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夏季，我參加了在夏達奎市舉行的“美國聾人語言教學促進會”的第一次會議。在那裏，我被安排進入紐約市的萊特——赫馬森聾人學校上學。
一八九四年十月，我由莎莉文小姐陪伴前往就讀。我之所以選擇這所學校，主要是為了提高語音和唇讀的能力。除了此之外，在學校的兩年中，還學了數學、自然、地理、法語和德語。
我的德語老師瑞米小姐懂得手語。我多少學了一點兒德文後，便時常找機會和她用德語交談，幾個月之後，我幾乎可以理解她的全部話語。一年後，我已經能夠輕鬆地閱讀《威廉·泰爾》這部小說了。事實上，我在德語方麵的進步確實比其他方麵都要大。
而相對的，我覺得法語要比德語難得多。教我法語的是奧利維埃夫人，她不懂手語字母，隻能以口頭教導我。而我要完全理解嘴唇的動作，不是有相當難度，結果法語比德語進步慢得多。盡管如此，我還是把《被強迫的醫生》讀了兩遍。這本書盡然也很精彩，但還比不上《威廉·泰爾》。
唇讀和說話能力方麵的進步，並不如像我和老師預期得那麼大。雖然我自信滿滿，相信自己能夠像其他人一樣說話，就連老師也相信我可以達到這一目標。但是，盡管我持之以恒勤學苦練，卻仍舊不能完全達到預想的效果。大概目標定得太高了，結果就難免失望。
我還是把數學看得像陷阱一樣可怕，問題出現後，喜歡“猜測”而不去推理。這個毛病加上我的先天的不便，給自己和老師帶來了數不盡的麻煩。我不僅時常胡亂推測，而且還武斷地亂下結論。可想而知，障礙之外再加學習不得法，我學數學的困難就更大了。
盡管這些失望常常使我消沉，不過我對於其他功課，特別是自然、地理卻是興致盎然。探索自然界的奧秘令人快樂不已，那些活潑而生動的文字描述著風是如何形成的，水蒸氣是如何從大地的盡頭升起的，河流是如何穿過岩石奔流的，山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類又是如何改造比自己強大的大自然的。
我還深深記得，每天莎莉文老師和我都要到中央公園去。在紐約城裏這座公園是我惟一喜歡的地方，在這座美麗的公園裏，我試過了很多快樂時光。一進公園大門，我就喜歡人們給我細細描繪它的景色。公園的裏風景如畫，令人流連忘返。我在紐約停住了九個月，而每一天，它都是那麼絢麗迷人，令人陶醉。
春天裏，我們曾經輕舟一葉，流連在赫德森河上，也曾漫步在綠草如茵的河岸邊，這裏曾是布賴恩特吟詠的地方。我特別喜歡它那古樸而雄偉的峭壁。我們的足跡踏遍西點、塔裏敦、華盛頓、歐文的故鄉，我們也曾在“睡穀”穿行而過。
萊特——赫馬森聾人學校的老師們總是千方百計讓聾啞兒童擁有普通孩子們所享有的各種學習機會，哪怕是我們之中很小的同學，也能夠充分發揮他們被動記憶能力強等特點，以克服先天性缺陷所造成的不便。
在我離開紐約之前，這段灑滿陽光無比快樂的日子裏，不幸的烏雲突然籠罩天空——讓我陷入無限的悲痛之中，這種悲痛僅次於當年我父親的逝世。那是波士頓的約翰·P·斯泡爾丁先生在一八九六年二月的不幸逝世。隻有那些最理解並敬重他的人，才會明白他對我的友誼是何等深厚。他是這樣一種人——幫助了你，又不使你感到被幫助的壓力，對莎莉文小姐和我更是如此。隻要一想起他對我們愛護和對我們困難重重的學習所給予的照顧，我們就勇氣倍增。他的逝世給我們的生活所造成的空白，是永遠填補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