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社後麵的護岸林往西看，是一片原始次生林。那天晚上，爽淨的夕陽斜射下來，樹林掛上了金子汁。落葉鬆站在湖泊邊上，像為遠航者招手送行。它們個個披著金色流蘇的鬥篷，站立筆直。湖水在光線奇妙的安排下，變成孔雀藍，上麵有一道道浮萍。鬆樹金色的倒影被綠萍遮擋間或露出，真應了那個詞——壯麗。壯麗都在自然界，而非人間。
走過去，站在樹下觀湖。湖水變成清清的白水，而漂萍借夕陽的光線鍍一層金紅。林間行走，鞋底有綿軟的腐殖土。我伸手往地下掏，一尺以下還有鐵鏽色的鬆針，燙手，散出一股氨水的氣味。
隔不遠的鬆樹上掛一個木頭小房子，麻繩栓的，裏邊絮著牙簽那麼細的樹枝，鳥窩。
牧區沒見過這種人工設置的鳥窩，德國斯圖加特的大樹常掛這種木頭房子，也在路邊。這兒的鳥窩是誰設置的呢？
然而草原少有德國那些在樹林裏散步的人。在斯圖加特山上，方圓50多公裏的森林裏，哪一個角落均可見到跑步、騎車或散步的人。他們臉上帶著笑容，如演員上場一樣從樹後閃出，倏爾消失，仿佛回到格林兄弟童話中。
夕陽照在這裏的每一棵鬆樹上，毫無偏私。樹身下端的鬆針磚紅色，幹枯了，樹頂仍然青翠，此刻染一層漆似的紅色。
前麵有兩個小夥子走過，我用漢語向他們問好。高個子小夥兒遺憾地攤開手，他不懂漢語，用英語和我對話。我覺得幽默，我的意思是在偏遠的烏蘭紮德嘎的草原上，路人不懂漢語不算奇怪，但用英語應答，顯得逗。我之英格，並不力士，隻好說Good-bye，他們笑了，好像我搞笑。
回鄉裏，我問吉雅泰，此地不懂漢語懂英語的人多嗎？吉雅泰搖頭，說那是印度，這裏沒有。我說遇到兩個小夥子，胸背挺直，像服過兵役，穿很高級的皮鞋，講英語。
吉雅泰翻白眼想半天沒結果。他打電話，手比劃腳下的鞋，又比劃腰板。吉雅泰就這麼純樸，估計他正跟村裏人打聽“直腰板、穿皮鞋，說英語的人”。
“嗨，圖瓦的人。”吉雅泰告訴我。
我問：“是俄羅斯南西伯利亞的圖瓦，還是新疆的圖瓦？”
“俄羅斯的圖瓦。”吉雅泰說，“兩個圖瓦留學生，在呼和浩特的大學留學，假期到咱們這兒搞調查。”
我說：“好嘛，我要接見一下他們。”
吉雅泰用他的大陽摩托把我馱到蔥村，到達圖瓦大學生住的牧民家。
他們倆都在家，一人叫巴特，一人叫瓦申克，都會說純熟的蒙古語。他倆坐著笑，細長眼睛堆起小肉眼泡兒，這是突厥式相貌特征。巴特說，他倆畢業於俄聯邦圖瓦自治共和國的克孜勒大學。他學德語，瓦申克學獸醫學。畢業了，一起到中國內蒙古留學。
“到中國學什麼？”我問。
“我學作曲，”巴特說，“瓦申克學習古代蒙古文。”
瓦申克說：“巴特的爸爸是我們圖瓦國的總統。”
巴特指瓦申克：“他爸爸有馴鹿群。他姐姐結婚那天，他爸爸請兩千多人吃飯。雇中國人用鐵鍬在大鍋炒菜，特別氣派。我哥哥結婚，我爸爸隻請三十個人吃飯。”
我問：“你爸爸是總統，來客多對他形象不好，對嗎？”
巴特回答：“請到的人越多形象越好，我們的婚禮不收禮金。我爸爸掙錢少，總統掙不到太多錢，跟同等工齡的警察掙的錢一樣多，沒醫生掙得多，更沒他爸爸有錢。”
我問瓦申克：“你爸爸在婚禮上請的人都是親戚朋友嗎？”
“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瓦申克說，“提前三個月就告訴他們了。有人趕牛車從蒙古國喬巴山過來，有人從布利亞特國的貝加爾湖西岸那邊來。”
“為參加你姐姐的婚禮？”
“對嘛。”瓦申克自豪地回答。
“我參加了婚禮，”巴特說，“兩千多人，在山坡下一個圓圈兒一個圓圈兒坐著吃肉喝酒。啊，婚禮上的人根本望不到邊，到處都是人。我們借中國工地的手推車墊上塑料布裝洋蔥炒肉，烤羊腿，運來運去。白酒裝在白塑料桶裏，用大碗舀出來喝。”
簡直是格薩爾王的史詩。我問：“什麼人圍在一起吃喝？”
“一家人唄。”巴特回答，“隨便啦，想和什麼人在一起就在一起。坐在草地上，喝多了躺一會兒，一直吃到第二天早上。”
這真叫狂歡。“有人送禮物嗎？”我問。
“有。”瓦申克說，“有什麼送什麼，送馬的，送珊瑚珠，也有送酒的，都喝了。”
“不送禮物會不會窘迫？”
“沒有，”瓦申克說，“大家快樂跟送東西沒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