原型就在武康路上。有一次她去為裙子買配飾，遇見一老一少在對話，老的中過風，隻能講些隻言片語；少的口吃，說話斷斷續續。“我當時並沒有想過要寫小說，但他們是一個契機，是小說的一個誘因。”
其餘的短篇小說，同樣是機緣巧合。第一篇寫於2008年的《愛套娃一樣愛你》是應了一個公司的邀約，要求寫一個物件來表現愛情，5000字以內。有具體條件限製的創作，對於寫作者既賦挑戰性，又具吸引力。王安憶“試了一下還可以，就又去試了”。於是，之後在2012年創作的5個短篇，都延續了《愛套娃一樣愛你》中沒有具體的情節和人物，而是由物來演繹故事的寫法。
三聯生活周刊：書名《眾聲喧嘩》，而書裏的兩個主人公恰恰都有語言障礙，你用“眾聲喧嘩”來命名是要表達什麼？
王安憶：其實有時候作者取書名不是特別貼切的。我取這個名字，因為書裏的兩個主人公都是有說話障礙的，而他們又形成了自己的說話方式，各有各的方式。第三個人物六葉，那個女孩子是沒有說話障礙的，她說的話特別多，但就像歐伯伯說的，她沒有一句真話。我們不能用既定的標準去判斷說假話就都是不好的，但她說的話都是假的，並且到最後也不能確定她到底是不是東北人，因為她後來又跟別人說了些很奇怪的話。我的意思是說，這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聲音，眾聲喧嘩也許是很簡單的，就是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聲音，這些聲音我很難給它命名，很難說它是我們現在說的語言，而就是一種聲音。
三聯生活周刊：一些評論中將這三個人物的建立看作一種符號，各自代表某一種文化或者生活狀態，他們之間的關係就像是“舊”與“新”的一種對峙，當然也存在“舊”對“新”的接納，這是你想表達的初衷麼？
王安憶：我就想建立一個新的生活狀態，這個狀態不是你我感覺到的，它就是這麼存在。我不讓他們代表任何東西，就讓他們代表自己。在我來講，任務很簡單，就是要把這些人寫得栩栩如生，寫得合情合理。他們一定是存在的人，但又是不同的，和你我不同，完全是在我們認識的體係之外的一些人。對寫小說的人來講，當我們把這個事實放在麵前，別人對它的詮釋越多，它的能量就越大，這是我的理解。
在《眾聲喧嘩》裏，我對這個世界的變革可以說是欣然接受，還是要尊重生活的進行，因為總是要新陳代謝的。就像書裏的兩個人，他們都沒有太大的憤慨和傷感，他們感到六葉非常奇怪，和他們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樣，但是他們對她很有興致，六葉走的時候他們還非常不舍。新生的東西都是非常粗魯的，但是特別有力量，有生機。不粗魯怎麼有生機？這些新的元素都是有它的粗鄙性的，但它確實生機勃勃。歐伯伯和保安所代表的也不是完全頹然的東西，雖然他們的生活已經是極其邊緣化了。我在第一段寫的歐伯伯家房子的變化，你完全可以看到一個中等市民，慢慢走向邊緣。不管怎麼說，這個城市裏的階級在更替。
三聯生活周刊：這兩個人生活的邊緣化，正是你把他們選入作品的原因之一吧？
王安憶：我反正比較喜歡寫邊緣的人物。這個世界的主流往往不是我關心的東西，它們往往不太有個性和性格。因為主流往往是被規定好的，曆史的潮流都是被規定好的，它作為個體，個體性往往很弱。而個體性比較強的人，往往就會被主流排斥在邊緣上，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邊緣的人物，他們不是被格式化的，不作為社會的潮流，你很難把他們歸納到任何一種思潮、生存形態裏去，他們就是獨自的一個。之所以吸引我，是因為我們無法用現成的概念去定義他們，完全超出我們的概念以外。藝術其實就是做個體，主流的東西讓曆史學家、社會學家去做，我們就是做這些個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