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給經濟建設帶來了毀滅性的破壞。據統計，1967年的全國工農業總產值比1966年下降了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了4.2%，這種狀態使毛澤東認識到有必要對局勢加以控製，通過“三支兩軍”，全國的政治經濟秩序有所好轉，1969年和1970年的工農業生產有了較快的發展，工農業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分別為23.8%和25.7%。但是，由於毛澤東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思想中的“左”傾錯誤，所以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始終未能正常化，1974年江青等人掀起了“批林批孔”的鬥爭，1976年又大搞“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全國的經濟秩序一再陷入混亂。
這樣，雖然由於社會中健康力量的努力和人民的艱苦奮鬥，1978年與1952年相比，國民收入由589億元增至3010億元，社會總產值由1015億元增至6846億元，其中工業總產值由349億元增至4237億元，農業總產值和工業總產值在社會總產值中的比重由45.42：34.38變為20.41：61.25，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提高，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還在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麵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但總的說來，10年“文革”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大傷元氣，1966—1976年，全國居民消費水平平均每年隻增長1.9%，全民所有製單位職工的實際工資水平反而下降6.5%，市政、文教、衛生、住宅、勞動就業和社會福利等方麵更是大欠其帳，整個國民經濟實際上已經麵臨崩潰的邊緣，在世界128個國家中（當時），中國人均產值居108位。對此，鄧小平曾經十分尖銳地指出：“幾億人口搞飯吃，糧食問題還沒有真正過關。我們的鋼鐵工業勞動生產率隻有國外先進水平的幾十分之一。新興工業的差距就更大了。”①（①《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90頁。）“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整整落後了二十年。”②（②《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0頁。）他甚至認為，如果這樣下去，中國人將被開除“球籍”。
“文化大革命”的嚴重後果使越來越多的人起來與“左”傾勢力作鬥爭。1976年4月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的群眾抗議浪潮。1976年10月，在毛澤東去世之後，中共中央采取果斷行動，粉碎了“四人幫”的篡黨奪權的陰謀。“文化大革命”也由此宣告結束。
“文化大革命”引起的災難是巨大的，帶來的教訓也是沉重和深刻的。這些教訓主要是：第一：社會主義時期必須始終和堅定不移地把經濟建設和發展生產力作為最根本的任務。社會主義的基本目的是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這隻有通過發展生產力才能實現。十年動亂因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取代了這一工作重心，幹擾和破壞了社會主義建設，也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目的；第二，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社會主義時期，始終會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也會在一定範圍內存在，有時還會激化。但是，社會主義時期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大量的普遍存在著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因此必須學會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能相互混淆，更不能人為地製造階級矛盾，用處理階級矛盾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第三，必須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毛澤東同誌是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的締造者和領導者，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過偉大的貢獻。但他的晚年犯有嚴重錯誤。由於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些嚴重錯誤不能通過黨和國家的正常製度而得到及時糾正，以致釀成大禍。反對個人崇拜的最重要的方法和途徑，是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充分發揚民主，堅決執行民主集中製和集體領導的原則，建立和健全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使民主原則法製化、紀律化；第四，必須反對和清除社會主義思想理論中的“左”傾遺毒。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犯過各種錯誤，但其最根本最嚴重的錯誤是“左”傾思想引起和造成的。“左”傾思想是“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的理論之源；“文化大革命”是“左”傾思潮的必然惡果。所以，必須堅持長期地反對“左”傾思潮的鬥爭。
“文化大革命”雖然給中國的社會主義造成了嚴重的損失，但它同時也表明，社會主義製度在困難的條件下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中國人民對社會主義抱有堅定的信念，中國共產黨有能力糾正自己的錯誤並繼續領導中國人民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文化大革命”的結束翻過了中國社會主義史上沉重的一頁，開始了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嶄新的時期。
第二節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中形成和發展
一、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與改革開放的發展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概念，是鄧小平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開幕詞中正式提出的，他明確宣布，“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的經驗。但是，照搬照抄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麵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曆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①（①《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頁。）。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是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的繼續和發展，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建國後30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與教訓，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進行深刻反思的結果。這一理論和實踐的探索實際上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已經開始，並且在此後十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在與各種“左”的和右的思想傾向的鬥爭中不斷地得到發展和完善而逐漸走向成熟。它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再次帶來了生機和活力，並且在蘇東劇變之後，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於低潮的情況下為人類帶來了新的希望。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中是一個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轉折點。在這次會議前夕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指出：“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靠實事求是”，“隻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發展。”①（①《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3頁。）鄧小平指出：“要及時地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決管理方法、管理製度、經濟政策這三方麵的問題。”②（②同上，第149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了思想基礎，為這次會議提供了一個指導性的原則。
十一屆三中全會首先明確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作出了把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並且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號召。大會公報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麵地改變同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的、深刻的革命。”③（③《三中全會以來》（上）第9頁。）公報同時指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④（④同上，第5—6頁。），以此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不久，針對少數人當中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鄧小平又及時在1979年3月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明確提出了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即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四項基本原則。至此，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一黨的基本路線完整地形成了，後來在中共十三大上，還被確定為黨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基本路線為改革開放的事業提供了廣闊的前景，也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證。盡管當時還沒有具體政策的保證，中國的農民就在改革之路上邁出了大膽的第一步。1978年12月，安徽省鳳陽縣梨園公村小崗生產隊的20戶社員簽訂了包幹書，規定除完成每戶全年上交的公糧外，產量全部歸各農戶自己所有。包產到戶一年後，該生產隊的生產大幅度增長，在鄰近各縣引起了強烈反響。1979年4月，中共中央批轉了國家農委黨組《關於農村工作問題座談會紀要》，允許有特殊情況的地區可以實行包產到戶，強調從實際出發，堅持群眾路線，從而在實際上推動了農村的改革。此後，聯產承包責任製迅速擴展開來，到1980年底，全國已經有30%的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或者包幹到戶。
中央及時總結了各地農村改革的經驗。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轉批《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作為中央一號文件下發。《紀要》肯定了全國農村已有90%以上的生產隊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製這一事實，明確指出，這些責任製形式“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它不同於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個體經濟，而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1983年1月的中央1號文件《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進一步表示：“聯產承包責任製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經濟中分散經營和統一經營相結合的經營形式，是合作經濟中一個經營層次，它既可適應當前手工勞動為主的狀況和農業生產的特點，又能適應現代化進程中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聯產承包製作為八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的偉大創舉，已經在中國大地上紮了根，它不是解決溫飽問題的權宜之計，而是涉及整個農村經濟體製的一項根本性改革，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
聯產承包責任製作為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的第一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也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農村經濟領域首次顯示了它的生命力。1984年，全國的糧食產量達到40713萬噸，棉花產量則從1978年的216.7萬噸增加到1983年的463.7萬噸，農民生活有了較大幅度的改善，全國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了1986年的424元。據估算，實行聯產承包製之後，農業勞動效率提高3.6%，在農業高速增長的1978—1980年間，聯產承包製對農業增長的貢獻度為41%。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不僅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為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中國農村的現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而且為消費品工業的發展，從而為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創造了良好的經濟環境。可以說，農村第一步改革的成功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能夠得到順利發展的一個決定性的經濟前提。
在農村經濟體製改革全麵鋪開並且取得了顯著成就的同時，中國的城市經濟體製改革和對外開放事業也在探索中穩步發展，並且積累了一定的經驗。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在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任務的同時，還進一步提出了中國經濟建設的戰略目標：即在本世紀末實現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並且使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達到小康水平。十二大的召開加快了改革開放的步伐，在此基礎上，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把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進一步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發展中的一個貢獻是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論斷，提出了要實行政企分開，使企業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的任務，強調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共同發展的方針，並且強調了我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隨後，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又通過了《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強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同時又非常辯證地指出：“必須下大決心用大力氣，把當代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經濟行政管理經驗和其他有益文化學到手，並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和發展，不這樣做就是愚蠢，就不能實現現代化。”這個決議表明中國共產黨對改革開放的認識又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了城市改革的中心任務：“增強企業活力，特別是增強全民所有製的大、中型企業的活力，是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製改革的中心環節，”其根本的途徑是：“解決好兩個方麵的關係問題，即確立國家和全民所有製企業之間的正確關係，擴大企業自主權，確立職工和企業之間的正確關係，保證勞動者在企業中的主人公地位。”根據上述目標與原則，中國城市經濟體製改革方麵采取了以下幾個方麵的措施：縮小指令性計劃——從1980年到1987年國家指令計劃工業產品、統配物資和商品門類分別從120種、259種和188種減少到60種、26種和23種；放寬政策，積極發展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一一從1978到1987年，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全民所有製成分從80.8%降至69.7%，集體所有製成分從19.2%上升到27.1%，個體及其他經濟成分則從無到有發展到占2.4%；增強企業活力，擴大企業生產經營的自主權，使企業在生產計劃、產品購銷、資金使用及勞動、人事、工資、獎金等方麵有了較大的自由；改革流通體製，逐步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係，漸漸搞活消費品、生產資料、資金、勞動力、房地產和信息市場以及改革工資製度；促進經濟橫向聯合等等。
與城市經濟體製改革向縱深發展的同時，農村的經濟體製改革也發展到第二個階段。1985年中央和國務院在總結前一階段農村改革的成就的基礎上提出：“在農村生產向商品經濟轉化中還存在著種種不協調現象。農業生產不能適應市場消費需求，產品數量增加而質量不高，品種不全，商品流通遇到阻礙，生產布局和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優勢不能發揮，一部分地區貧困麵貌改變極慢。”因此，改革農村產業結構就成為第二階段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的關鍵任務，這方麵包括兩個較大的措施，第一是取消了農產品的統購統銷製度，根據具體情況分別實行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製；第二就是大力發展多種經營和鄉鎮企業的生產。
鄉鎮企業的發展是中國農村經濟體製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現象，1985年中共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製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汁劃的建議》中明確肯定了鄉鎮企業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作用：“發展鄉鎮企業是振興我國農村經濟的必由之路。指導鄉鎮企業發展的方針應該是：積極扶持，合理規劃，正確引導，加強管理。一般來說，興辦鄉鎮企業要立足於農業，服務於農業，重點發展農產品加工業，發展農產品的儲藏、包裝、運輸、供銷等產前產後服務業。”
由於政策對路，鄉鎮企業得到了迅速發展。1978年全國社隊企業的總產值為493.07億元，到1988年全國鄉鎮企業總產值則達到了6000多億元，比1978年增長12.1倍，其產值並且在1987年就超過了農業，從業人員則達到9200萬人，是農村勞動力人口的23%。鄉鎮企業的發展在中國經濟建設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它不僅解決了農村的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扶持並推動了農業的發展，而且為解決廣大農村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問題走出了一條建設性的思路。當前，中國的不少鄉鎮企業已經逐步實現了與純農業的脫離，采用先進技術，引進外部資金，成為規模較大、效率較好的現代化企業，甚至參與了國際競爭，成為中國多種經濟形式中重要的、充滿生機與活力的一個組成部分。
改革與對外開放本來就是一個辯證的統一體。“開放政策”的概念是鄧小平在1978年10月會見外國客人時首次明確提出的①（①《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33頁。）。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鄧小平又進一步表示：“我們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②（②《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頁。）同年12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國將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的交流”，從而把對外開放作為一條基本國策確定下來。1984年2月，鄧小平在視察廣東、福建等地之後進一步提出，對外開放將是一項長期的政策，同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再次充分肯定了對外開放的重要意義：“正在世界範圍內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一種新的機遇和挑戰。這就要求我們的經濟體製，具有吸收當代最新科技成就，推動科技進步，創造新的生產力的更強大的能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把對外開放作為長期的基本國策，作為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在實踐中已經取得顯著成效。今後必須繼續放寬政策”。也就是說，不僅必須長期堅持對外開放，而且對外開放也已經成為中國的改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內在因素，從某種意義上，對外開放的程度成為改革成功與否的一項重要的衡量標準。
在此之前，中國的對外開放已經初具規模。1979年頒布了《中外合資企業法》，同時在廣東、福建兩省試辦經濟特區，隨後，4個沿海城市分別在1980、1981和1982年被正式辟為經濟特區。1984年的對外貿易額已達1201.1億美元，幾乎是1976年（264.1億美元）的5倍，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國內經濟體製改革的深入，對外開放也迅速進入了高潮。1985年，中央和國務院作出決定，進一步對14個沿海城市進行對外開放，當年的對外貿易總額就從上年的1201.1億美元猛增到2066.8億美元。此後，對外開放與國內的改革相互促進，其規模不斷擴大，程度不斷加深。從1978—1990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以15.4%的年平均速度增長；1979—1990年，中國簽訂利用外資的協議額為1020.78億美元，其中實際利用額為680.75億美元；1982—1985年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約8900項；除原有的經濟特區之外，又進一步開放了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洲，並決定在沿海開放城市建立13個經濟技術開發區，1986年決定開放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1988年提出了整個沿海地區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戰略，同時在一些內陸沿邊城市也采取了一係列對外開放的措施。到1992年，全國已有近800個市、縣對外開放，形成了一種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格局。應該指出的是，中國的對外開放不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而且擴展到政治、文化、教育等等各個方麵，它不僅帶來了資金、技術和商品，也帶來了管理經驗和先進的文化成果，更為重要的是開闊了國人的眼界，使之能夠從一種全球的視野來看待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從而從各方麵促進著改革向縱深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