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遇到的三位花友，他們全翻帽子朝裏麵看一下，看新舊。他們全不看人，好像我不值得看。第四位花友也在翻垃圾箱，不過是在馬路對麵。我給他帽子之後，他竟伸手跟我握了握，眼邊浮上一層淚說：“現在還有這麼好的人哪？”我說：“多了，是你沒碰上。”這個人六十多歲，有酒氣，臉上的驚訝半天回不過來。他問我住哪兒，我說皇姑。他問皇姑哪兒，我瞎編了個地方。他問哪樓哪號？我問他幹啥？他答：我得看你去，你這人這麼好，我得看你。我說用不著，上車走。
他拽我車後架，說：“我也有東西送你。”他衣服分好多層，每層都是外衣，合在一起穿。他掏出一個帶獅子頭的舊打火機：“給你。”我說不要。他接著掏，掏出一個折成方塊的畫報，打開，裏麵印的照片是裸體女人，啥都沒穿。我說不要。
他摸一把臉：“你咋啥都不要呢？我給你好的。”他從另外的兜裏掏出一個扁瓶，有半瓶琥珀色的洋酒。送你了，比你帽子貴，這都是我撿的。
我說：“謝謝你，我不喝酒。”
他說：“你咋也得要我點東西呀？要不我不讓你走。”
我說：“你都有啥？”
他把衣服一層層脫下來，我說：“這麼冷，別脫。”他倔強，全脫下來，隻剩一個襯衣。從這七八件衣服裏掏出不少東西攤地上，沒開盒的安全套，小包裝的番茄醬，酒店小瓶洗發水，唇膏，木梳，還有一個夜光的，一彈老高的塑膠球。我說我要這個球。他說：“你真有眼力。咱倆交個朋友，哪一天看你去。”他把我車後架鬆開了。
第五個花友其實不是花友。他年輕，剃光頭，雙手揣棉衣袖子裏站街邊。我問：“你幹啥呢？”他說：“等人呢。”我說：“送你個帽子吧。”他接過來戴上說正好。這時飛跑過來一個人，他倆鑽進一個四輪車開跑了，來飯店拉泔水的。第六個花友帶職業特征，他在人行道上晃蕩搪瓷茶缸子乞錢。我送他一頂帽子，問：“你們這夥人都在哪兒？”他反問：“哪夥人？”“要飯的。”他說不知道。我一聽就知道他在敷衍。我把帽子從他頭上搶過來，“你說。”他一指，南站票房子。我把帽子又給他扣上了。此友不願讓他同仁得一個帽子。
南站票房子？對，票房子暖和。我進了南站候車室，這時候是晚上十一點。長椅上旅客東倒西歪。我發現一個肥胖的小夥，臉也不髒。他身邊一堆棉花套子證明他是花友。給他帽子，他鄙夷不屑，說：“我用不著，一冬天就在這過了。”說完哼小曲，上下打量我，問：“你幹啥的？”
我真答不上來自己是幹啥的，我的職業或事業跟帽子沒關，但此刻我隻是個送帽子的，我說：“送帽子的。”他說：“不像。”
在我繼續地找花友的時候，剛那個胖子領來個威嚴的人，也許是便衣警察，也許是協勤。
威嚴地問我：“你幹什麼呢。”聲調橫。
我說：“不幹啥。”
“你背啥玩意兒，倒地下檢查。”
“你憑什麼檢查，你是幹啥的？”
此時又來了三四個他們的人，拽住我肩頭，讓我出示身份證。我沒辦法出示了警官證（湊巧帶身上）。他們看了大為驚慌，說：“對不起，咱們這兒經常有人打著送東西的幌子搞詐騙。”說完他瞪那個胖子一眼。
出了候車室，我還剩兩頂帽子。我送給一個迎麵走來的衣衫襤褸的人，對方回聲謝謝，才知她是女的。剩一頂帽子，還在家裏放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