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街村地處縣城，自古就有經商的傳統習慣，放開搞活的農村政策，為他們提供了用武之地，擺小攤的、賣煙的、賣飯的、外出務工經商的、合夥辦工廠搞企業的，紛紛施展才華，而風險大、效益低、屬弱質產業的農業生產，被人們漸漸冷落了，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沒有了，對農業的投入減少了，種“衛生田”的多了，不施肥、不澆水、不管理的多了，有的幹脆轉包給親朋好友，更有甚者長期棄耕撂荒，到1985年，農業陷入了全麵萎縮的境地。
村黨組織一班人看在眼裏，急在心上，一種對農業、農村、農民要負責的高度責任感，促使他們冷靜思考，尋找良策。大家一致認識到：農業的基礎地位什麼時候也不能動搖，對糧食生產什麼時候也不能放鬆，既要妥善處理務農與經商的關係，又要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經過認真討論，村裏在1986年5月貼出了一張安民告示，其主要內容：一是凡有能力種責任田的，首先要種好管好自己的責任田，在此基礎上才能務工經商，否則村裏有權幹涉。不允許任何人把自己的責任田租賃給外村或他人耕種，更不允許棄耕撂荒。二是確有特殊情況，沒有能力管好種好責任田的，可以寫出申請，經村委研究批準後，把責任田交歸集體，由村麵粉廠負責解決吃麵問題。村民看了告示後，當時就有300多人寫了交地申請。經嚴格審查把關，批準了100多人的申請。隨著村辦企業的迅速發展，越來越多的村民自願把土地交給了集體。到1990年10月，全村2300畝土地全部交給村裏，由個體經營過渡到了規模經營。幾年來，集體對農業投入資金已達300多萬元，添置了大型農業機械，搞好半圓定式噴灌，農業生產實現了耕播收打機械化，澆水噴灌自動化，農田管理專業化，田、林、路、渠、水、電、機械七配套，達到了旱澇保豐收。全村2000多畝耕地，隻需70多人管理，糧食產量逐年上升，小麥單產近幾年一直保持在450公斤以上。
南街村的工業生產同樣經曆了由個體承包轉向集體經營的曲折曆程。1981年，實行不實行承包責任製好像成了檢驗一個地區、一個部門，甚至一個領導者是不是改革者的惟一標準，承包成了一種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南街村也把村裏的兩個小企業——磚瓦廠和麵粉廠搞了個人承包。承包結果與原來村民的希望相反，大家不僅沒有嚐到甜頭，卻更多地品嚐了個人承包帶來的苦果：群眾受了騙，村民們給承包者幹活，不用說每月按時發放工資了，就是一年到頭，工資也兌不了現，白白辛苦一年。但承包人卻大發橫財，吃的、穿的、用的、住的明顯比普通村民高出了幾個檔次；南街村黨組織領導的威信一落千丈，村民們怨聲載道，告狀信上至省委，下至城關鎮，大字報遠者貼到縣委，近者貼到王洪彬書記門口，各級領導對村幹部也非常不滿意。
麵對嚴峻的現實，王洪彬書記和支部一班人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為什麼群眾意見這麼大，領導這麼不滿意，黨組織威信這麼低？查來找去，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黨組織沒有帶領群眾治窮致富，而把兩個企業承包給了個人，傷害群眾的感情，敗壞了黨組織的聲譽和形象。大家經過認真思考，一致同意：鑒於個體承包者不履行承包合同，終止他們個人承包權，由南街村黨組織實行集體承包。
從1984年黨組織集體承包以來，企業規模越來越大，產值、利稅以連年翻番的速度遞增。1984年產值70多萬，1985年130多萬，1986年320多萬，1987年730多萬，1988年1400多萬，1989年2100多萬，1990年4100多萬，1991年突破億元大關，1992年2．l億，1993年4．2億，1994年8．02億，利稅從1984年的7萬多元猛增到6000多萬元，產值增長了1100多倍，利稅增長了900多倍，這就是黨組織集體承包以來的經濟效益。南街村因此而迅速消滅了貧困，解決了溫飽，實現了小康。集體經營調動了村民大幹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使南街的共同富裕之路越走越寬廣。
在南街村由個體經營轉向集體經營的過程中，村民們的精神境界不斷得到升華，思想觀念得到了根本轉變。改革開放初期發展起來的個體業主，隨著集體經濟的鞏固、壯大，越來越清醒地看到集體致富的光明前景，毫不猶豫地把辛辛苦苦經營多年，效益可觀的企業奉獻給了村裏。不當個體老板當上了一名普通職工。老黨員劉坤嶺、模範青年李新華，分別把自己的回民食品廠、造紙廠等價值10萬元的資產交給了集體，表現了新時期南街新型農民的博大胸懷。目前的南街村，現代農業取代了傳統農業；現代化的廠房、設備取代了小打小鬧的手工業生產；破私立公，爭做奉獻取代了狹隘自私、落後保守的舊傳統、舊意識。生產資料已全部實現了集體所有製，大到土地、廠房、設備，小到一把刀子、一根鐵絲、一顆螺絲釘，都是集體財產。生活資料隨著供給製比例的不斷增大，在不遠的將來也要全部實行集體所有製。可以說，隨著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的全部集體所有，拜金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一切腐朽、腐敗現象賴以滋生和蔓延的溫床將被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