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法”被廢除後，俾斯麥政府跟著迅速垮台，在這曆史的轉變關頭，伯恩斯坦開始動搖。1890年至1892年間，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舒爾茨——格弗尼茨、沃爾夫等人發表了幾本著作，全麵反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理論以及否定由此得出的全部結論。1891年初，伯恩斯坦受《新時代》編輯部的委托，準備寫文章評論格弗尼茨的《論社會和平》和沃爾夫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二月，他發表了《卡萊爾和英國的社會政治發展》，這篇文章一般地評論了他們的反動觀點，卻同意他們對馬克思的有些指責，特別是同意他們宣揚的資本主義社會決不會像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走向“崩潰”的論點。後來，伯恩斯坦在自傳中承認，他在當時無法抗拒格弗尼茨和沃爾夫的責難，對馬克思的一些原則發生了懷疑。例如，他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對資本職能的研究越深入，就越接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論斷，而且在論述地租的篇章中就同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激進派的觀點幾乎沒有本質的差別了。這反映了伯恩斯坦在1890年至1895年間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理論已發生懷疑並表示異議。
1895年恩格斯逝世後，伯恩斯坦便公開站出來向馬克思主義挑戰了。
歐洲各國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後，曾經有過一個“和平”發展時期，資產階級也調整了統治方式。如，當時英國資產階級政府感到自己的統治地位比較鞏固，采取一些自由主義政策來緩解階級矛盾，給群眾言論出版和集會結社的自由，國會的選舉製度也有所改革。90年代中期，德國出現了長期沒有見到過的經濟繁榮。修正主義形成的外部條件，已完全成熟了。
在這種情形下，伯恩斯坦於是想說服德國黨的同誌們，在決定政策時，最好完全拋開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製度即將崩潰的理論。為此，他於1896年秋天始至1897年，在《新時代》上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標題發表了5篇文章。在這批文章中，伯恩斯坦提出當前的時代已和發表《共產黨宣言》的時代完全不同了，他要求社會民主黨檢查一下自己的精神武器。具體地講，他反對暴力革命，主張與資產階級政黨合作進行社會改良，並認為“談論資本主義社會的長入社會主義並不是錯誤的”。他特別在《崩潰論和殖民政策》一文中，集中反對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製度必然崩潰的理論，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最終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的著名公式。
之後，為了係統闡述關於社會民主黨的目的和任務的見解，伯恩斯坦於1899年1月發表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就上述文章中的觀點作了進一步的概括說明。他把辯證法說成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最致命之點”，是妨礙對事物正確考察的“陷阱”，把曆史唯物主義曲解成經濟唯物主義。他不同意馬克思關於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二者間槽互關係的論述，認為二者對於社會發展的作用是相等的；他認為馬克思的價值學說與邊際效用論是一回事。伯恩斯坦還引用一些統計數字證明，資本並沒有集中，階級關係並沒有尖銳化，並認為壟斷的興起甚至改變了危機的性質。伯恩斯坦認為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選製度消滅了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的根據，資產階級民主“在原則上是階級統治的消滅”，它既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手段，又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形式”，而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則是“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現象”。伯恩斯坦所論述的問題，涉及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所有基本原理。伯恩斯坦還認為，資本主義製度是有生命力的，完全“用不著炸毀”，“隻需要繼續發展”，所以，社會民主黨的全部實踐活動要集中於“促成和保證現代社會製度在不發生痙攣性爆發的情況下，過渡到一個更高級的製度”。這就是說，不用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而用點滴的改良，即可以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至於這些改良工作是否促使無產階級“取得政權”，那就無關緊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