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公共行政哲學領域和話語理論所做的研究，主要是針對公共政策評估本身進行的，對於不斷提高公共政策的質量有著特殊的意義。因此，當人們對公共政策做學理分析的時候，更應該傾向於對公共政策分析和評估的整體做一些研究。當然，實踐性與理論研究是有距離的，所以在理論研究當中，人們應該因地製宜地選擇一個合適的切入點。
一般來說，話語理論就為公共政策評估質量的不斷提升，提供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研究思路，特別是包括公共能量場的話語平台、多元化參與，以及全麵性的質量監督管理等製度設計在內的公共政策評估理論，的確為我國的公共政策實踐和將來的製度設計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借鑒和理論指導。此外，作者在前部分所做的一些如何提高公共政策評估質量的分析當中，實際上是有意識地缺省了一個界定，即公共政策評估的分類問題，也就是所做的分析是全國性的公共政策評估，還是地方性的公共政策評估。應該來講，作者所做的一些基本研究，主要適用於地方性的公共政策，也就是指省級（直轄市）以下的公共政策評估實踐。這是因為，要想在我們國家設計一個全國性的公共政策評估標準和原則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一是因為我國地廣人多，社會情況複雜；二是因為我國的行政級別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比，屬於三級管理，所以用一種全國通用的機製來解決所有社會問題是不大可行的，而在我國更為可行的是應該推行一種漸進化的政策策略。
1.地方性公共政策評估實踐實例分析
在通過對我國地方性公共政策評估實踐的實例分析當中，人們普遍地認為，最為值得總結的實例經驗，是我國浙江溫嶺的“民主懇談”。浙江溫嶺“民主懇談”是一種政策網絡式對話與協商評估的民主模式。這種民主模式主要是通過一種公開、公正、公平的做法，來保障社會各個方麵的利益進行充分的表達與博弈。浙江溫嶺“民主懇談”作為一種最為值得總結的我國地方性公共政策評估實例經驗，體現出了以下一些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並得出了一些重要的啟示：
（1）複雜性與民主。這一命題是西方著名學者尤爾根·哈貝馬斯在一篇文章中的標題，在這裏借鑒他的這個標題，目的就是想來表明現代民主理論在解決公共政策問題時麵臨的尷尬。一般來說，當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經曆了一個混亂的弱肉強食階段之後，即體力智力優異者勝出為精英管理階層，再轉變到神聖化管理，即契約下的代理製（大眾民主與精英民主）。在契約代理製下，一般認為民主更應該作為製度來解決社會問題，而不是單純地以精神來製約人們的行為。因此，民主製度的產生似乎是以代理、投票、權利公平等為主要特征的，然而，這種代理的選舉及權力的轉移又是非常模糊的。一般從民主理論的推理上講，人們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把公共權力向全社會公民進行了分配，然後人們在契約精神的指導下通過選擇代理，以投票的方式來管理公共事務。但是通過對民主理論的實踐運行進行考察與研究之後，使人們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即民主與政治（政策）之間的複雜性是難以協調的。
一般來說，民主製度主要有兩個中心思想，即民有、民治。這兩個中心思想包括了兩個基本的意思，即人民主權和人民自我治理。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學者們對民主這一現象進行的分類和理解亦不相同。西方著名學者達爾（Robert Dahl）曾經指出：並沒有所謂獨一無二的民主理論，隻有諸多種類的民主理論。西方著名學者麥可弗森（C.B.Macpherson）在研究當中更為主張要用模型（model）這個字來討論民主的形態，他認為，自由主義式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有四種基本的模型：其一，保護式的（protective）民主；其二，發展式的（developmental）民主；其三，均衡式的（equilibrium）民主；其四，參與式的（participatory）民主。此外，西方學者們對民主在政治、行政領域應用規則的討論當中，還認為應該包括環式民主（與現代複雜組織性相聯係的權力均衡之上的民主）、協商民主（交往理論之上的民主理論）。
（2）浙江溫嶺“民主懇談”的新嚐試。選取我國浙江東南沿海的溫嶺市基層“民主懇談”形式的基層民主，作為其地方性公共政策評估實踐的研究對象，還是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因為把該案例作為一種典型來分析商談模式在我國公共政策實踐中的發展情況，雖然並不具有普遍性的社會意義，但畢竟在我國有限的民主政治實踐當中，這一嚐試還是具有一定的探索研究價值的。在我國政黨、社團、法人、群眾等幾方麵的公共政策訴求中，要如何取得合理的利益平衡，浙江溫嶺的嚐試給出了一定的解釋。雖然人們可以就這一種模式的操作規則等方麵找出許多的不足，並以“嚴格”的民主、平等、協商這些概念來對其進行深刻的批評，但作為我國基層建設中的民主新嚐試，它對我國建立更為普遍意義上的對話、協商、探討機製，彌補代表民主製在後現代秩序關於多元性、多維度的信息交流要求，還是具有積極的社會促進意義。一般來說，缺乏民主的製度肯定是不科學的，反之，科學的製度一定是民主的。
浙江溫嶺市是一個總麵積920平方公裏，轄11個鎮5個街道，人口116萬的縣級市。1996年6月，浙江全省擬進行農村現代化教育活動，針對當時城鎮和農村居民與鎮黨委、政府間存在較大心理距離的現實，鬆門鎮政府變原來的灌輸式教育為新型的互動式溝通，受到了廣大農村群眾的歡迎，甚至被群眾譽為鬆門的“焦點訪談”。台州政府把這種民主形式進行了全麵推廣，原本作為農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形式的“農村論壇”，轉變成了具有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新功能的“民主懇談”。
溫嶺市的“民主懇談”製度是實現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一係列基層民主治理措施的總稱，它主要包括“民主懇談會”、“民主聽證會”、“村民主議事會”以及“民情通道”等多種形式，涉及鎮（街道）、村、城市社區、市政府職能部門以及非公有製企業的懇談等多個層麵。“民主懇談”的社會意義在於，它是溫嶺市原創性的基層民主形式，是擴大基層民主，推進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重要載體。“民主懇談”遵循以下的原則：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依法辦事、堅持民主集中製、堅持注重實效的原則，等等。另外，“民主懇談”分別對鎮政府（街道）、鎮（街道）黨委內部、村、城市社區、市政府職能部門等的議題範圍和參與對象都進行了描述，其核心內容是：對話和參與。該製度主要有以下兩個基本特點：其一，政府主導著“懇談”活動的開展和深化的整個過程；其二，注重對話與參與，平等對話，而民主參與是該製度的核心。
溫嶺市“民主懇談”的操作運行，是以鎮黨委、鎮人大、鎮政府、市鎮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各種團體和群眾多元主體為信息來源的，作為一種製度被行政規範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來，並明確了監督的方式。例如，在村一級會議出現對決定持有異議情況的時候，應該由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對討論事項進行表決並做出決定。此外，在對“民主懇談”討論協商所做出決定的重大事項，人大代表、政協代表、人大主席團、村民（居民）代表監督委員會或者村民（居民）監督小組等，都可以對其實施的情況進行有效監督。並且要求會議的結果必須向群眾通報，對未能付諸實施的問題，要向群眾做出解釋。作為一種製度，溫嶺“民主懇談”取得了兩方麵的績效：一是擴大了基層民主。這種基層民主的擴大，不僅為基層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提供了一條新的發展途徑，而且還促進了有關基層民主的現行法規、條例的進一步落實，從而推動了我國鄉鎮人民代表大會和村民代表會議作用的積極發揮。二是加強了幹群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幹群之間的交流與溝通，不僅提高了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轉變了幹部的工作作風，加強了幹部的民主意識和服務意識，而且還從根本上化解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
溫嶺“民主懇談”式的民主、參與、協商製度，對推動我國地方政府實現政務公開，實行社會基層的民主管理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甚至推動了我國一些基層民主法規相繼出台，這是值得肯定和推廣的。但是溫嶺“民主懇談”畢竟隻是一種建立我國民主政治的初級嚐試，特別是對我國公共政策在更廣大層麵的發展與實施而言，尚顯理論與實踐的不足。一般來說，我國溫嶺基層民主方式產生的最初動因，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幹群間的相互關係，以便順利進行農村基層建設、完善農業現代化教育的需要。然而最終，這種製度以法規的形式被確定了下來，並成為協商民主的重要形式，在我國的社會基層進行了第一次嚐試。
從表麵上看，這一製度的推動者是我國政府進行治理的需要，但情況並非完全如此。例如，以議題的選擇為例，初期的做法是群眾出“題目”，政府抓落實。特別是當時的議題多是群眾普遍關注、反應強烈的難點、熱點等問題，或者是當地需要迫切解決的突出社會問題。尤其是對群眾自由提問，政府解答和落實，群眾在議題的提出和確定方麵，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隨著“民主懇談”製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的深入發展，要求所有的議題都要建立在村幹部、鎮辦公室或職能部門的有關同誌針對群眾反映的難點、熱點問題上，要求當地急需解決的重點問題以及按“民主懇談”製度規定的議題範圍內的問題，都要建立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之上。並且要求群眾的參與性在議題選取當中必須占據重要的位置，特別是在鎮一級，除了黨委、政府可以提出議題之外，五分之一以上的鎮人大代表聯名也可以提出，並經人大主席團批準的群眾也可以聯名提出。在村一級，村黨組織、村民委員會、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聯名或五分之一的村民代表聯名都可以提出議題。據此看來，群眾關心問題的解答和群眾反映問題的動機，在製度推行過程中都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