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的美，與山水相依分不開，從湖麵往西眺望，連綿的群山起起伏伏，讓人難以忘懷。張岱的《西湖》詩有這樣幾句：“冶豔山川合，風姿煙雨生。奈何呼不已，一往有深情。一望煙光裏，蒼茫不可尋。吾鄉爭道上，此地說湖心。”詩裏寫的正是有山有水的西湖美景。
西湖成功“申遺”，有六個要素被明確寫進“申遺”報告，其中“三麵雲山一麵城”的城湖空間特征至關重要，西湖以西的群山和寶石山、南高峰等一起構成環繞湖泊和杭州城的“三麵雲山”。這些群山雖不高，但數不勝數。天竺山、北高峰、老和山諸峰均在三、四百米上下。還有將軍山、靈峰山、美人峰、月桂峰、天喜山、天馬山、獅子山，等等，這些群山層巒疊翠，影影綽綽，一直綿延至浙西的天目山。真是山為湖之屏，湖為山之鏡，湖山相映，顯得格外媚秀俏麗。登山觀景，既可得山之秀，又可覽湖之美。
西湖群山並不僅僅以山水相依、山巒連綿而引人入勝，關鍵是，在這些山林裏，從古至今就一直佛刹林立，高僧輩出。最聲名卓著的當屬靈隱寺了，此外還有法華寺、韜光寺、永福寺、法鏡寺、法淨寺、法喜寺等。每年年初或者月初、十五，香客絡繹不絕，往西湖群山裏前去拜佛。據明代張岱《西湖香市記》所稱，進香的善男信女，“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擁於寺之前後左右者，凡四閱月方罷”。這一香市習俗延續至今，而且影響早已超出杭州一地，周圍上海、蘇州、南京，甚至北京等地的遊客來杭州，都會指明要到靈隱寺去求香拜佛。
杭州自古就有“東南佛國”之稱，西湖群山的佛國梵影也不是近期的事。大約於東晉年間開始，佛教就開始傳入杭州。《西湖寺觀》（浙江攝影出版社，1993年）一書中關於杭州佛教的起源有這樣的描述：
東晉鹹和元年（326年），中國北方仍處於戰亂之中，南方相對安定。印度高僧慧理，萬裏迢迢來到杭州（當時叫錢唐縣）武林山下（今西湖北高峰至天竺山一帶）。他看到了眼前那一座石灰岩孤峰，平地拔起，蒼潤秀腴，其間洞穴穿連，怪石聳峙，當即認定這是有來曆的神靈隱居之地，於是親自動手，開辟蒿萊，築造小舍，辟建了繈褓中的靈隱寺，成為揭開西湖佛教史第一頁的開山鼻祖。
這一點也得到了其他文獻的佐證，據《靈隱寺誌·開山卷》載：“慧理邊建五刹、靈鷲、靈山、靈峰等，或廢或更，而靈隱獨存，曆代以來，永為禪窟。”
自唐、五代至宋，曆代帝王均十分支持佛教的傳播，杭州的佛寺自然得到了加速發展，高僧輩出，成為“東南佛國”。唐時，杭州新建寺院無數，著名的有圓覺天台寺、鳳林寺、招賢寺、真如寺、虎跑寺、龍興千佛寺、聖果寺、真際院等。不少全國著名高僧也先後雲集杭城，有著名詩僧韜光、有被譽為“僧中十哲”的道際（即西嶺和尚），還有圓修（即道林）、寰中、道峰、法詵以及徑山開山祖師法欽（即道欽）等。到了五代時期，杭州的佛教已經相當興盛，可謂佛塔林立。據《鹹淳臨安誌》載，吳越時，僅杭州擴建的寺院可查的就有二百餘所。靈隱寺在這個時期得到了重建，另外，天竺一帶的寺院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地擴建。除了重建和擴建之外，五代吳越時還新建了大批的寺廟，較著名的有九溪的理安寺、赤山埠的六通寺、南高峰的榮國寺、紫陽山的寶成寺、月輪山的開化寺以及海會寺、靈峰寺、雲棲寺、瑪瑙寺、清蓮寺等。現在杭城有名的六和塔、保俶塔以及雷峰塔始建年代據傳也均為吳越時所建。靈隱寺經幢也係吳越遺物。吳越國曆代錢王對高僧名師也很崇敬，如尊法眼宗創始人文效力弟子德韶為吳越國師，並延請高僧住持杭城名刹。
南宋定都臨安（今杭州），佛教繼續得到保護，杭州佛教的發展也進入高峰時期，靈隱寺飛來峰眾多的石像也是在這個時候成形，那一尊喜笑顏開、坦然斜坐的彌勒佛像相信很多人都見過，至今深受遊客的喜愛。南宋後期，靈隱寺、淨慈寺和徑山寺等著名的寺院，僧人多達一千七百餘人。當時，四方僧眾均來杭州遊學，甚至遠達日本的僧人均來此討教佛法。據《佛光大辭典》稱：“日本禪宗二十四流中有二十一流均屬臨濟，這與杭州佛地長期傳承有著很深的淵源關係。”關於當時的寺院數量，蘇東坡在《懷西湖寄晁美叔》詩中說：“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可以作為一種參照。
宋朝之後，杭州的佛教也一直得到長遠的發展，佛教導航網中《杭州佛教曆史沿革》一文有如下敘述：
元代，杭州佛教突出的成就，是在飛來峰、吳山寶成寺等處留下一批有蒙藏技法特色的摩崖石刻佛像，其造型生動，藝術價值之高為國內罕見，是珍貴的曆史文化遺產。元末杭城寺廟，大多毀壞。
明代初，一些佛寺得到重建。明太祖朱元璋下旨重建上天竺觀音菩薩殿，逐漸吸引了四方信眾。每年春節後至端午，農夫村姑成群結隊來到杭州上天竺燒香拜佛，又開始形成了熱鬧的香市。據明代張岱《西湖香市記》所稱，進香的善男信女，“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擁於寺之前後左右者，凡四閱月方罷”。這一香市習俗延續至今。
清康熙、乾隆兩朝，對杭州佛門頗為崇信。康熙六次南巡，五到杭州並上靈竺；乾隆六次南巡，六到杭州，十上靈竺；在寺廟留下了禦題匾額。清道光後，國勢衰落，佛教也逐漸不振。
太平天國起義，杭州佛教的一些寺廟受到了破壞。清朝同治後，杭州佛教稍有恢複，月霞法師在海潮寺辦華嚴學院，無覺、巨讚兩法師在靈峰寺辦武林佛學院。
清朝宣統時，革命黨人的秘密機關有的設在佛教寺院內。其中白雲庵是浙江革命黨人的主要秘密集會之地。白雲庵位於南屏山下，雷峰塔西，麵臨西湖，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前後，有老僧智亮攜弟子意周來此卓錫，對革命黨人深表同情。陶成章、徐錫麟與其結為深交，蔡元培、章太炎、褚輔成、秋瑾等革命誌士和浙東會黨首領王金發等均曾先後來此密商過光複大計。民國二年（1913年）孫中山與蔡鬆坡到該庵，曾親書“明闡達義”匾額以紀念得山師徒之功績。
據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調查統計，杭州市有寺庵676所，僧尼3298人。此後，杭州佛教日漸蕭條，大多寺庵處於自生自滅、荒蕪頹敗之中。至抗戰時，日軍侵杭，寺院被日軍占據，僧尼四散各自謀生。抗戰勝利後，寺庵稍有恢複。
從以上敘述可以看出，今日杭州寺院雖還算眾多，但和曆史上幾個佛教發展高峰時期相比，依然難以望其項背。不過，類似靈隱寺等向來就頗有影響的古刹越來越受到信眾香客的歡迎，每當節假日和年初、月初、十五等特殊日子，真可用摩肩接踵來形容。西湖以西的這塊山林，不僅有千年古刹，有巍峨殿宇和珍貴造像，更有幽奇的洞岩，且林木茂盛，溪澗清淺，林泉美好。白居易早就有詩言：“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故曆來遊西湖者必遊靈隱，善遊靈隱者，又必先留心於靈隱的山水勝景。
靈隱寺：仙靈所隱
靈隱寺：創建於東晉鹹和元年（326年），是杭州最早的名刹，相傳由印度高僧慧理創建。創建後的一千六百多年裏，靈隱寺長期是“東南佛國”杭州最重要的寺院，香火不斷。靈隱寺前的飛來峰，有五代至宋、元年間的較完整的石刻造像三百三十餘尊，為江南少見，具有非常珍貴的曆史文化和藝術價值。
杭州的眾多寺院中，最著名的非靈隱寺莫屬。這座位於飛來峰和北高峰之間的寺院，是杭州地區最早的寺院，自印度高僧慧理來到杭州於此建寺後，長期以來一直是杭州最重要的寺院。這裏林木聳秀，古樸靜幽，當初慧理以為非常適合“仙靈所隱”，故取名靈隱。一千六百多年來，靈隱寺幾度興廢，今日香客無數。
相傳，靈隱寺還曾叫過“雲林禪寺”，這一說與康熙皇帝有關。據靈隱寺的文獻記載，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南巡至靈隱，一日早晨他在靈隱寺住持諦暉法師的陪同下登上北高峰，俯看山下景色，隻見靈隱寺籠罩在一片晨霧之中，一派雲林漠漠的景色。回到靈隱寺之後，諦暉法師請康熙帝為寺院題字，康熙帝想起北高峰俯看靈隱寺的景象，觸景生情，題了“雲林禪寺”四個大字。現在位於天王殿上的那塊匾額，就寫著“雲林禪寺”。隻是“靈隱寺”這一稱謂實在早已深入人心，名揚天下，所以人們還是習慣叫靈隱寺。
初建之時，靈隱寺的佛事未盛，真正規模初現，要到南北朝的梁武帝時期。當時梁武帝蕭衍篤信佛教，在各地興建了大批寺院，杭州的佛教也得到了快速發展。他當時賜田靈隱寺，於是靈隱寺的規模才慢慢大起來。
唐朝時期，總體上靈隱寺得到了較快的發展，雖然在唐武宗時期曾排佛廢教，發生過大規模的禁佛事件，但我們從一些詩人的文章中依然可以感受到靈隱寺當時的規模。唐朝詩人“茶聖”陸羽在撰寫《茶經》一書時曾遍訪茶葉產區，西湖以西向來是著名的產茶之區，陸羽在寓居靈隱之時，曾寫道：“南天竺，北靈隱，有百尺彌勒閣、蓮峰堂、白雲庵、千佛殿、巢雲亭、延賓水閣、望海閣。”由此可見，當時的靈隱寺是有相當規模的。五代時吳越國王錢弘俶崇信佛教，廣建寺宇，當時靈隱寺規模宏大，據說有九樓、十八閣、七十二殿堂，僧徒達三千餘眾。
北宋時，有人品第江南諸寺，氣象恢宏的靈隱寺被列為禪院五山之列。蘇軾在《留題靈隱寺方丈》詩中有“高堂會食羅千夫，撞鍾擊鼓喧朝晡”之句，可見當時靈隱寺的規模已非常宏大。宋初的文學家羅處約把當時的靈隱寺描摹得較為仔細，在《重修靈隱寺碑記》中，他這樣寫靈隱寺的寺容：
繡桷畫栱，霞翬於九霄；藻井丹楹，華垂於四照。修廊重複，潛奔濺玉之泉；飛閣岧嶢，下映垂珠之樹。風鐸觸鈞天之樂，華鬟搜陸海之珍。有若碧樹花枝，春榮冬茂；翠嵐清籟，朝融夕凝。
從羅處約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靈隱寺不僅規模宏大，建築華麗而精巧，周圍環境靜幽，往來者眾。
宋室南遷，杭州城的發展得到了跨越式的發展，杭州的佛教在這個時候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在《西湖寺觀》一書中，記有關於南宋時靈隱寺的情況：
南宋時，杭州成了偏安東南一隅的都城，小朝廷的皇帝如高宗趙構、孝宗趙昚等，多次遊幸靈隱寺。高宗紹興五年（1135年），寺名改為靈隱山崇恩顯親禪寺。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二月，詔令每年四月初八佛誕日賜帛五十匹於禪寺。乾道八年（1172年）改法堂為直指堂，又賜瞎堂禪師“直指堂”印。寧宗嘉定（1208—1224）年間，評定江南禪院，以五山為冠首，依次是：餘杭的徑山第一，靈隱次之，淨慈又次之，寧波的天童再次之，育王為第五。當時，靈隱寺有“禪窟”之稱。
元、明、清三代，靈隱寺可謂曆經滄桑，既有兵燹頻仍時期的荒廢，也有數度重建時的興盛。明末清初時靈隱寺曾一度恢複到往日香火繚繞的盛況。尤其是在具德禪師住持期間。用當時的文學家孫治的話說，可謂“雖日重興，實同開創”。王益朋在《重修靈隱寺碑記》中也誇讚靈隱寺：“錢塘三百六十寺，未有先此者也。”
明末清初文學家張岱曾僑居杭州多年，他和具德禪師也有往來，後來他在《西湖夢尋》中追記過當時靈隱寺大修期間的情景：
具和尚為餘族弟，丁酉歲餘往候之，則大殿、方丈尚未起工，然東邊一帶，朗閣精藍凡九進，客房僧舍百什餘間，棐幾藤床，鋪陳器皿，皆不移而具。香積廚中，初鑄三大銅鍋，鍋中煮米三擔，可食千人。具和尚指鍋示餘曰：“此弟十餘年來所掙家計也。”飯僧之眾，亦諸刹所無。午間方陪餘齋，見有沙彌持赫蹄送看，不知何事，弟對沙彌曰：“庫頭開倉。”沙彌去。及餘飯後出寺門，見有千餘人蜂擁而來，肩上擔米頃刻上廩，鬥斛無聲，忽然竟去。餘問和尚，和尚曰：“此丹陽施主某，歲致米五百擔，水腳挑錢纖悉自備，不許飲常住勺水，七年於此矣。”餘為嗟歎。因問大殿何時可成，和尚對以明年六月為第六十，法子萬人，人饋十金，可得十萬，則吾事濟矣。逾三年而大殿、方丈俱落成焉。
張岱還作有《壽具和尚並賀大殿落成》詩，記靈隱寺香火之盛：
繼具德禪師者為晦山。晦山主持靈隱後，不改故常，對寺院繼續有所建設。建有飛來峰牌坊、具德和尚慧日塔院及普同塔三座。
“康乾盛世”期間，國運昌盛，康熙、乾隆也多次親至靈隱，所以寺院得到了很好的興建。靈隱寺曾被叫做“雲林禪寺”就與康熙有關。而乾隆時期靈隱寺的盛況，可以從《靈隱寺誌》的一張附圖看出來，當時飛簷翹角互相參差，樓宇美輪美奐，可謂盛況空前。嘉慶之後靈隱寺又遭遇過多次毀壞，尤其是到了太平天國年間，靈隱寺僅存天王殿和羅漢堂。
民國時期，內戰和日本侵華，使得靈隱寺的建設基本進入了停滯期，也曾發生過大火燒毀的情況。據《西湖寺觀》一書所述，曾經落得“境況窘迫，甚至常常無米為炊”的境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