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愛生命，珍惜生命，嗬護生命，是以人為本的社會必須樹立的最基本理念，也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基本標誌。尤其是在中國，經曆了十年浩劫，跨過了把人的生命視如草芥的不堪回首的年代，我們應該更加熱愛、珍惜和嗬護每一個人的生命，尤其是我們的下一代，新中國的未來和希望。
以人為本社會的另一個基本理念，也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誌，就是作為社會構成最主要元素的人的自由度不斷地增強。也就是人能不能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自由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包括按照自己的興趣和愛好，自由選擇學習內容、學習方式，心情舒暢地馳騁想象、自主創新。為此，我們的先輩們用鮮血和生命為之奮鬥了半個多世紀。所謂“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可見自由比什麼都重要。
所以，熱愛、珍惜、嗬護，並不代表要剝奪孩子們的自由，把孩子們都像溫室裏的花朵一樣養起來，讓他們不敢經風雨、曆嚴寒、浴烈日、擔風險。孩子們一個個都放棄自己的興趣和愛好，放棄自己選擇學習內容、學習方式，按照家長和老師們為他們選擇好的學習內容、設計好的學習方式，在他們的精心嗬護下，一個個都長成白白嫩嫩的“豆芽菜”，經不起一點風吹雨打，那我們還怎麼奢談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有人說：孩子畢竟是孩子，經風雨，戰嚴寒的事，等他們長大成人以後自然會知道的。實際上，人的成長、成熟，是貫穿他一生的一個過程。一個人強健的體魄、過人的膽識、超強的能力，都是從小到大，一步步曆練的結果，世界上從來沒有哪一個人是在一夜之間突然就擁有這些的。所以，我國民間才有“三歲看老”的說法，古人也曾留下“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名句。意思都是說人的知識、能力、膽略，包括身體素質，都要從小練起。我對“聞雞起舞”的理解，不僅僅是指每天的早晨，我想也應該包括一個人的幼年。
三、成長――教育無法包攬的責任
教育成為全民關注的熱點和焦點，是教育的榮幸。但是，不幸的是，與此同時人們似乎把孩子一生成長、成人的期望全部都托付給了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家長、社會都這樣，這又成為教育不能承受的重壓。
請看幾個真實的故事：
故事一：2004年暑假期間，西部某縣縣委書記在下鄉路上，偶遇幾個孩子爬在路邊的樹上攀折樹枝。這在西部農村是比較普遍的事，農民用樹枝作柴火，樹葉喂豬，樹籽做樹種，或當中藥賣錢。當然，這種做法有違環境保護的理念。這位書記當時大動肝火，立即將車停在路邊，將幾個孩子叫到跟前大加訓斥。之後又問明他們都是哪個學校的幾年級學生，回到縣城之後，又把教育局長叫來訓斥一番，質問其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怎麼做的。完了，又責令其將這幾名學生所在學校的校長嚴肅處理。
故事二：一天早晨，西部某縣縣長起了個大早去散步，偶然發現縣城公園管理處的窗戶玻璃被打碎了，經過詢問管理人員，說是幾個孩子所為。於是，縣長動了火。回到辦公室就給教育局長和承建局長打電話，責令他們趕快到自己辦公室來。兩位局長誠惶誠恐地趕到縣長辦公室，挨了一頓臭罵之後，縣長責令教育局長，回去馬上追查是哪個學生幹的。走出縣長辦公室，悶悶不樂的教育局長，一邊走著，一邊想如何追查做“壞事”的學生的事。還是城建局長灑脫，他說：查什麼查，本來就是損耗品，回去我叫人將玻璃安上就是了。
故事三：在西部某縣政府大院裏，進門路兩邊有兩行長得非常茂盛的梨樹，每年春季梨花盛開的季節和秋季碩果累累的時候，十分壯觀迷人。美中不足的是，每到這個季節，政府大院裏的一幫子弟，每天放學之後，就爬上樹去，采花摘果。為此，縣長很惱火，政府大院的工作人員也很惱火。他們齊聲責問教育局，你們學校是怎麼教育孩子的？要知道，他們中有很多人就是這些孩子的家長啊！
這樣的故事還可以舉出很多。總之，有越來越多的家長把孩子往學校裏一送，同時也就把孩子一生成長、教育的責任全部都推給了學校，自己什麼也不管。孩子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社會上做了什麼，都是學校的責任。現在，家長送孩子上學的年齡越來越小，除過期望孩子早日成才的目的之外，其中不乏很多家長把看護孩子的責任也早日推給學校，推給老師。如此的重視教育，我們的教育怎麼承受得了！
家長們如此，我們的社會也不例外。社會上一有什麼不穩定的風吹草動，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學校，想到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不是又出了問題。於是，政府就連篇累牘地發文件，不厭其煩地開會，要求加強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學校更是把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重視到了無以複加的高度。原有的計劃、方案、製度，都要重新修改一遍；學生大會要增加一倍，班會，團、隊會要翻一番；標語口號鋪天蓋地，各種時事報告會、專題教育報告會狂轟濫炸。搞得老師們身心疲憊，學生們卻莫名其妙。沒有人認真想過，不是所有問題的根源都在青少年這兒。難怪有些老師說，中國的事就這樣：“領導得病，百姓就得吃藥；社會上流行感冒，我們學生就得打針。”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文化，以及社會各個領域都步入了一個高速發展的良性循環狀態。尤其是經濟領域，創造了連年高速增長的世界奇跡，眼看就有可能實現中國人多少年夢寐以求的“超英趕美”夢想了。在這個時候，有許多有識之士開始冷靜地思考，思考我們改革開放以來暴露出來的弱項，以尋求加強的良策。結果發現，我們的科技創新能力不夠，科技成果轉化率太低，自主創新、自主研發的能力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於是，如何提高全民族的創新意識、創新能力，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議事日程。
上世紀90年代，江澤民總書記《在北京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創新是思想素質的重要方麵，是一種可貴的科技品質。時隔一月時間，他又在《全國第三次教育工作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富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偉大民族。古代中國人民曾以四大發明等眾多科技創造聞名於世，對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今天，我們麵對世界科技飛速發展的挑戰，必須把增強民族創新能力提高到關係中華民族興衰成敗的高度來認識。
應該說這是我們中華民族曆來善於總結、善於反思、善於正視自己，奮發圖強的光榮傳統。問題是，有些人把我們國家科技創新能力弱的根源追到了基礎教育頭上，則是難以讓人接受的。說什麼種什麼種子開什麼花，開什麼花兒結什麼果。我們現行的基礎教育，不但不能培養出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反而還在許多方麵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為什麼我們的學生在國際奧賽中屢屢得獎，卻培養不出一個得諾貝爾獎的人？為什麼我們的學生是世界上最辛苦，學習時間最長，作業量最大的學生，又是十分缺乏創新潛力的學生？為什麼我們的老師把嘴皮磨薄了，頭發熬白了，培養出的學生總是高分低能？言之鑿鑿，似乎我們科技創新能力落後的根源，的確都是基礎教育的過。
這樣的反思，如果出於基礎教育本身，不但不為過，而且很有必要。我在本書中也有這樣的反思。但是，如果全社會都這樣認為，那就掩蓋了事實的真相。
事實上，我們中華民族從古至今都不缺乏創新的精神、創新的能力。姑且不用四大發明和古人的創造為我們臉上貼金，單說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同樣有李正道、楊振寧等我們的華裔。考察他們的曆史，他們的基礎教育，甚至高等教育都是在國內接受的。為什麼在中國接受的教育，創造發明又在國外完成的？諾貝爾獎也是在國外拿的呢？看來，不僅僅是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也不僅僅是我們培養的學生缺乏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問題，還與我們缺少人才創新的土壤和環境有關。
任何一個初出校門，剛剛走上工作崗位的年輕人，有哪一個沒有一點創新的意識、創新的精神呢？有哪一個又不是懷揣滿腔熱血、懷揣要幹一番事業的夢想呢？可是我們的社會有多少讓他們創新的土壤呢？又給他們提供了多少創新的條件呢？
我們這個民族，曆來都有“唯書不唯實，唯上不唯下”的，根深蒂固的陋習，哪輪得上一個初出茅廬的孩子創新呢！一個單位，新來了一個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有一些不同於已往，不同於大眾，特別是不同於領導的想法，立刻會被領導和同誌們視為異類而吃一個結結實實的釘子。他們會用異樣的眼睛看著你，譏你幼稚、不成熟。而他們所謂的成熟是什麼呢？就是圓滑世故、唯唯諾諾、不敢越雷池半步，就是唯領導馬首是瞻，唯常規馬首是瞻，也就是不能和創新沾邊。什麼時候才能成熟呢？釘子碰多了，身上的棱角磨完了，碰得你頭破血流、棱角盡失的時候，你就成熟了。這時候再讓你創新，你早連這個心思都沒有了，我們很多人就是這樣一代又一代走過來的。這就是我們提供給人才創新的土壤和環境。所以說，反思我們科技創新能力弱的原因，不能一味地責怪教育，而應當更多地反思我們文化傳統中存在的弊端，將會更有利於激發整個民族的創新精神，有利於提高整個民族的創新能力。
再說，一個人的一生不僅僅是在學校裏度過。相反，以一個人60歲退休為限，他接受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最多年限也不過16年，隻不過占他一生的四分之一時間多一點。如果除去接受高等教育的四年，僅算基礎教育一段時間，那就隻占他人生的五分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講，把一個人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教育身上，是不是有些顧此失彼，有些過於抬高教育的地位呢？反過來說，教育，尤其是基礎教育擔不起，也不敢擔這麼大的重任！
四、“三亂”――教育無法洗刷的恥辱
中國人在總結、計劃和概括某種社會現象時，總喜歡用數字來概括，為的是簡潔明了。20世紀以來，在中國所有關於整治社會秩序的行政文書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數字詞彙恐怕要數治理“三亂”了。工業、農業、林業、交通、教育、衛生等，各行業都有“三亂”的問題。雖然“三亂”的內容各不相同，但都有治理的任務。其中尤以教育的“三亂”最引人注目，也最受社會關注。上至國家總理，下到普通百姓，人人都在議論，人人都在指責，人人都很憤慨，人人都想得而誅之，如果用人神共憤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因為教育事業涉及千家萬戶，誰家沒有孩子上學？誰能希望自己和孩子飽受“三亂”之苦呢？
所以，“三亂”也將教育的形象塗抹得麵目全非，而且至今仍陰魂不散。媒體不時就會冷不丁地爆料出來，讓校長和教師們隨時都會提心吊膽一下。這也讓一些職業操守不那麼高尚的媒體記者（據說以媒體花錢聘請的臨時身份的通信員居多），似乎看到了發財的機會。在西部農村學校，校長們最怕的是媒體記者。因為他們神出鬼沒，到處轉悠，嗅到一點氣味就會冷不丁地冒出來威脅。校長們不但要管吃、管住，臨走還要送錢，否則就得見報。一旦見報，不管事大事小，有事沒事，或許是子虛烏有，上級都會派調查組來的，惹得上級領導不高興，自己挨訓受累不說，學校也不少花錢。與其這樣，還不如早早花錢，息事寧人的好。
其實，治理“三亂”的板子完全打在校長和教師的頭上實屬不公。要說教育行業的“亂”，也不止三亂，什麼亂招生、亂辦學、亂辦班、亂補課、亂編資料、亂發資料、亂收費等。到底“三亂”指哪三項，要看什麼時候、由什麼人來說，要強調什麼了。而由政府部門反複發文，三令五申要求堅決治理的“三亂”，通常是指：亂辦學、亂編資料和亂收費。這裏所說的“三亂”即指政府認定的三亂。
先說亂辦學的問題。
教育本來是社會諸行業中最少功利目的、最無利可圖的行業。在中國曆史上，辦學校本來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陰蔭子孫的大善事、大義舉。翻開中國教育史，從古到今能夠辦得起學校的，不是達官貴人，就是名門望族，要麼就是富甲一方、有意於為當地子孫後代謀幸福的義商，史書上往往都會給他們留有一席之地。怎麼到了20世紀就會有了亂辦學的現象呢？
辦學校是一件善事，也是一件嚴肅的事。辦哪一級的學校，辦什麼規格的學校，必須經過哪一級政府批準，國家是有嚴格規定的。所謂亂辦學，大體是指沒有經過任何組織和部門批準，自作主張辦起的學校。包括未經批準的民辦學校、社會上各種名目的培訓班、補習班、奧賽班，以及設在公立學校內部的各種名目的“校中校”。
這些所謂學校的存在，嚴重擾亂了教育秩序，增加了學生的課業負擔，也增加了家長的經濟負擔。更重要的是，一些不具備基本辦學條件的所謂學校，既貽誤學生的青春，也摧殘學生的身體。對此加以治理，甚至予以取締，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大快人心的。問題是，治理、取締的責任不應該是教育一家的責任，單靠教育一家也擔不起這個責任。這幾年社會上亂辦學的現象屢禁不止，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
亂辦學的問題，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症下藥，分工協作，由政府、社會、教育來共同治理，共同整頓，而且必須從源頭上治理。
比如，社會上非法辦學、非法辦班的問題，為什麼會屢禁不止。辦學校最基本的條件是兩個：一是資金，二是生源。本來教育應該純屬社會福利事業，隻花錢，不掙錢，是無利可圖的。為什麼還會有那麼多人非法辦學呢？解釋隻有一個：辦學是有利可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