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07年中國GDP50強城市的，江蘇有南京、蘇州、南通、常州、徐州五個市；浙江有杭州、無錫、寧波、紹興、台州、嘉興、金華七個市縣；山東有濟南、青島、煙台、濰坊、淄博、濟寧、東營、臨沂、威海、滄州十個市。三省合計占到全國GDP50強城市的44%。
進入2007年全國經濟百強縣的，江蘇省22個，浙江省27個，山東省23個。三省總共72個縣，占到全國百強縣的72%。其中排在前十位的，江蘇6個，浙江2個，山東1個。以排名前十位之一的浙江省紹興縣為例，2005年的主要經濟數據統計：全縣生產總值390億元，財政收入42.32億元，地方財政收入20.13億元，人均6850美元，農民人均純收入9241元。這樣的數據，是西部貧困地區任何一個地級市都不敢望其項背的。
這些數據的準確性還可以再求證，但是我想大概沒有人會否認，江蘇、浙江、山東是當今中國直追、甚至超過廣東，完全可以和台灣、香港相提並論的經濟強省這一事實。
經濟的強大同時也帶來了教育的勃興，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們就依靠強大的經濟實力，大力投入基礎教育，使基礎教育的整體水平遠遠超過了全國其他省份。就基礎教育的整體辦學條件而言，江蘇、浙江和山東也至少超前西部各省好多年。
如果說江蘇、浙江、山東經濟的強大，帶給教育的最大好處僅僅是辦學條件超前發展的話，那倒不是拉開東西部基礎教育差距的主要因素。真正造成東西部基礎教育發展嚴重不均衡，差距越來越大的主要因素還是人才的分布不均。大量優秀的教育人才都集中到了上述省份。
江蘇、浙江、山東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了對教育投入的大幅度增加，同時也帶來了對教師待遇的大幅度提高。就我個人的考察所知，目前，在上述三個省，包括廣東、海南任教的普通中小學教師，年薪10萬元左右是很平常的事。而在西部地區，同樣都是中小學的普通教師，除個別即將退休的、中學高級職稱的老教師月薪可以拿到2000元外，其餘80%以上的中小學教師，月薪隻有1500元左右。他們還都是所謂的公辦教師，至於“代課教師”更不能和他們相提並論。不僅如此，2007年秋季，我在浙江省紹興縣考察期間，據該縣教育局領導介紹，僅2007年“教師節”一次，縣財政就拿出9000萬元，給全縣中小學教師發放節日福利。這是西部貧困地區任何一個縣的中小學教師想都不敢想的事。這也是近年來西部各地雖然絡繹不絕地、一批又一批派人到上述省份考察學習，甚至蹲在那裏掛職學習半年、甚或一年，而收效始終甚微的主要原因。有很多校長、教師到那裏學習的結果卻使他們搞好本地教育的信心受到了極大的挫傷，甚至有些人還會產生自卑、失望，甚或絕望的心理。
由於待遇上的巨大差距，優秀的師範畢業生都搶著到上述省份去就業，很少有人願意到西部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來就業。不僅如此，西部貧困地區許多在職的優秀中小學教師，不惜拋棄養育自己的家鄉，拋棄目前在西部地區仍然被認為是“鐵飯碗”的職業，跑到上述省份去做合同製的“代課教師”。於是，便出現了被媒體稱為“孔雀東南飛，一去不回頭”的現象。
於是，東南沿海優秀的中小學教師層出不窮，可謂生生不息，代代相傳，良性循環。而西部地區中小學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卻迅速下滑，可謂急轉直下，青黃不接，甚至到目前還看不到什麼希望。
如果說要縮小東西部基礎教育的差距，實現東西部基礎教育的基本均衡發展，辦學條件的差距相信隨著西部地區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家對西部貧困地區教育投入的不斷加大，不遠的將來，這個差距會縮小的。但是，要真正使東西部地區在基礎教育的質量水平上站到同一個水平線上，不解決人才流動的問題，我以為，永遠也看不到希望。
二
陝西有一句流傳甚廣的話，叫做“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將，陝西的黃土埋皇上”。意思是說南方人崇文，曆史上多出才子；北方人尚武，曆史上多出將軍。至於“陝西的黃土埋皇上”一句，我反複品味多年，其中的蘊義始終把握不定。隻是一種事實的客觀描述嗎？似乎不完全是。我隱隱覺得其中透漏出陝西曾經作為13朝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一種自豪、自信，甚至還有一點自負的情懷。同時，還多少能品出一點對“官本位”的崇拜和向往。這一點從普通老百姓閑聊中也能感覺到，他們最愛聊的就是哪個地方出了個什麼大官，而不是出了什麼科學家和曆史文化名人。一方麵可能因為他們不知道，一方麵也能看出他們對做官的崇拜和向往。這種集體無意識式的閑聊，和蘇、浙、魯三個省份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其實，無論是科學家也好，曆史文化名人也好，還是高官也罷，無論是比數量還是比知名度，雖然我沒做過專門統計，但我敢肯定，能夠上得了中國各類史書的科學家、曆史文化名人，包括高官中，西部地區的總合，恐怕也沒有上述三個省多。
這句流傳甚廣的話，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比較心理，也是一種深層文化心理的積澱。雖然簡潔，但卻極準確。就我在江蘇、浙江、山東考察所見，走進每一所學校的校史館，都會發現許多足以讓人振聾發聵的名字。而在這些名字和照片中，山東多將軍，江蘇、浙江則多科學家、實業家和文化名人。這不能不使我們聯想到文化與教育的關係。
文化，到底是什麼？文化和教育是親是疏，到底是什麼關係？這實在是一個太大的題目，老實說，我的能力和水平也遠不足以論述這樣的題目。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教育不但永遠都是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還是文化薪火得以延續的重要載體，教育永遠肩負著傳承文化的曆史使命。同時，教育事業的發展又不斷豐富和發展著文化的內容。
也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多年來我一直以為，無論是台灣還是江蘇、浙江、山東，他們基礎教育所創造的輝煌，始終和他們所擁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蘊是分不開的。
山東，是我國古代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孟子的誕生地，是儒家思想的發源地，對於以儒家思想建立起倫理道德和基本社會禮儀秩序為基礎的封建社會，並且能夠持續幾千年的中國曆史來說，齊魯文化又可以說是中華民族的立邦之基。
儒家文化最講究“經世治用”，也最講究“兼濟天下”。我不敢肯定，幾千年來這種思想是不是已經作為齊魯文化的精髓，深深植根於山東人的潛意識之中，成為他們世世代代教育子女時心照不宣的一個目標。但是，我卻知道在幾千年漫長的封建社會，山東湧現出的無數曆史名人中，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居多。即使到了當代，我國軍隊中的將軍，似乎還是山東人居多，僅威海一個市就出過將軍240多人。省級以上的高官中，山東人也不少。這是我在山東考察時得出的一個強烈的印象。
改革開放30年來的山東基礎教育給我的印象是，他們繼承和發揚了儒家教育文化中最優秀、最精華的部分，並不斷有所創新。從上世紀90年代初煙台的素質教育實驗走在全國最前列，到本世紀初壽光的基礎教育均衡發展改革引起全國媒體關注，再到濰坊市的教育製度創新促使“全國教育製度創新現場會”在這裏召開，以及山東省的農村基礎教育綜合改革成為全國的先進。他們所走出的每一步，給我的感覺都是，山東人辦教育緊貼實際，注重整體，雄渾大氣。我想，也隻有齊魯文化才能孕育這樣獨具個性的教育風格。
江蘇和浙江，雖然屬於不同的兩個省份，但是，同屬於長三角地區，兩省又相鄰，無論是地理位置還是地理結構，也無論是自然資源還是自然風光，都有相似或相同的地方，幾乎同屬江南水鄉，所以，我們西部人往往習慣上把他們合稱江浙。事實上，如果粗略考察中國文化就會發現，江蘇和浙江其實有著非常相似的文化背景。
如果說在中國曆史上，山東出現的曆史文化名人中，以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居多。那麼，江蘇和浙江曆史上，則出過在數量和知名度上都超過山東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軍事家之外，更多的是一大批哲學家、科學家、實業家、教育家、文學家、書法家、音樂家、畫家，以及各類文化名人。這些人從古到今加起來數量之多，遠超過全國其他省份同級別名人總數的數倍，以至於我在這裏都不敢列舉一個名字。
因為一一列舉不現實，個別列舉我又不知道該列誰，不該列誰。因為不論怎麼分類，他們中的任何一位都是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某一領域的頂尖人物，他們中任何一位的名字都會讓我們振聾發聵。如果忘記他們中任何一個人的名字，整個中國曆史，甚至整個世界曆史都將不完整。既然不能列舉，又不敢遺忘，所以我還是暫時一個都不列舉的好。
江、浙的名人多，不光止於曆史，現代也毫不遜色。如果你在山東各學校的校史館裏，看到當今中國將軍的名字和照片最多的話，江、浙兩省的每一所學校的校史館，都會讓你親眼目睹很多當今中國的兩院院士和眾多文學、藝術、音樂、體育，以及文化名人的風采。
江、浙出的名人多，到江、浙遊曆、講學、做官、生活的名人更多。在幾千年漫長的中國曆史上，江、浙雖然很少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但是，江南獨特的山水文化，則始終是曆朝曆代文人騷客、社會名流為之折腰的理想境地。
文化是什麼？我以為，文化是人類共同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文化薪火的延續主要還是由文化人總結、文化人承載、文化人傳播。而傳播、延續最主要、也是最可靠的渠道顯然是教育。所以，江浙文化經久不衰的輝煌與繁榮，才是他們基礎教育不斷創造輝煌的豐饒沃土和堅實基礎。
前文已述，我對山東教育的整體印象是：貼近實際，注重整體，雄渾大氣。那麼，我對江浙教育的整體印象則是：探求本質，追求個性，空靈灑脫。就是說，江浙人辦教育，往往會從培養健全的人、完整的人這個教育的本質出發，無論是辦學校還是培養人，都很重視個性的培養與彰顯。由於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作鋪墊，有清晰科學的教育理念，加上他們又吸納了大量優秀的教育人才，他們辦起教育來便顯得揮灑自如，遊刃有餘。所以，他們的教育不光是高考升學率高，考上名牌大學的學生多，他們同樣培養出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學家、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詩人、畫家，也培養出了一大批體育明星、娛樂明星、科技明星，等等。
台灣文化，在中國文化史上應該說是個特例。
一方麵，由於眾所周知的特定的曆史、政治原因，台灣孤懸海外，與自己的母體文化隔絕半個多世紀。台灣的文化人對傳統的中國文化，比之我們大陸的文化人有著更加強烈的頂禮膜拜的情結。但是，由於隔絕的時間太長，以大陸為主體的中國母體文化半個世紀以來的發展變化，他們並不了解，也沒有隨之發展和變化，所謂“文而不化”。所以，他們所頂禮膜拜的中國文化，又基本上是截止到半個世紀以前的中國文化。所以，文化界往往有一種說法叫做：“50年前的中國文化在台灣，70年前的中國文化在英國，100年前的中國文化在美國。”這一點，一般到過台灣的大陸人都會有強烈的感受。
另一方麵，孤懸海外半個多世紀的台灣，由於種種原因，卻獲得了和歐美等國際社會廣泛接觸的機會。（據說，任何一個普通的台灣人，不用辦任何簽證手續，僅憑自己的身份證就可以獨步歐洲旅行。）所以，台灣文化又是受歐風美雨式的現代國際最流行文化浸染較多的中國文化。可以說，傳統與現代雜糅，東方與西方合璧，是台灣文化的主要特征。
受這種特殊文化的影響，台灣的基礎教育也表現出不同於大陸任何一個地方的特點。
一方麵，主觀上，由於對母體文化強烈的依戀與崇拜之情，客觀上，也由於半個世紀以前的1949年，當時中國知識界的文化精英們，一部分去了台灣，也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在台灣的廣泛傳播，提供了充足的人才保障。所以，台灣的基礎教育一直非常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比如，“禮義廉恥”仍然是台灣中小學德育的基本內容，人格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等等，都是台灣中小學思想教育的主要內容。比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經典作品，還是台灣中小學國文教育的主要內容。所以，台灣中小學的國文教材中的文言文教學，內容要比我們大陸的教材多得多，難度也要大很多。比如，中國書法仍然是台灣中小學教育的重要內容。
另一方麵，受歐美等國際社會教育改革大潮的影響，台灣的基礎教育，在固守傳統的同時，又透出強烈的現代意識。比如，台灣中小學的投資體製呈現多元化，民辦教育非常活躍，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比我們早多年，台灣中小學的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非常成熟，中小學全部實現了“小班化”，中小學班額都不超過35人，中小學辦學特色都很突出，藝術教育非常活躍等等，都是很值得我們西部基礎教育學習的地方。
近十多年來考察東南沿海教育的過程中，我常常會被一些十分尷尬的問題所困惑。在台灣的教育同仁往往會感慨：台灣這個彈丸之地，怎麼能和大陸比呢！能有多少文化積澱？哪像大陸，有著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而且這樣的感慨，決不是虛假的客套之辭，而是發自內心的，對祖國母體文化的依戀、向往與崇拜之情。從中我們還可以品出對台灣文化的歸屬不清、飄忽不定，以及不能歸祖認宗的無根現狀的無奈與失落之情。到了江蘇省南通市，遇到那裏的同仁一聽說我來自陝西，他們往往又會說：這裏有什麼好參觀的？幾百年前這裏都還是些漁村，沒有多少年文明史，也沒有什麼文化積澱。哪像你們陝西，曆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文物古跡那麼多，那才有看頭呢！也不是客套話。所以，這就迫使我不得不常常思考文化底蘊與教育發展的關係。
文化和教育的關係，實在是一種複雜而微妙的關係。文化底蘊深厚到底是有利於教育發展呢，還是會阻礙教育發展？這實在是個大題目。完全可以寫一部專著來論述。不過，考察東南沿海和西部地區改革開放30年基礎教育發展的經驗與教訓，我們似乎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深厚的文化底蘊、開闊的文化視野、開放的文化心態，加上創新的文化意識，必然會有利於教育的繁榮與發展。反之，文化則會成為阻礙教育發展的沉重的包袱和枷鎖。
以陝西為例，身處祖國中心，曆史上往往以關中和中原為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國”一詞的本意指向。所以，曆朝曆代也多選這裏建都。幾千年下來，這裏在創造了中華民族最輝煌文化的同時，也給這種文化溶入了一種唯我中心、唯我獨大、唯我獨尊，鄙視、甚至排斥一切外來文化的消極的文化心態。這種落後的文化心態，甚至可以從我們對邊陲的稱呼中都能反映出來。什麼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明顯帶有蔑視的意思。抱著這樣消極的文化心態來辦教育，勢必會沉浸在過去的輝煌中，不思改革，也不願創新，僅靠祖宗成法以求收到一勞永逸之效果，勢必會阻礙教育的發展。這裏僅舉一例足以說明：
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允許各省市、大專院校，甚至個人，在國家統一的《課程標準》規範下，自主編寫中小學各科教材，隻要通過國家教材審定委員會審定通過，則可麵向市場發行。迄今為止，河北、廣東、江蘇、浙江、山東、湖南、湖北等很多省市都有教材發行。但是，素以高校林立，人才雲集的陝西，至今卻沒有一本教材麵世，倒是整天對著人家的教材在研究編寫複習資料和練習冊，也許這就是我們的差距。
相反，東南沿海的文化，或許由於積澱不夠深厚，才沒有過多的包袱和束縛，所以他們才很少有成法可依。於是他們才能始終以一種開放的心態、進取的精神和創新的意識來辦教育，所以才能創造基礎教育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