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職業教育的困境(1 / 3)

20世紀中期以來,我國發展教育的基本思路大體上遵循了普及(義務教育)、發展(職業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六字方針”。其中的“發展”,就是大力發展職業教育。

近十多年來,國家發展職業教育的信心之足、決心之大、力度之強,堪稱史無前例。從每隔三五年召開一次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以國務院文件頒發《關於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的政策支持,到中央和地方分別投入巨資建設職校(上世紀中期,有很多地方紛紛把建設政府辦公樓的資金投向了職教建設)的基礎設施建設,再到近年來給職教在校學生每人每學年發放1500元生活補貼的經濟激勵,可見國家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信心和決心,不光體現在政策文件上,更重要的是落實在實實在在的具體行動上。

但是,和國家發展職業教育的熱情與力度比較起來,西部欠發達地區職業教育的發展卻顯得並不那麼合拍。職業學校門庭冷落、甚至門可羅雀的現象仍然很普遍。職業教育發展的現狀和國家的期望還有很大差距。理想和現實之間仍然有很大的落差,付出與收獲嚴重不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困難和問題仍然有很多,仍然亟須我們做認真深入地研究。

一、理念與觀念的衝突

我國職業教育理念的誕生,應當追溯到上世紀20年代初,陶行知、晏陽初等一批愛國的教育家掀起的規模宏大的平民教育運動。

1922年任中華教育改進社總幹事的陶行知,不但推進平民教育更重視鄉村教育。1926年,他起草發表了《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陶行知認為“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他教人離開鄉下往城裏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已經到了必須懸崖勒馬另謀生路的時候。生路是建設適合鄉村實際生活的教育,來培養活的國民。他認為,“鄉村學校,是今日中國改造鄉村生活的唯一可能的中心!”“鄉村教育關係三萬萬四千萬人民之幸福,辦得好,能叫農民上天堂;辦得不好,能叫農民下地獄。”

陶行知是希望農民上天堂的。於是,他要“征集一百萬個同誌,創設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叫中國一個個的鄉村都有充分的生命,合起來造成中華民族的偉大的新生命。”1926年冬,他在南京曉莊辦起試驗鄉村師範學校來實現他的宣言和理論。

1929年,晏陽初在河北定縣辦起“平民教育”。他認為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是“貧、愚、弱、私”,“非用教育潛移默化的力量來補救不可”。晏陽初和他的同仁們從實驗中總結出了一套以教育推動文化、經濟、衛生、政治全麵發展的鄉村整體改造的理論和方法。他認為,中國當時人口4億,其中80%文盲。因為他們沒有受到最起碼的基本教育,所以他們的智力和潛力得不到發揮。晏陽初指出,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礦”、“腦礦”。開發“腦礦”的辦法就是進行平民教育。他還發明了鄉村改造和建設的方法。他把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結合起來,進行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培養農民成為具有知識力、生產力、健康力和團結力的“新民”。

晏陽初的學校教育以青年為主要教育對象,設立初級和高級平民學校,生計巡回學校,使農民獲得實用技術訓練。社會教育是對農民實施公共教育。方法是發行農民周刊,舉辦“圖書擔”、巡回文庫等。家庭教育采取家長會、主婦會、閨女會、幼童會、少年會等形式。晏陽初在定縣的平民教育實驗工作長達7年。與晏陽初一起在定縣搞實驗的有留法歸來的孫伏園,流美歸來的姚石庵、陳誌潛。他們三人分別負責文藝部、生計教育部和衛生教育部。

晏陽初獻身中國平民教育並且成績卓著。1943年,晏陽初和愛因斯坦等人一道榮獲“現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質貢獻的十大偉人”稱號。

所謂“平民教育”,其目標無非兩個:一是知識普及教育,也是掃盲教育;二是職業教育。平民教育所要解決的“貧、愚、弱、私”四個根本問題中,解決“愚”和“私”的問題,就是指以掃盲為主的知識普及教育和道德教育;而解決“貧”和“弱”的問題即指職業教育。他們所謂的生計教育、農民技術訓練,和我們今天所說的職業技術教育、“人人技能工程”,沒有太大區別。因此我以為,陶行知、晏陽初等輩教育家,實屬我國現代職業教育思想的開山鼻祖。他們的教育思想源自實用主義教育思想。

我國現代職業教育的基本理念,應該追溯到職業教育的先驅黃炎培先生,以及他所創立的“大職業教育主義”思想。

黃炎培(1878―1965),字任之,筆名抱一,江蘇川沙縣(今上海市人),是我國近現代民主主義革命家,卓越的教育理論家和勇敢的教育實踐者,是中國近現代職業教育的奠基人。黃炎培畢生從事職業教育,在不斷實踐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職業教育思想,為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他以其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結合中國國情,在長期職業教育實踐中,明確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這一概念,形成了具有中國氣息和特色的大職業教育思想。

上世紀20年代中後期,由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衰落,職業教育辦學陷入困境。黃炎培總結了近十年職業教育發展的經驗,最終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理念。認為“一、隻從職業學校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二、隻從教育界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三、隻從農、工、商界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

如何才能發達職業教育?黃炎培指出:“積極說來,辦職業學校的,須同時和一切教育界、職業界努力的溝通聯絡;提倡職業教育的,同時須分一部分精神,參加全社會運動。”“對外還須有最高的熱誠,參與一切;有最大的度量,容納一切”。

“大職業教育主義”思想的基本內涵主要包括兩個層次:第一,職業教育與社會發展緊密聯係。要把職業教育納入整個國民教育體係中;職業教育必須和職業相溝通;職業教育必須和社會政治、經濟、科技緊密聯係。第二,職業教育與人的發展緊密聯係。職業教育要為所有人的一生服務。職業教育應涵蓋全部廣大民眾、教育對象要擴展到社會全體成員,並貫穿於人的一生。職業教育應主動地促進人的個性發展、滿足人的需求。辦職業教育必須顧及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需要和可能。要適應一般勞動人民的需要,解決失業和生計問題。

“大職業教育主義”思想下,職業教育的辦學目的:“(一)為謀個性之發展;(二)為個人謀生之準備;(三)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四)為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產力之準備。”“其最終之目的曰:使無業者有業,有業者樂業”。

2005年7月,溫家寶總理《在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我國當前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作了三方麵的闡述:

第一,“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是推進我國工業化、現代化的迫切需要。”他說:“國民經濟的各行各業不但需要一大批科學家、工程師和經營管理人才,而且需要數以千萬計的高技能人才和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沒有這樣一支高技能、專業化的勞動大軍,再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機器設備也很難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第二,“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是促進社會就業和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人口多、勞動力多,特別是農民多,是我們的基本國情。”“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實行城鄉統籌,一方麵要引導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業和城鎮轉移就業,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另一方麵要大力發展現代農業,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第三,“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也是完善現代國民教育體係的必然要求。”他說:“我們說的職業教育是個統稱,它既包括技術教育也包括技術培訓,既包括職業教育也包括職業培訓,既包括中等職業教育也包括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職業教育是我國教育事業發展規律的內在要求。要把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統籌兼顧,協調推進。”

總括上述總理和教育專家的論述,我們不難概括出當代我國職業教育的基本理念:首先,職業教育的定位,屬於整個國民教育體係的一個分支,和基礎教育、高等教育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待遇。其次,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就是培養“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第三,職業教育的具體培養方向有兩個:一是向城市和企業輸送高素質、技能型的人才;二是為發展現代農業培養高素質、技術型的現代農民。

但是,這些先進的理念,遇到千百年來在農民心目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之後,便產生了強烈的矛盾衝突。

首先,幾千年“科舉製度”殘存下來的我國傳統文化中,仍然有著十分濃厚的“官本位”思想和“讀書做官”的意識。家長們向來把孩子上小學、初中、高中,再到大學,最後步入仕途,並從此光耀門楣,視為正道。至於職業教育,這個近幾十年才提出的教育形式,在他們眼裏,和基礎教育、高等教育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語。他們認為,但凡上職業學校的孩子,都是學習不好的、實在沒有辦法討一碗飯吃的孩子。稍有一點希望的孩子,都不會選擇上職中的。他們不但是這麼想的,而且也是這麼做的。

其次,很多農村家長認為,送孩子上學本來就是為了讓孩子出人頭地,改換門庭,榮耀鄉裏的。即使孩子將來做不了官,但是,做個專家、教授、工程師之類的白領也還是不錯的。怎麼可能讓孩子讀十幾年的書,然後去做個一輩子“滿身油汙”的技術工人呢?那和農民有什麼區別!

第三,我國現階段仍然是個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農村和城市在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麵還有很大的差距。而且,要真正消滅這個差距,看來還需要很長時間。所以,退一萬步說,即使孩子學習不好,考不上大學,做不了白領,也不能讓孩子一輩子待在農村受罪。所以,讓孩子上職業學校可以,但是最終必須為孩子在城裏謀份差使,哪怕給人打工也行。反正,你不能說給我培養一個什麼高素質的農民,再給我送回來。當農民還要你培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