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年冬，法顯先渡海往獅子國遊學，兩年後終於在此踏上歸程，搭乘的是載客二百餘人的大商船。途遇大風，在海上漂流了九十天，到了南海的耶提婆（爪哇）擱淺，在此滯留五個來月，直到412年夏，得以乘上另一商船，再次泛海，本預期五十天航達廣州，不料航行一個多月，又遇暴風雨，迷失方向，船員認為載沙門不利，擬將法顯置留海島，幸仗義者反對，方免難。曆經兩月餘的漂流，就在糧盡水絕之際，眼前終於出現了一片陸地，上來打聽，竟是嶗山！ 去國一別，十四年了。
海路，說九死一生也不為過，中間葬身魚腹的隻有大海知道，法顯能免，隻是天佑毅者罷了。是以此間僧伽提婆、鳩摩羅什、曇無讖、菩提留支（等還是取道西域前來。到了玄奘，幹脆來回都走陸路。所以海路很難說就較陸路好，（若非中土曆來海禁，很可能隨著船業發展，航道的開辟，海路很快會成為真正理想的選擇）但無論如何，在他們的眼裏，繞北路也好，海也罷，吐藩直路卻都從不作考慮。到底是何原因？
就在玄奘西行後的14年，即公元641元，文成公主入藏。送親隊伍西行六千餘裏，而至邏些（拉薩），此時，玄奘尤身在印度。竊以為，由邏些此去恒河流域，不會再難於長安至邏些了，地理、海拔俱與前參差可比，越過大雪山（喜馬拉雅），便是一路長驅的平原了，長約四千餘裏。事實上梵風東漸，天竺、吐藩的僧侶亦早有往來。何以法、玄諸僧就不作直道想？
他們怕的是惡劣的地理氣候麼？羌塘高原確實可畏，但北中線就好嗎，不要說大漠了，沙磧地上很多時候就是以死人枯骨為標識。至於蔥嶺，整體海拔都不在青藏之下，諸山口可能更高。又以文成公主的送親隊伍來說，人員組成不乏侍婢、藝人、工匠，這些人嚐且可行，以法顯、玄奘們來說，就再沒理由辦不到。
他們怕得是劫掠麼？羌塘人跡罕至，商隊不通，跟本不可能有職業盜賊團夥。至於一般牧民，民風盡管粗曠，即便到後來唐吐交惡，也不可能就形成全民性的仇視，況且，佛教東漸，對青藏影響更大，是以對求道僧侶，不可能會有所為難。相反，北中路絲路是成熟的商道，劫掠的危險要大得多，真切的多。而且，西域除去盛唐時候有短暫的穩定外，更多是部落林立，諸強虎伺（突厥、吐穀渾、大食），兵亂對商侶威脅相當大。
那最後究竟是什麼讓僧侶卻步？今人詳考之，發現竟然是補給！
按沈括《夢溪筆談》的計算方法，一個全職民伕，頂多背六鬥米，每人每天吃兩升，一次可以維持三十天。問題法顯、玄奘不是民伕，而且還有衣物、度牒、書籍等物件，最重要的是還要帶水！所以按折半帶三鬥米，走十五天算應合理。即使雇民伕，或有善信願隨行，也不可能再多，這些人也要吃飯，有時侯還要分糧讓其半途折返。如用牲口的話，駱馱可馱三石，騾馬可馱一石五鬥，但牲口要馱工管，也要備水備草料，人力物力大為膨脹，難切僧侶的實際。在高原上前行，他們隻能用蛙跳方式，前進一段，便要停下來補給、休整、以及宏經布道。北路雖有種種不足，但在蛙跳距離上，比如十五天，找到綠洲、人家、城鎮，還是大概有保證的（隻能說大概了）。然而在羌塘，根本沒有可能實現這樣的計劃，隻有大隊人馬、遊牧部眾才能實現長途的行進。對法顯、玄奘們來說，日月山，便是盡頭。
今人知道，大海才是文明的出路，但無疑我們是錯過了，盡管我們本不乏探險開路的偉大先鋒。由此可見，玄奘西遊穿行北路和中路有其必然性：一是佛經大都來自西域而非來自南方；二是從絲綢之路的僧侶口中得知求取真經的最佳路線乃是此路；三是西行途中的許多國家信奉佛教，可以得到他們的照顧；四是玄奘的名聲傳於西域而在南方影響較小，這無形中也會提供許多方便之處。
§§第一篇 西行，從新疆到阿富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