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國有一句俗話：做任何事情，想到才有可能做到，想不到肯定做不到。雖然不是什麼至理名言，但卻真實道出了做任何事情的起因，都源自意識這個真諦。我始終覺得，東西部基礎教育的差距，和我們在辦教育的初衷意識上的差距是分不開的。最起碼，我認為至少我們在三種意識上和東部地區差距比較大。這三種意識分別是人本意識、機遇意識和科研意識。
首先說人本意識。以人為本，是現代社會管理的基本理念。教育，歸根結底是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必須以人為本。所謂以人為本，就是要尊重人的個性，發現和培養人的興趣、愛好，以人的健康發展為宗旨，以傳授知識、開啟智力為手段，以培養具有獨立人格、民主精神和創新品格的新人為目的。也就是我們的教育方針所要求的，“培養德、智、體全麵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就是素質教育。也就是在這個根本問題上，山東、江蘇、浙江，包括台灣等東南沿海的教育發達地區，和我們西部貧困地區拉開了距離。
但凡去過上述教育發達地區考察的人都知道，德育，在他們的學校工作中完全可以用無孔不入來形容。而且他們的德育工作一點也不假、不大、不空，都有很具體實在的內容和很強的針對性。比如他們的成人宣誓儀式，比如他們的感恩教育，比如他們組織學生開展“君子重義還是重利”的討論、“中學生擁有手機利弊”討論、“中學生迷戀網絡利弊”討論……比如他們在學校食堂每餐給學生播放一首世界名曲，在公布當天飯菜的公布欄裏同時告訴學生，今天播放什麼曲子，讓學生就著世界名曲用餐，等等。
在山東、江蘇、浙江，包括台灣的中小學操場上，隻要是在課間或課外活動時間，我們隨時都可以看到，大批的學生在做著各種體育活動，包括學生在唱“卡拉OK”。在這裏，校長在向參觀者介紹他們學校成績時，很少介紹他們的高考成績，盡管這往往是我們慕名而來的根本原因。相反，他們往往津津樂道的是，他們的學生在“奧林匹克”競賽中，拿了什麼國際大獎，在國際、國內體育比賽中拿了什麼冠軍，以及他們學校培養出了當今哪些科學家、文學家、書法家、詩人、畫家、歌星、影視明星等等。介紹的對象都是具體實在、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個體人，而不是枯燥的數字。
這就是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產生的教育效果。不刻意追求回報率，反而取得了高回報率。而我們刻意追求回報率，而且往往用力過猛，反而適得其反。實際上，我們的學校也在喊德育為首，但是大家心裏都清楚，我們骨子裏認為，德育目標太遠，抓德育是遠水不解近渴，還是不如抓升學率直接。所以，我們有很多人考察歸來往往會得出一個奇怪的結論，認為我們升學率不高，是因為我們的學生負擔還不夠重，學習還不夠刻苦。因為發達地區學生的書包比我們的學生更重，自習比我們的學生上得更多。於是，考察歸來，我們的德育更加形同虛設，我們學生的書包更重，自習更多，負擔更重。為什麼會這樣呢？我常常這樣想：頭懸梁、錐刺骨始終是我們刻苦學習的一個典範，但前提是自己願意做呢，還是被別人逼著做呢？這一個主動，一個被動，其間差距可就大了！
還有，我們往往忽視體、音、美教育，是基於我們對“全麵發展”的認識有偏差。我們往往以為全麵發展是對每一個個體而言，是指每一個學生的每一門課程都要學習出色，這顯然是不現實的。而山東、江蘇、浙江，包括台灣地區的全麵發展觀則是：沒有個體的特長發展，就沒有全體的全麵發展。這也是我們的差距。
為什麼人家的教育不刻意追求回報，最終卻取得了高回報，而我們刻意追求回報，最終卻隻能得到很少回報呢？我有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高考猶如登山，如果路線選擇正確合理，體能訓練科學有效，大多數考生都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相反，如果隻從山頂上垂下一根繩子，讓所有考生整天練習爬繩，而不去選擇路線，進行體能訓練，勢必有多數考生爬不到預期的高度。實際上，整個基礎教育階段所開設的所有課程，都是在教學生選擇路線和進行體能訓練。發達地區的基礎教育認真做了，所以他們成功了。而我們從小學一開始就在教學生練習爬繩，所以，我們隻能讓極少數學生爬到山頂。
其次是機遇意識。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行政文書中出現頻率很高的一個詞彙，即是“搶抓機遇”了。什麼是機遇？機遇也可以稱為“天時”，在現階段機遇往往是指國家改革開放的政策。改革開放是一件前無古人的宏偉事業，沒有成法可依，我們稱之為“摸著石頭過河”。既然是摸著石頭過河，必然會出現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認識的不斷加深，不同時期社會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麵的不斷轉移變化，政策勢必也會不斷在修正、調整中逐步完善。這就意味著“機遇”不是一種常態，而是充滿變數，甚至會稍縱即逝的。所以，機遇才要搶抓。也隻有搶抓，才能不致坐失良機。
麵對東南沿海基礎教育所創造的輝煌，我們西部人往往會簡單地將他們歸結到人家經濟基礎雄厚上，這一點沒有錯，但是並不全麵。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誰也否定不了，我在本文第一部分就已經論述過。但是，我始終覺得，除過經濟原因以外，東南沿海基礎教育的迅速發展，和他們能夠敏銳地發現機遇，迅速地捕捉機遇，牢牢地抓住機遇，並且能夠充分地利用機遇的強烈的機遇意識是分不開的。用行政領導的話說，叫做“用足用活政策”。
無論是山東也好，還是江浙也罷，甚至包括台灣，地方財政經濟基礎雄厚不假，但是，我注意到學校基礎設施建設，也不完全都是依靠地方財政一家投資，而是吸引了大量社會和民間財力共同投資。這種吸引社會和民間財力的能力靠什麼？靠政策給予的機遇。
比如，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我國曾有一段時間允許黨政事業單位創辦經濟實體，我們西部真正辦起來的並不多，而在東南沿海卻很普遍。他們也正是依靠這些實體的創收，開始改善學校的基礎設施，提高教師待遇，進而吸引人才的。到了90年代初，我們西部人開始有點醒過來了，但是這項政策被取消了。
比如，1985年頒布出台的《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正式拉開了我國基礎教育多渠道籌集教育經費，多元化辦學的改革序幕。聰明的江浙人很快就從中看到了機遇，他們迅速抓住這一機遇，創造了公辦民助、公有民辦，以及民辦公助等多種辦學模式，廣泛吸引社會和民間資本來改善教育的基礎設施。
與此同時，他們采取學校後勤服務社會化的辦法，將中小學學生宿舍、食堂，甚至體育設施，都麵向社會公開招標，吸引社會和民間資本投資。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學校負責監督管理，固定資產歸學校所有。
到了本世紀初，教育公平的呼聲越來越高，國家認識到教育是民生之基，政府辦教育在新的高度上再次成為改革的核心，上述做法被否定了。但是，東南沿海依靠這一機遇建起來的超一流的學校不是還在那裏嗎？而我們則是又一次坐失了良機。難怪我們老是山河依舊！
再次是科研意識。凡是去山東、江蘇、浙江和台灣考察基礎教育的人，大家交流起來都會感歎：人家的領導、教師素質高、水平高，人家那裏學術氛圍濃。我以為，人家的整體素質和水平高是事實，但歸根結底是人家的科研意識強。科研興教的口號我們也喊，但是我們隻是喊喊而已，人家卻在實實在在地做。
教育科研單位我們也有，從省市到縣區，我們都有教研室，山東、江蘇、浙江則省、市、縣都分設教科院和教研室。問題是我們就一個教研室還隻是個擺設，大部分是教育行政的後備軍，主要履行的是行政職能，與研究有關的，大概就是命題、編寫資料、組織考試、分析、排名等等之類的工作了。因為我們搞教育主要靠的不是科研，而是教育行政。而上述教育發達地區則正好和我們相反，他們搞教育主要靠的是科研，而不是靠教育行政。
比如，無論是全國實施素質教育也好，還是推行課程改革也好，每一級都要求必須有實施方案。方案怎麼來呢？山東也好，江浙也好，教科院首先必須開展可行性研究，拿出可行性研究報告，再由教育行政部門組織有關專家，根據研究報告製訂實施方案，最後交教研室組織實施。而我們的方案則是市上抄省上，縣上抄市上，學校再抄縣上來的，而且多數是由一個人閉門造車來的。
比如，我們到江蘇掛職學習回來的校長和教師，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江蘇基礎教育界非官方的學術團體很多，什麼學會、沙龍，遍地都是，而且活動頻繁，什麼觀摩、研討、交流，每個星期都有。甚至我聽江蘇同仁說，他們的一個省級課題驗收，主管教育的副省長都會參加。
這就是科研意識，這就是學術氛圍。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區別呢？我記得山東青島四方區一位小學的校長曾經告訴我，她上任的第一天就給老師出了一道選擇題：職業、事業、專業，讓教師選擇。這句話我整整記了10年，至今記憶猶新。一個人的工作如何，成就大小，和你一生對這道選擇題的選項關係很大。教育這個行業，既可以讓一個人當作一生養家糊口的職業，也可以讓一個人當作為之貢獻一生的崇高事業，還可以讓一個人當作自己一生熱愛、追求的專業。我們很多人隻是把它當作一種職業，所以注定一生碌碌無為；行政領導往往愛用事業來教育老師，雖然既高尚又純潔，但是畢竟會讓人產生強加於人、高不可攀的感覺；隻有把它當作自己喜歡、熱愛的專業去追求，才會對它產生極大的興趣，願意為之付出，也才會幹出更大的成績。
如何選擇呢？浙江省杭州市江心島實驗學校的校長陳峰有一句話：“教育要引領，而不要迎合；教育要追求成長，而不僅僅是成績；隻有學生和教師的共同成功，才能有真正成功的學校。”我順便加一句，也才能有教育的真正成功。
我接觸過的山東、江蘇、浙江，包括台灣的很多教育同仁，正是把教育當作自己的專業來對待，所以，他們才會有那麼濃厚的興趣，也才會幹出那麼輝煌的成績。
希望我域同仁能有所借鑒！
四
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聽起來好像有點環境決定論的意思，但是，地域文化對教育的影響，又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我始終覺得，山東、江蘇、浙江和台灣基礎教育的輝煌，和他們背後獨特的地域文化是分不開的。
台灣，長期孤懸海外，與自己的母體文化隔絕長達半個多世紀，又飽受海外的四麵來風，從某種程度上說，台灣更像一隻飄在海外的風箏，風箏的線由中華民族的血脈和中華文化共同編織而成，跨過窄窄的台灣海峽，牽在大陸。所以，就我和台灣同仁的接觸感到，在台灣人的集體潛意識裏，既有對母體文化一種強烈的依戀、崇拜和向往；又有對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自然接受和廣泛吸納；還有一絲歸屬不定、飄忽無根的失落與焦慮。這種集體潛意識影射到教育上，使台灣的基礎教育表現出和大陸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同的特質：一方麵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固守與堅持，一方麵是對西方文化的全盤接受。所以，台灣的基礎教育往往表現出傳統與現代緊緊交織、革新與固守相互博弈的特殊現象。
比如，台灣基礎教育很重視用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倫理道德教育學生，誰都知道儒家文化是蔑視商品經濟的，但是，台灣的年輕人卻遠比我們大陸青年有著更強烈的商品經濟意識；儒家文化是最講究經世致用，視仕途為正道的，但是，台灣青年的擇業觀念卻很開放，隻有極少數人關心政治；儒家文化中的性觀念是極其保守的，但是台灣中小學生的性觀念卻極其開放……
山東人腳踩肥沃富饒的膠州大地，麵對遼闊的大海，同時沐浴農耕和海洋兩種文明。富饒的土地源源不斷地產出，讓他們豐衣足食，也讓他們感到長相踏實有底，信心十足；遼闊的海洋瞬息萬變，深不可測，使他們視野開闊，也使他們隨時都會有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感覺。所以，我在山東同仁身上，既看到了農業文明帶給他們的雄渾質樸、堅毅實在，又看到了海洋文明賦予他們的海納百川式的虛懷若穀、大氣磅礴。他們底氣十足，但不故步自封；他們信心百倍，但不妄自尊大；他們善於學習，敢於創新，勇於實踐，所以他們的基礎教育改革，往往都是區域性的整體改革，呈現出一種大氣，一種決心。也正因為如此，他們能夠成功創造基礎教育的輝煌。所以，無論是實施素質教育，還是農村教育綜合改革，無論是學校管理的創新，還是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每一步他們都走在全國的前列。
江蘇、浙江的地域狀況和山東有些相似，身處內陸，瀕臨大海，交通暢達，視野開闊，很容易受到清新犀利的海風洗禮。海洋文明賦予江浙人的精神品格中，同樣有著和山東人一樣的開闊胸懷、開放心態，以及創新意識和實踐精神。但是，和山東不同的是，江浙又靠近國際大都市上海，加上江南水鄉獨特的山水文化，又賦予了江浙人獨特的精神品格。
首先是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賦予了江浙人一種強烈的商品經濟意識。在中國曆史上，曾經崛起過浙商、晉商、徽商。經過曆史的洗禮，晉商和徽商都已成過眼煙雲，唯獨浙商在八百年風吹雨打中頑強地生存下來，不斷壯大，發展到當代，形成民營經濟“四最”：人數最多、分布最廣、勢力最強、影響最大。學術界在研究浙商這一群體現象時概括出：“敢為天下先、勇為天下強”的創業激情，是浙商精神的集中體現，也是江浙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文化基因”。
江南獨有的水鄉文化，幾乎吸引了從古至今所有中國的文人騷客，不但厚重了江浙的文化底蘊，而且孕育了無數的文化大師、教育名流，也給這裏留下了崇尚文教和強烈的人文精神，同時也滋潤了江浙人靈秀、雅致、機敏的人格品質。
正因為有這樣獨特的地域文化，才會有江浙基礎教育充滿人文情懷的獨特風格。這種獨特的人文情懷，集中體現為理想、激情、關愛和責任。
近30年來，如果說山東的基礎教育改革是大氣磅礴的，那麼，江浙的基礎教育改革則是機敏靈動的；如果說山東的基礎教育改革是具體實在的，那麼，江浙的基礎教育改革則是空靈巧妙的；如果說山東的基礎教育改革突出了一個“實”字，那麼，江浙的基礎教育改革則突出了一個“巧”字。
再說我們西部，和東南沿海不同，我們大部分地區身處祖國內陸，以大山和黃土地為主要地質結構。大山不光阻止了我們東行的腳步，也阻隔了我們東望的視線，一年四季又多刮西北風，少有東南風，所以我們很少出去，外麵的新鮮空氣也很少過來，信息閉塞是自然的事。我們對黃土地又有一種天生的依戀情結，黃土地也就拴住了我們的心。
這樣的地理環境，封閉但卻清靜，保守但卻穩定。很少有大災大難，我們很少有危機感，所以我們很少會思變。倒是很容易產生滿足感，容易隨遇而安。長此以往，這種地域文化也賦予我們一種獨特的精神品格：自給自足，閉關自守，不思進取，不圖改革，不願創新。
這種特有的精神品格影響到了各行各業，也影響到了基礎教育。這也是我們和東南沿海之間，之所以存在那麼大差距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
總之，東西部基礎教育的差距是明顯的，比較、分析、研究東西部基礎教育，還可以有很多角度，很多內容。我掌握的材料有限，個人的水平也有限，隻是從以上四個方麵，做了些膚淺的比較研究，錯誤和偏頗也是難免的。相信會引起東西部教育專家的興趣，以便使東西部基礎教育的比較研究更加深入，更加科學，取得更大的成績。
§§第一篇 東部教育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