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中國地圖，會發現涼山既不在邊疆又不臨國界，它正正當當在中國的腹地四川。南接雲南，東鄰貴州，西接西藏。曆史上有關涼山和彝族的記載，數不勝數。和文君女士自由戀愛的司馬相如先生通西南夷，就是去的這一帶；諸葛亮七擒孟獲，也發生在此處。話本中有一篇《李太白醉寫‘嚇蠻書’》。李白寫的蠻文就是彝文。作品中假托為渤海國文字。渤海國遠在吉林，遼寧左右，李白沒到過長白山，從哪兒學來的渤海語文？李客居邛崍甚久，卻有案可查。涼山古屬邛崍郡。彝漢雜居。李白識彝文，順理成章。
這樣一個深入內地的地方，四周地名卻多用一個“邊”字，如“峨邊”、“馬邊”等等。最初我甚為不解，到達涼山後才知道，曆代統治者，大概從諸葛亮時候起，就采取“以夷製夷”方針。把奴隸主，支頭封為土司，叫他們“自治”，除去按時朝貢交錢糧，內部事務概不過問。同時在涼山四周築寨屯兵，以防備彝人出來作亂。把涼山完全封閉。彝族本實行的是奴隸製度。奴隸主最頭痛奴隸逃跑。這措施正中其下懷，樂得有官軍替他看守，奴隸想跑出出不了山。不料帶來的後果是，過了幾千年，彝族社會和“南昭”，“西南夷”、“邛崍郡”時代仍沒甚麼兩樣。我年輕時學蘇聯編寫的《社會發展史》，書中說“社會發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的結果，而生產力靠階級鬥爭推動……”到涼山後便產生疑問，發現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若與外界斷絕交流，封閉困守，階級鬥爭再激烈也得不到發展和進步。
若說涼山幾千年毫沒變化，也不準確。我是在胡宗南將軍從西昌撤往台灣兩個月後進涼山的。看到有的地方大片種著罌粟。這就是民國以後的“新事物”。鴉片乃四川掌權者的重要收入來源，達官貴人致富的根本，政府下令禁煙，豈肯真禁？為掩人耳目，應付檢查，軍政首腦就把種鴉片的方法連同種子傳給彝人，生產基地轉往涼山。當地政府規定治下彝人應交的國稅、錢糧一律折成煙土征收。於是，“川土”成了中國毒品中之名牌。有的奴隸主因種煙暴富，有的吸毒成癮敗光了家產，成為沒有奴隸的奴隸主。涼山比以往更愚昧，落後了。
我進入涼山住在一位大奴隸主家中。哥哥曾是地方軍閥鄧秀廷手下的團長。弟弟進過成都軍校。後來參加地下革命組織，說服他哥哥在解放西昌前夕脫離了舊軍隊，和新政府合作。該算是彝族上層人士。彝人都住土房，他家竟蓋起一座“洋樓”。這座樓從外邊看，既像廟宇又像教堂。頂是中式瓦頂，牆是灰磚對縫牆。諾大一座樓卻隻開了幾個像射擊孔樣的小窗。窗上裝的又是教堂慣用的彩色磨花玻璃。進得樓去發現，全樓隻有一間屋子，並無隔斷。屋內沒有一件家具，正中地下挖了個圓坑，坑中燒著木柴，名之曰“鍋莊”。鍋莊四周鋪了一圈荊芭（就是用柳條編的粗席）。這就是全家人吃住起坐之地。我問陪我的彝族翻譯：“為甚麼裏邊是這樣？”她說：“支頭（對奴隸主的尊稱）隻從外邊看過洋樓，不知裏邊甚麼樣，所以裏邊仍按彝家樣式來安排。”
陪同我們有兩位翻譯，一位就是這一家的弟弟，叫羅洪。另一位是個彝族少女，名叫曲木阿呷。和我們在一起時很天真，愛說笑。當她一人獨處時，卻常常露出憂容。看得出她對羅洪很崇拜，但很少和他交談。我不知為甚麼，也不便問。
更深入進去，才真正知道彝人是生活在甚麼樣的狀況中。我沒去過非洲，不知非洲的部落民族怎樣。從到過的歐美等地推測，我懷疑全世界隻有這裏，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還處在真正的“奴隸社會”。
我看了奴隸市場，在一個河邊上，幾十頭“兩足畜牲”，按男人、女人、小孩分類陳列。有買主來，就拉起一個摸摸腿，打兩下胸，甚至叫他或她搬起塊石頭走幾步看。定價原則也特殊，最賤的是成年男人，最貴的則是女人。我問彝人為甚麼這樣定價？他答說：“為甚麼母雞比公雞貴？母雞不是能生蛋嘛？”
“為什麼最能幹活的男人還沒小孩值錢？”
“小孩買來就能放羊割柴，幹幾年長大了仍能賣錢，成年娃子用了幾年就老了，不值錢。”
就這樣，白彝一家數口，分賣給幾家，頓時妻離子散，終生難得再見。
我們看得當然很驚心動魄，心潮難平。曲木阿呷一言不發，眼中含滿淚痕，我問她：“你以前見過這場麵，是嗎？”
她說：“我就是白彝女子，爹爹受不住黑彝的折磨，冒死跑出了涼山，逃到了一個小縣城。在舊縣衙當雜役差事，因為給官府當差，才沒抓回再賣掉。我的祖父母都被這樣賣過……”
她還告訴我，羅洪家是黑彝，她從不願住在這裏。但羅洪這個人很好，不像別的黑彝對她帶著卑視態度。不過既是兩種骨頭，還是少接近為好。
小小年紀竟心中埋有這麼多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