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後人尊崇的普利策不是報業巨頭的普利策，也不是百萬巨富的普利策，而是有著“現代新聞之父”殊榮的普利策。
這頂“現代新聞之父”的桂冠不是任何人的封贈，他來自普利策在新聞出版業中畢生堅持的三項原則：趣味性、刺激性、教育性。
趣味性作為辦報原則之一，並非指報上專刊登花邊新聞或以華而不實的戲噱文風來勾引讀者。普利策的趣味性首先是大眾趣味，當時紐約的《先驅報》、《太陽報》等也有趣，但那是貴族式的，有良好教育的人具有的趣味。大眾對高爾夫球、馬術、皇室姻親、高雅的古典藝術不甚了了，也說不上什麼興趣。相反，生活中的善與惡、美與醜大眾卻更關心。趣味性在普利策看來與可讀性是一脈相承的，因此他推崇簡潔、精練、口語化的語言風格。《世界報》自稱為“簡潔、明了和具體”。在《世界報》編輯部的牆上，大寫著普利策的口號：“準確！簡練！具體！”
在行文中，他喜歡標新立異的標題，簡明精練的句子，鏗鏘有力的動詞，體裁緊湊的結構。“把文章縮短、再縮短！”普利策時常在報社對下屬這樣大聲吼叫。普利策認為，要有趣味性，寫稿的人就要有語言上的新穎與立意上的與眾不同，這樣才能動情。實際上，普利策對自己的工作是全身心的投入，他時常出入意料地來到下屬的辦公室，同他們討論文稿，他動作敏捷、侃侃而談，粗黑的短發也會飄舞起來，眼鏡片也在閃光。如此投入的工作，怎不煽起讀者的閱讀欲望和引發對文章的興趣呢？
刺激性是普利策辦報的第二大原則。普利策認為，尋求新鮮與刺激是人之本性。比如，一遇到打架，孩子們就會停止玩耍蜂擁而至，圍觀勝敗。成人又何嚐不是如此。因此，普利策時常在他的報上挑起論戰，主動對別人發起進攻。這即是他天性中不可抑製的好鬥性格在作祟，也是他辦報謀利的一種策略。策略與本能如此天衣無縫地結合一體。無怪乎在《世界報》或早年在聖路易斯的《西方郵報》上，人們總會發現有永不停止的攻擊性言論或論爭在上麵。大至帶頭反對石油壟斷，直至國會通過反托拉斯法，小至對本市某一案件的審判是否公正提出反對看法。這些都緊緊地抓住了讀者。普利策的報紙中經常有驚心動魄的戰鬥。
當然，普利策的“刺激性”也包括報道內容本身的出奇、荒唐，同時也還包括使用聳人聽聞的言辭來渲染事件。這方麵，普利策在當時屬於超一流高手。當時的報紙相當謹慎，誰也不敢把《一位名人喪命手姘頭的懷抱》這類桃色新聞用大黑標題放在頭版。普利策正是這樣幹的。比如，他當年在聖路易斯，把聳人聽聞與鞭撻黑暗、肮髒結合起來，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從大陪審的報告中搜集材料，列舉了聖路易斯許多富翁把他們的房子用作嫖娼的情巢。這類在當地不登大雅之堂的新聞，確實讓人們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衝擊，人們趨之若鶩。按普利策的說法，他是先釣住讀者，然後才教育讀者。
人們司空見慣的東西不會引發大家的興趣，習慣的文章體裁、標題也吸引不了讀者。當時的報紙以穩重的內容、勻稱得體的標題為規範，而普利策的報紙上卻充滿了新鮮與刺激。如報道一則殺人犯時，按當時常規應當是“殺人犯×××”為標題，在普利策手中，變成了正標題《殺人犯的最後一夜》，副標題《他猛搖牢門，要求伸冤》，此外，諸如《花花公子喝酒》、《當丈夫不在的時候》、《可怕的火光》、《愛上她的錢》這類在當時正統報業人士看來粗俗不雅的標題，卻被普利策放在報紙顯眼的版麵。
當時，為了引人注意，甚至可以如同今天的愚人節新聞一樣，誇大或編造一些新聞，在事後予以澄清。因為，那個時代的人們習慣於道聽途說，言不及義。這類誇大、編造新聞的做法除了引人注目、刺激外，還顯得有些幽默感和有趣。
教育性是普利策辦報的第三個原則。他的教育性是通過不斷地向公眾披露社會的罪惡，鞭撻權貴的腐敗以喚起善與美的觀點，建立良心和道德。同時，普利策還認為報紙應為社會指出改革方向。這是普利策一生中最為後人稱道的行為。當時美國正處於大工業化的啟動期，自由競爭中勞動者得不到保護，歐洲每年有約50萬移民湧入美國，聯邦政府力量薄弱，無法顧及民眾的生存。貧富差距極大，自奉為機會均等的美國，卻無法實現社會公平。普利策的報紙，幾乎是當時唯一讓大眾發表自己心聲的地方。其他報紙隻是泛泛論及這些不平等事實而已。普利策第一個刊登並抨擊了墨洛山和下西區貧富之間的懸殊差異，並呼籲人們采取正確的社會措施和行動。《世界報》自始至終抨擊“上層階級”、“暴發戶”、“假貴族”們的醜惡行徑。普利策的這種教育性是一種十分深刻的社會批評。用今天的話來說，這是使用輿論來引導社會向健康的方麵發展。新聞作為大眾喉舌這一做法，應當說是由普利策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