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發展道路是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對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始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時期，並在以後的革命和建設中不斷得以發展和完善。鄧小平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誌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建國初期，中國基本上是照搬蘇聯現代化的模式。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選擇蘇聯模式成為一種必然，這是由於：二戰後形成了分別以美蘇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尖銳對立，以美國為代表的大多數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和遏製，新中國實行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中的突出成就也顯示了蘇聯模式的威力；蘇聯模式適應了我國在工業化初期發展重工業的需要，再加上我國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以及蘇聯對新中國的援助等等。但是，蘇聯模式本身存在著一些弊端，如所有製結構過於單一、片麵強調發展重工業導致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高度集中的管理體製等等，同時，它也並不完全適合我國的國情。毛澤東及時覺察到了這些問題，對我國現代化建設“隻能基本上照搬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1955年底，他在黨內首先提出了以蘇聯經驗為借鑒，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個重大問題。1956年毛澤東發表的《論十大關係》提出了“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第一次比較係統地闡述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科學文化建設的十個方麵的關係問題，成了全黨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先聲。在工業化問題上，他提出中國工業化道路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係。不能照搬蘇聯片麵地發展重工業的模式，而要從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這種情況出發，正確處理重工業與農業、輕工業的關係，充分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中國工業化道路。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問題，“主要地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關係問題”。此外，走一條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還應該處理好其他一些關係，搞好一係列同時並舉，包括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等，綜合平衡，認為所有這些同時並舉中，以工農業同時並舉最為重要。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有益探索，為此後的現代化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走什麼樣的現代化道路這個問題上，保持著非常清醒的認識，他強調要走適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他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鑒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麵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曆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一方麵表明中國在發展道路上擺脫傳統的“社會主義”道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另一方麵又堅決地拒絕走西方式的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主張，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必須從具體的國情出發，“走自己的路”。他指出：“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英、美、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此外，“蘇聯的模式僵化了”，“中國的事情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辦”，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並據此提出一係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具體模式、方針、政策，的確具有真知灼見，在實踐中已取得了巨大成效。
從十三屆四中全會到十六大，受命於重大曆史關頭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經受了政治風波、經濟風險及複雜的國際形勢等嚴峻考驗，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創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續成功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麵推向21世紀。十六大以來，站在新世紀新起點，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又提出了一係列新的發展思想——科學發展觀，從而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中國式的現代化理論也在隨著實踐的發展而得到不斷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