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夏天，我去舍賓。舍賓地處長白山餘脈，有山有水。河叫茶水。山的名字叫流蘇，是滿洲語或錫伯語，意謂“野豬後丘靠近尾巴的肉”。少數民族語言挺神，信息量太大了。“流”是“野豬後丘”，“蘇”是“靠近尾巴的肉”，以一當十。當然這是漢人的解字法。黑龍江滿歸林業局之“滿歸”，漢語的意思是曬雞巴的地方。滿歸兩個字不能分拆，那就是幹那個的地方。我在舍賓的一個肉鋪問：有流蘇嗎？老板拿手背蹭蹭鼻子，說沒有。你知道什麼是流蘇嗎？他說不知道。不知道你就說沒有啊？他說我就是不知道。
我去舍賓是為了學習知識，兜裏隻帶了一本書，不是《人類哲學手冊》，而是上海辭書出版社的《繪圖兒童植物辭典》。我一直為缺乏基本的植物學知識而感到自卑。雖然我認識菠菜、蔥和楊樹，也認識雞冠花，但還是沒辦法了解大自然。作為一個人，我不想在缺少植物學知識的狀態下混生活，以至如奧斯特洛夫斯基宣稱的那樣——白白度過一生，卻不知草木之名。這本兒童辭典介紹了藻類、菌類、地衣、苔蘚、蕨類、裸子、雙子葉、單子葉植物七大類309種植物，其中我認識的隻有蘋果、杏、黃瓜、蒜、西瓜、柿子十多種，剩下的都糊塗，譬如九死還魂草、漆樹、金魚藻、沿階草，大麻、巴褂木，認識嗎？不認識。這本書有彩圖，可以手捧著書在田野裏辨識花花草草。我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況且，這本書由大生物學家談家楨主編，弗得了。
我對房屋中介的人說，幫我找一間可以看見流蘇山和茶水的房子。中介說太好辦了，茶水剛好從流蘇山腳下流過，就像特意為你流的。那兒是師範小區，空房多了。
我租這間房子是三樓，東窗可以見到綠意蔥蘢但並不高的流蘇山，茶水（一說查水）馱著山的倒影日夜流過。
第一天我認識了幾種植物。那種名字最離奇、最具武俠精神的草（蕨類）被我在茶水河邊的禿石上找到——九死還魂草。它的葉子像芝麻一樣小，也像柏樹的鱗片，黑褐色。河邊的羊倌告訴我，幹旱的年代，它的小枝蜷縮成枯黃色，跟死去了一樣。遇到雨水，它立刻變綠，葉子也打開了。
就是這麼個“九死還魂草”，我以為它能救人呢？我已經采集來六棵草，在窗台上晾曬；又把它分成九份，給朋友四份，我自己準備借此抵擋五次譬如說山崩地裂的事變。它的學術名字叫卷柏，這個名字好，比較樸實。九死還魂草，這個名字叫得太大，太不著邊際。我還納悶，中國有這種牛×草為什麼沒獲得諾貝爾醫學生物學獎？中國人發現的治療瘧疾的青蒿素已經與諾貝爾醫學生物學獎失之交臂，它挽救了成千上萬的非洲黑人的生命。中國人發現與提取青蒿素是在“文革”中，沒申報諾獎，也沒有學術論文，直接造福黑人類了。卷柏不過就是卷柏，它還是很厲害，把水分和光合作用之間的關係搞到了極致，向卷柏學習。
我見到了芝麻，一米多高，身上有茸毛，身上七八個胳肢窩結滿芝麻。放羊人說，把芝麻籽放在太陽底下曝曬，小芝麻會像楊利偉躍出太空艙那樣蹦出來。一棵大樹開紫花，但沒有丁香的香味。翻書後知道，此乃苦楝樹，木材可製樂器，果實釀酒，樹皮能驅人體的蛔蟲。我小時候，或者說赤峰第七小學學生的小時候都在肚子裏養了不少蛔蟲。“六一”兒童節，不知哪來的人在操場上為我們發塔糖。吃了塔糖，我們全進廁所蹲下拉蛔蟲。現在沒聽說誰有蛔蟲，影星也沒拿蛔蟲炒作自己。這是說，我們吃的水果蔬菜上的殘留農藥已經讓寄生蟲無存身之地了。人連虱子也不招了，蒼蠅變得軟弱，飛不了太遠就要蹲下歇會兒。印度班加羅爾大學——亞洲大學排名第三，比中國任何一所大學的學術地位都高——經過五年的跟蹤調查發現，世界上蜜蜂數量少了。蜜蜂們何故少了？班加羅爾大學的科研人員講，是由於手機的廣泛使用，幹擾了蜜蜂頭部導航儀的磁場，它們在懵懂之餘，黯然死去。此說如成立，移動和聯通每年應拿出其暴利的20%賠償蜂農，也使我們這些非蜂農在有生之年繼續見到蜜蜂——這種極為美妙的小生物。蜜蜂少了，但市場上的蜂蜜產量比過去增加了一千多倍，這是誰釀的？蜂蜜場老板趴在花上釀（瀉）的蜜？都是他媽拿白糖熬的。
到舍賓前，朋友向我介紹了一位朋友，舍賓當地人，女子，名劉垂。劉垂在電話裏熱情承諾向我介紹舍賓風情，我說我想得到有關植物學的指導，她說沒問題。劉垂在當地農科站工作，是沈陽農業大學的碩士生。傳說她長得很漂亮。
到舍賓的第二天晚上，我在房間裏接到了劉垂的電話。那些年還沒流行手機，電話打到我房間的固定電話上。
“玩得怎麼樣？”她在電話中問我。
“很好，茶水邊上有一片芝麻地……”
她打斷我：“我昨天就給你打過電話，你不在，你太太或你女友接的。她沒告訴你嗎？”
“沒有啊？”
“她沒說劉垂來過電話？”
我想了一會兒：“我沒帶太太女友來呀？我一個人來的，我沒有女友。”
“別解釋了，你沒女友我也不給你當女友。你真的沒接到電話？”
“沒有啊，房間就我一個人啊，你可能撥錯了號碼。”
劉垂與我核對座機號碼，沒錯，就這個號。
她說她明天再打過來。
第二天晚上六點，我在房間裏整理烏拉草的標本，這是在水窪裏薅來的，三棱形的稈細而堅硬，頂上有幾朵寡白的花。
電話——“你好，我是劉垂。”
“你好，劉老師。”
“我下午四點打過這個電話。”
“我上山了。”
“一位女士接的，她說你不在房間，還說不知你幹什麼去了。”
女士？怎麼會有女士在我房間？座機上方有一幅年畫，一位綾羅綢緞的古代美女挎一筐仙桃含笑而立，她下來接的電話？
我回答：“我房間沒人，隻有我自己。”
“你又來了。”她說，“難道我說謊不成？說謊對我有什麼好處嗎？”
我聽出她口氣不滿，說：“我相信你說的都是真的。可是，這是誰呢？”
她哈哈笑了：“是誰你還不知道啊？”
我說：“我真沒見到這個人，我情願跟她見一麵，我……”
她說：“這樣吧，我昨天和今天都是四點鍾打的電話，你明天四點哪兒也別去，在屋裏等我電話。”
就這麼辦了，我一定要認識這個天外來客。在電話中，我還問了劉垂一句：“這個女的長什麼樣？”事實證明這話問得很愚蠢。劉垂說：“我還想問你呢。”
撂下電話，我想這個事和這個人。
一，這個事存在嗎？我認為不存在。就像永動機和尼斯水怪不存在一樣。如果相信這個事的存在，以後就可以隨便相信什麼事的存在，譬如相信希特勒還活著，他正在大興安嶺的國營林場養老院裏打麻將。還可以相信王家嶺礦難的工人全沒有姓名，相信男人的闌尾可以分泌麝香。我覺得劉垂給我打的電話是郵電線路出了一點小毛病——串線了，我也有的理由相信劉垂撥錯了號碼。人常常會連續撥錯一個電話號碼。
二，我不信一個人會在每天下午四點鍾到我這間臨時租的房子裏替我接電話。如果有這種可能，我寧願相信以後有許多植物，譬如紡錘樹、羅漢果，肉蓯蓉和捕蠅草都會到我房間接電話。
我想了想，給劉垂打了個電話，約她見麵。她說不必了，明天等我電話。
第二天下午四點鍾，座機像高壓鍋冒氣一樣鳴響，我接電話——劉垂。
劉垂說：“怎麼會是你？”
我說：“我也希望是別人，可惜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