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有比較研究之說，基礎教育研究也不例外。不過，比較研究有中外之比較研究，有古今之比較研究，我想做關於我國東西部基礎教育比較研究的嚐試。理由有三：其一，2008年正好是我國改革開放30年，各行各業都在總結30年取得的成果，也在反思30年存在的問題，對30年東西部基礎教育的發展進行比較研究，也是總結、反思基礎教育30年改革開放成果的一個視角。其二，進入21世紀以來，基礎教育發展不均衡的問題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呼籲教育公平的聲音越來越高，通過比較，認識東西部基礎教育之間存在的差距，通過研究，分析造成東西部基礎教育差距的原因，有利於逐步縮小東西部之間客觀存在的差距，有利於逐步實現基礎教育的均衡發展，有利於逐步實現教育公平，也有利於實現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其三，我是一名長期身處西部貧困地區最基層的基礎教育工作者，親曆、見證了西部地區基礎教育30年的發展過程，對許多現象和問題都有直接的感知。由於工作關係，我也曾多次去基礎教育發展較快的東南沿海學習考察，對他們基礎教育所創造的輝煌也有廣泛的了解，並且深有感受，積累了不少素材，有做好這個題目的強烈衝動。
東西部基礎教育比較研究，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應該說，隻有同時對東、西部基礎教育進行全麵深入了解的人，才有資格做這個題目，我自問遠沒有做到這樣的全麵深入。但是，我竟然大著膽子做了，雖然做不到全麵深入，做點滴比較也是一種有益的探索，至少不會有什麼壞處。因此，就本書研究樣本的選擇原則，我想做幾點說明：
第一，我國基礎教育的大頭在農村，而不在城市。這就決定了解決均衡發展的主要問題在農村，實現教育公平的主要任務也在農村。所以，本書在選擇樣本時，把重點放在了縣以下的農村基礎教育。這樣做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本人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又在農村基礎教育戰線工作多半生，最熟悉農村教育，也最關心和熱愛農村教育。
第二，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基礎教育東南沿海遠比西部各省發展得快，發展得好，取得的成就也要遠比西部各省輝煌得多。但就東南沿海而論，我以為，山東、江蘇、浙江和我國台灣地區，可以代表我國目前基礎教育最高水平。所以，本書分論的上卷《東部教育的輝煌》部分，重點在這些省區選取樣本，選擇不同切入點，介紹了他們基礎教育所取得的輝煌成就。
第三，改革開放30年來，西部各省的基礎教育也在飛速發展，且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其發展變化用天翻地覆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但是，橫向比較，我們的步子顯然要比東南沿海邁得慢，成就也比人家小得多。由於本書的立意是要將東南沿海基礎教育的輝煌，與我們西部基礎教育的困窘作比較研究。說穿了，就是有意用別人的優點來比我們的缺點。試圖從中尋求縮小差距、實現均衡發展的良策。所以，在分論的下卷《西部教育的困窘》部分，我重點以西部基礎教育目前存在的問題、困難、困惑、尷尬為切入點，目的無非是想盡力探求我們西部基礎教育的差距到底在哪裏。不是說，改革開放30年，我們西部基礎教育就沒有發展，也不是說我們的成就不大，更不敢說西部基礎教育就一團漆黑。
實際上，我們西部地區近30年來，也有很多地方和學校，在基礎教育領域創造了很多讓全國都注目的成就。比如陝西眉縣、甘肅會寧、寧夏靈武等，還有很多我並不了解的地方，基礎教育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享譽全國的。由於本書研究的重點不在這裏，所以，我也沒有去搜集這方麵的材料，希望讀者諸君給予理解。
東西部基礎教育比較研究是一項理論性極強的研究，按說應該建構一套比較完整的體係，從理論的高度進行研究。可惜我不是專家，沒有高屋建瓴的能力，我也不是學者，沒有那樣高的理論水平。我隻是一名最基層、最普通的基礎教育工作者，我所能做的隻是選取幾個點，選擇幾個視角，進行個案研究。好在個性中總是蘊涵著共性，個案的比較研究也未必不能給人以啟發和啟示。相反，對於最基層的基礎教育工作者來說，從個案中得到的啟發和啟示，或許會比從理論性極強的專著中得到的更容易。
東西部基礎教育比較研究是一項極理性的研究，按說要極力避免摻雜感情色彩。但是，本書的寫作卻采用了散文的筆法，其中有許多描述性的語言，也有許多情不自禁的感情流露。那是因為，愛是基礎教育的基石，隻有愛之切，才會有痛之深，也才會有基礎教育之成功。我正是抱著對基礎教育的無限熱愛之情來寫這本書的，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筆法。同時，由於我長期身處基礎教育的最基層，我深知基層的廣大教育工作者和老師最喜歡讀什麼樣的書，最不喜歡讀什麼樣的書。為了讓這本書能夠有比較廣泛的讀者，也為了讓這本書真正發揮它能夠發揮的作用，而不致使它成為人們書架上新添的擺設，我有意識選擇了這樣的筆法。
本書隻是選取幾個個案，從幾個不同的視角，對東西部基礎教育進行了一些簡單的比較與探索，希望能夠作為引玉之磚，引起專家學者們的興趣，進行更深入的比較研究。但由於作者所處身份和地位的局限，觀察東西部基礎教育的視角也受到一定的限製，所以，對東西部基礎教育的介紹與評述，內容上難免掛一漏萬，觀點也難免有偏頗謬誤之處，誠心敬請專家、同仁批評指正。
本書的引文注解，上、下卷有所不同。上卷凡引用公開出版的書籍、報刊上的材料、數字，均采取了在每一篇末集中注明出處的辦法。下卷所引材料，一是來自我的調研所得，一是來自媒體報道，由於不好一一注明，所以沒有注明出處，希望讀者諸君能夠諒解。
本書能夠得以付梓，要感謝陝西省教育學會原會長張克儉老先生、陝西省教育學會秘書長符睿斌先生，以及鹹陽市教研室原主任張斌崇先生，是他們給我提供了許多外出考察學習的機會，也是他們多年對我的關懷、支持與鼓勵，才有了這部作品。特別是張斌崇先生，在百忙中親自指導、策劃該書的出版工作，對此，我深表感激，並借此機會聊表謝意！
改革開放30年，我國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等各個領域迅猛發展，麵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綜合實力大大加強，開始步入世界強國之林。也使近代以來無數仁人誌士流血犧牲，前仆後繼，為之奮鬥的強國之夢開始變為現實。和各個行業、各個領域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樣，我國的基礎教育同樣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首先是1978年，以全國恢複高考製度為標誌，教育界成為當時全國最早推進思想解放、撥亂反正的戰線之一，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現代理念被納入製度化的軌道並被全社會所認同。1978年，教育部重新頒布了《全日製小學暫行工作條例（試行草案）》、《全日製中學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全麵恢複了“文革”前的教育體製，確定了中小學的基本學製和課程設置，使基礎教育迅速擺脫混亂局麵，重新回到了正常發展的軌道。
其次是1985年，以《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頒布為標誌，全麵啟動了教育體製改革。此後我們逐漸探索並建立起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從中央到地方分級辦學、分級管理、從政府向社會擴展的新型教育體製。我國圍繞著辦學、管理、投資體製等全麵開始了教育體製的一係列改革。
再次是1993年，以《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頒布為標誌，初步建立起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教育體製。到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麵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提出，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積極鼓勵和支持社會力量以及多種形式辦學，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形成以政府辦學為主體、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共同發展的格局。凡符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辦學形式，均可大膽試驗”。這一時期，應該說是中國基礎教育改革最活躍、發展最迅猛的一個時期。
最後是2002年以來，以黨的十六大召開為標誌，教育成為民生之基，政府辦教育在新的高度上再次成為改革的核心。有專家把這一時期稱為教育改革的轉型期。
不管分為幾個階段，不管怎麼分法，也不管各個階段改革的重點是什麼，總之，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基礎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目前，我國學前教育入園率、小學淨入學率、初中毛入學率、高中毛入學率分別達到了44.6%、99.5%、98%和66%，均達到了曆史上最高水平；全國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人口覆蓋率達到了99%，青壯年文盲率控製在4%以內，1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達到了8.5年；13億中國人的學習機會明顯增多，國民教育整體水平從低收入國家行列提升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為我國總體上進入小康社會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貢獻；截止到2008年秋季，全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城市到農村的九年義務教育，徹底實現了真正的免費義務教育。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既是全黨、全社會和教育係統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我國教育領域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以改革促發展的成功實踐。
但是，在總結基礎教育30年改革發展成果的同時，我們還必須實事求是地、冷靜地反思我們基礎教育在發展前進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這便是教育公平的問題。
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教育是民族振興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將教育公平問題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事實上，2002年前後，國家教育政策的重點就已經轉到了教育公平上。在義務教育階段，教育均衡發展作為促進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徑，獲得了自上至下的一致關注。2006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提出：“國務院和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合理配置教育資源，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改善薄弱學校的辦學條件，並采取措施，保障農村地區、民族地區實施義務教育，保障家庭經濟困難和殘疾的適齡兒童、少年接受義務教育。”幾乎與此同時，教育部也出台了《關於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若幹意見》，明確指出要逐步縮小學校之間辦學條件的差距，保證轄區內薄弱學校逐年減少，不得舉辦或變相舉辦重點學校。加大城鄉教育對口支援力度等等。
總觀這些政策法規就會發現，國家關注教育公平和促進教育均衡發展的重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麵：一是城市和農村的教育均衡發展問題，二是弱勢群體的教育公平問題，三是區域內教育均衡發展的問題。我以為，就全國而言，東西部教育也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同樣也需要而且必須認真研究如何均衡發展的問題。
就我個人淺陋的研究所見，改革開放30年，全國基礎教育的發展，在總體水平不斷提升、取得巨大成績的背後，掩藏著極大的不均衡。具體講，東南沿海的基礎教育和西部地區的基礎教育，在發展水平上存在著十分巨大的差距。而且這個差距目前還在不斷地擴大。
所謂東部地區，我以為，以環渤海灣地區的山東、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江蘇、浙江為代表，目前仍代表著我國基礎教育發展的最高水平。無論是在辦學體製、投資機製、管理水平，還是在教育理念、教育方法和教育質量等方麵，都是獨領風騷，走在全國的最前沿。而且在各個方麵，他們都已經創造了很多成功的經驗和做法。他們的成績，有一些完全可以夠得上用輝煌一詞來形容了。我國台灣地區的基礎教育似乎發展得更快、走得更遠。不但在國內堪稱一流，而且在國際也屬領先。和他們的輝煌相比較，西部地區的基礎教育在各個領域都還存在著很多問題、困難、困惑，甚至還有許多尷尬和無奈。
比如，以世俗眼光評價教育質量的高考升學率而論，就我的研究所見，西部教育人對高考升學率的追求欲望、迫切心情，比他們有過之而無不及，西部教育人在追求高考升學率的艱苦征途上所付出的辛勤和汗水一點也不比他們少。但是，追求的結果卻差距很大。早在上世紀90年代，我們還在津津樂道高考上最低控製線的考生比上年增加了多少的時候，他們已經在比本科上線人數了。到了21世紀，我們也開始比本科上線人數的時候，他們卻在競爭考入名牌重點大學的數量。在西部地區一個縣、甚至一個地市某一年考上一個清華、北大學生，全社會都會為之歡呼雀躍、大肆慶祝的時候，在江蘇、浙江的很多地區，一個縣，甚至一個學校一年北大、清華就能錄取十多名、甚至幾十名學生。這不能不讓西部教育人感到十分尷尬和汗顏。
同在一片藍天下，同受一個政黨的領導，享受著同樣的政策待遇（台灣地區除外），東西部教育的差距為什麼會這麼大？差距到底來自哪裏？能不能縮小？認真思考、研究、回答這些問題，對逐步縮小東西部教育的差距，實現全國教育的均衡發展，實現教育公平的理想，乃至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無疑都將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
實際上，2000年以來，國家已經開始注意東西部教育發展不均衡的問題了，而且已經采取了東部地區對口支援西部貧困地區的措施。近年來，東西部地區基礎教育領域的相互交流、研討活動也十分頻繁，但是，收效並不是十分明顯。我以為，主要問題出在交流研討的內容始終局限在教學方法的範圍內，而沒有深入到教育理念、教育思想，以及辦學理念、辦學體製、管理理念等層次的比較與反思。我們往往喜歡走捷徑，希望別人很快教我們一套簡單易行的方法，然後熱蒸現賣地應用就能提高質量和水平。這種急功近利的思想往往欲速則不達，甚至會適得其反。
那麼，東西部基礎教育的差距到底在哪裏呢？筆者不避淺陋，試做以下反思，作為引玉之磚求教於大家。
一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已經成為一條毋庸置疑的真理。所以，我這個對經濟一竅不通、完全不懂的人，寫到這裏也不得不硬著頭皮，花費一個星期多的時間來查找有關經濟的數據。雖然我不敢肯定自己千方百計得來的數據的準確性，但是，我能肯定的是，這些數據，足以證明東南沿海之所以能夠創造基礎教育的輝煌，的確離不開他們雄厚的經濟基礎作強有力的後盾。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台灣地區經濟就已經開始了高速增長的態勢，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更是台灣經濟快速騰飛的時期。也就在這一時期，台灣經濟迅速雄起於世界東方，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基礎教育的投入也在大幅度地增加，學校規模迅速擴大，基礎設施快速更新。以至於2002年我在台灣考察時有一種感覺，我覺得就基礎教育的基礎設施而言，我們西部地區和台灣的差距至少在50年以上。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先在廣東、福建、海南三個省設立開發區，使廣東和海南的經濟迅速騰飛，成為全國人民關注、羨慕的焦點。但是緊隨廣東、海南之後，江蘇、浙江、山東就依靠自己的區位優勢、人才優勢，以及他們敢於創新、勇於探索、勤於實踐的精神，在經濟上迅速崛起，成為全國緊隨廣東之後的三個經濟強省。
這裏列舉我查找到的幾組數據：
2004年全國各省市的GDP排名中，廣東GDP總量是人民幣13788.90億元，人均17545.36元，全國排名第五位；江蘇GDP總量是人民幣12098.80億元，人均16391.82元，全國排名第六位；浙江GDP總量是人民幣9798.00億元，人均21084.57元，全國排名第四位；山東GDP總量是人民幣10378.00億元，人均11426.90元，全國排名第十位。
2007年，有人將當年全國各省GDP的總量和增長情況作了排名，其中：台灣3660億美元，增長4.4%；廣東3355億美元，增長14.1%；山東2823億美元，增長14.7%；江蘇2784億美元，增長14.9%；浙江2022億美元，增長13.6%；香港1910億美元，增長6.8%。其中江蘇、浙江、山東三個省的GDP增長速度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