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全書共分32章，理論都集中在前六章，原理又集中在最前麵的兩章。以後各章是對前六章的說明和補充。
在方法上，《原理》隻研究人的物質生活，不研究人的精神生活。或者說，他認為人的精神生活全部地、直接地由物質生活決定。在這個社會裏，人隻有一種活動，即牟利；隻有一種要求，即生計；隻有一個目的，即致富。人追求的不是真善美，隻是金錢。像亞當·斯密那樣解釋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二元論，在李嘉圖這裏是不存在的。換句話說，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所謂的經濟人的假設，到李嘉圖就更為完善了。
《原理》的第一章闡述了價值學說。他繼承了斯密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但批判了斯密認為有些商品即使沒有使用價值也有交換價值的錯誤，正確指出，任何商品沒有效用就不會有交換價值。在價值量的決定上，李嘉圖批判了斯密搖擺不定的兩種價值決定，認為隻能由耗費勞動決定價值，價值量是與商品包含的勞動量成正比的。
《原理》批判了斯密的價值由工資、利潤、地租決定的錯誤觀點，正確指出價值還包含製造工具所耗費的勞動。他寫道，即使在斯密所說的那種早期狀態中，沒有資本（武器）就不能獵捕海狸和野鹿。所以野物的價值不僅由獵捕所需的勞動時間決定，而且也在由製造獵捕的資本（武器）所需勞動時間決定。他已知道，商品價值既決定於生產商品所需的活勞動量，又決定於生產商品所需的物化勞動量。他還認為，價值量不是由生產某種商品所實際耗費的勞動量決定的，而是由最壞的條件下的必要勞動決定的。這種價值量與勞動量的關係對農產品來說是正確的。他的地租理論就建立在這個基礎上。
總之，李嘉圖在批判斯密的錯誤中進一步發展了價值學說。他的價值學說的根本缺點是不理解價值形態，沒有區分價值和交換價值。
《原理》第二、三章闡述地租學說，並從此開始研究分配問題。他的分配學說包括地租、工資、利潤，其中最負盛名的是地租理論。他的貢獻是把價值學說與地租學說聯係起來，論述了級差地租起源及其兩種形式。李嘉圖首先從斯密的殖民地學說出發，探討了地租的起源。他說，初到一個地方去殖民，那裏有著大量富饒而肥沃的土地，沒有被人占有。人們使用土地像使用空氣和水一樣不付代價。因此沒有地租。地租之所以產生，是由於土地有限，質量不同，隨著人口增加，需要糧食增多，人們隻得耕種質量較壞、位置不利的劣地。農產品價值是由耕種劣等地耗費的勞動所決定，這使優等地和中等地產生了超額利潤，其實也就是地租Ⅰ。他還考察了級差地租Ⅱ。他的地租學說的主要缺點是沒有絕對地租學說。
《原理》的第四、五章闡述工資學說，區分了實際工資和貨幣工資。他仍然從價值學說出發，不但認為工資來源於商品價值，而且認為“勞動”（應為勞動力——作者）也是商品，“具有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勞動的自然價格是工人及其家屬所需生活資料的價格，這實際上是勞動（力）的價值，即實際工資。勞動的市場價格是由工人的供求情況決定的，即貨幣工資。兩者雖有偶然的偏離，但勞動的市場價格“具有符合自然價格的傾向。”因為勞動的市場價格超過自然價格，貨幣工資高了，工人生活改善，會增加人口，引起工人供過於求，工資又會降到與自然價格符合。反之亦然。他還正確指出了實際工資下降，工人生活惡化三種情況：首先，工人供過於求時；其次，生活資料價格上漲時；第三，普遍使用機器，引起人口過剩時。這些認識是李嘉圖的一個功績。
《原理》第六章闡述了利潤學說。他首先從價值學說出發，假定決定商品價值的勞動時間不變。商品價值隻分成兩部分，利潤和工資，它們有反比關係。工資提高，不引起價格上漲，隻引起利潤下降。這個重要的結論推翻了斯密的錯誤看法：提高工資不是使利潤下降，而是使商品價格上漲。其次，他還強調指出，“利潤的自然趨勢是下降的”。因為隨著人口的增多，土地肥力遞減和開墾劣地，生產穀物要耗費越來越多的勞動，因而糧價上漲，貨幣工資上升，利潤按比例下降。在這裏，他不僅說明了資本家和工人存在矛盾，還說明地主與資本家也有矛盾，因為利潤減少，是由於糧價上漲，工資上升造成的。他還指出，地主與工人也存在矛盾，因為糧價上漲，地主的生活水平提高，而工人的生活卻要惡化：可見，他的分配學說的功績，就是揭示了並說明了階級對立的經濟根源。
不過，他隻考察了工資和利潤對立的數量關係，沒有考察和認識到剩餘價值的起源和本質，而把剩餘價值與利潤混同；他不知道，利潤率下降的真正原因是生產力的發展，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他更未意識到，利潤率下降表明生產力的發展受到限製。
總之，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是劃時代的巨著，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百科全書。它的影響是重大的深遠的，它被譯成了各國文字廣泛流傳，中國在60年代就已有中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