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並不能說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已經結束，美國已經建立了明確的對華政策架構。但總體來說，從老布什到克林頓，20世紀90年代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構想幾經波折，但總的基調可以概括為：其一，既強調對話合作，也強調競爭；其二，既表明共同利益，也不掩飾分歧和對立；其三，既保持關係中傳統的框架性原則，又注重開創所謂雙邊互動的新遊戲規則；其四，既看重美中關係的重要性，又強調以美國為主，重要性必須服從於以美國標準解決實際問題；其五，既看重中國已經做過的事，又側重中國可能做的事，在對華反映上強調靈活舉措。總之，在這樣的調整中，中美關係中不信任、猜疑和以不確定性為政策考量內容等成分已經大大增加。在這樣的總的基調麵前，台灣問題這根中美關係中最敏感的神經被美國政府屢屢觸動，就顯得並不奇怪。80年代，美國是以與中國關係大局為重，從大處著眼——中美合作的全球戰略利益，與中方求同存異、維持對兩岸政策的平衡；90年代，美國雖然仍舊看到對台政策與美中關係的必然聯係，但是從小處著眼——兩岸均勢穩定、美國的東亞安全、良好的對台關係、擴大美國總統在國內的政治資源等，與中方討價還價，維持對兩岸政策的平衡。因此，90年代，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所把握的“度”，和80年代因對華政策考慮的不同而有了很大區別，在不惜“激怒”中國方麵有了自己更為“精確”的打算。台灣地區則從中美關係的變化中獲利頗多。[46]
其次，“新台灣”概念的出現和20世紀90年代美國在台利益的上升有直接的關聯。當冷戰結束後中美關係麵臨重大調整之際，台灣島內也發生了一些極富戲劇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在蔣經國逝世前後已經有出現的跡象，在李登輝執政的90年代大大加速了。這些變化綜合起來展示在兩個方麵，一是台灣政治的民主化和本土化，二是台灣經濟的自由化和整個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台灣作為實體內容的繁榮和振興對90年代的兩岸關係以及國際社會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觸動。[47]美國不僅以同情、支持和關注的態度看待台灣島內所出現的這些變化，而且開始認為，在自由、民主和穩定的新台灣，美國的利益擴大了。
1991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就曾提到，“台灣正在進行迅速的經濟和政治變革”。1994年9月7日洛德在論述美國調整對台關係時談到此舉是著眼於“台灣新的現實”，以便“確保美在台的經濟、商業和文化利益得到妥善的照管”。[48]台灣《中國時報》為此發表評論說，美國升格美台非官方關係，“顯示了美國已密切注意到台灣新的國際實力，並願意為此采取相應的行動”。[49]
“新台灣”概念的核心是認為20世紀90年代後台灣變革的程度和範圍已在台灣開創了一個十分不同於1949—1958年存在的“中華民國”的新台灣。[50]這些“新”的地方包括：台灣已從蔣氏政權的權威體製轉變為民主政治，經濟的實力、自由化進一步提高，台灣的“國際作用”不容忽視。目前台灣地區是世界上第十三大貿易體，1995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超過一萬美元，台灣的外彙儲備大約為800億美元，僅次於日本；更重要的是，台灣李登輝政權在完成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同時，依托現有實力，對兩岸關係以及中國的統一問題采取了與80年代中期幾乎完全不同的做法，並在對待國際關係的立場中選擇了更為積極、進取的政策：力求實現兩岸現階段因分治分裂、“兩個中國”而形成對等政治實體的“中國”承認和國際支持，並尋求開拓國際空間而獲得事實上的國家地位。因此，“新台灣”概念對美國政策產生了兩個方麵的挑戰，一是台灣民主、自由的現實不容回避，二是兩岸關於和平解決統一問題的意見和主張正漸行漸遠，以兩岸共識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現實障礙幾乎無法逾越。雖然美國一直強調兩岸關係的任何解決辦法隻要以共識為前提和平解決，美國都樂觀其成。但現實兩岸的僵局使美國意識到它完全可以利用這種僵局所產生的時間和空間來鞏固和加強自己在台灣的利益。一項親台的政策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美國在東亞傳統的外交政策目標有三個方麵：一是促進政治民主和自由，二是推動自由貿易和自由經濟，三是穩定區域安全。[51]“新台灣”概念同美國上述這三個方麵的政策目標幾乎不謀而合，特別是當美國對南中國海領土爭端問題中國軍事行為的可能走向充滿疑慮，以及看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軍費的增長和追求軍隊現代化的努力時，台灣海峽的穩定更是成為美國對東亞安全關注的又一中心問題。美國把對台灣的政策傾斜看作是維護“新台灣”的積極趨勢，維持東亞安全、遏製中國有可能出現的冒險行動的重要一環。[52]
此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與台灣的經濟聯係也逐步進入正規化，密切的經濟聯係加深了美國在台灣的經濟利益，也增強了“新台灣”概念在美國政策中的感召力。台灣自1990年以來一直是美國武器的最大買主之一。根據美《時代》雜誌報道，1991—1993年美國實際售台武器額為七八十億美元，台灣位居美國武器買主的第二位，僅次於沙特阿拉伯（304億美元）。[53]正是由於台灣這樣的主顧惠顧，在冷戰後世界武器市場普遍縮小的情況下，美國的軍火生意卻購銷兩旺。1986年美國的武器輸出占世界武器市場的13%，1993年該數字已達到70%。來自台灣的大宗軍火訂單，對美國來說意味著利潤、開工率和就業人口的增加。
80年代美國向台灣不斷施壓，要求開放農產品市場、降低關稅、擴大美消費品進入，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等，這些要求經過美國和台灣地區之間的艱苦談判，到90年代開始有了結果。除了1992年和1993年之外，從1989—1995年，美國對台輸出一直不斷增加，台灣對美國的產品出口則不斷下降。美國對台貿易逆差從1989—1995年也呈不斷下降趨勢，從1989年的130億美元下降為1995年的約92億美元。美國對台灣地區的商品出口，占台灣進口總額的23.9%。[54]美國是台灣地區的第一位出口國、第二位進口國。
第三，美國的國內政治對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親台政策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1949年以來，美國對華政策，包括對台政策都曾受國內政治傳統的左右。[55]在冷戰開始之際，正是由於美國國內極端反共的意識形態對政治的主導，而喪失了與中國接近的機會[56]，在將近23年的時間內對中國奉行孤立的遏製政策。在冷戰結束以後，類似的一幕在美國國內又驚人地上演了。隻不過站在反華前沿的已不是50年代共和黨的右翼，而變成了來自民主黨的自由派人士。他們在國會譴責中國所謂踐踏人權、專製獨裁和因中國的武器出口而對世界和平的“威脅”。他們反對對中國做出妥協性姿態以修補雙邊關係，反對給與中國最惠國貿易待遇，指責政府以經濟利益同中國做人權交易。美國對華政策成了美國國內政治和美國外交道義傳統的“人質”。與中國對抗的主要勢力在國會，它一直是後冷戰時代推動美國製裁中國的主要力量。目前，美國國會中共和黨強硬派、經濟民族主義分子、自由人權主義分子結合在一起，構成了正在發展的反華運動的核心。[57]
美國國會對抗中國大陸與支持台灣是密切相關的，也是美國國內支持台灣的最大力量。台灣素來精通美國政治的奧妙，一貫注重做美國國會的工作。20世紀50年代的“院外援華”集團就曾名噪一時。目前台灣每年都要招待數十位來訪的美國國會議員。1996年3月台灣大選剛剛結束，台“新聞局長”胡誌強就專程赴美參加美眾院外交委員會舉辦的聽證會，彙報大選情況。美國國會內部複雜的黨派、主義、地方和團體背景，以及標榜“自由”、“公正”、“客觀”的民意代表的演說手段，都使國會在90年代在與兩岸關係問題上既為美國又為台灣大做文章。90年代美國的親台政策傾向首先開始於國會，並受到了國會的推波助瀾。國會中對華政策兩黨一致原則的喪失使美國對華政策不斷受到來自國會的牽製，但目前兩黨對台灣的“同情和理解”卻表現得相當一致，成為了美國實施親台政策的不容忽視的國內政治動力。
1994年4月，美國國會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外交關係授權法案》，宣布《與台灣關係法》優於《“八·一七”公報》，這就為美國向台灣出售先進武器裝備掃清了道路。1994年5月，李登輝訪問中美諸國，獲得美國政府給予的過境簽證。同年8月5日，美參議院就以94票讚成、4票棄權和無反對票通過了個案處理台灣高層領導人訪美的1994年度移民及國籍修正案。[58]在李登輝的康奈爾之行中，美國國會更是不遺餘力地要使之成行。1995年3月6日，美參眾兩院36名超黨派議員聯名致信克林頓總統，要求給李簽證。3月22日，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要求準許李登輝訪美的決議案。4月5日，眾議院外委會也通過了同樣的議案。5月2日，美眾議院通過了要求美政府邀請李訪美的決議案，通過時表決票數為396讚成、43票棄權、無反對票。[59]5月9日，美參議院則以97票讚成、1票反對、2票棄權通過了同樣的議案[60]，決議案直接要求美國務院修改1994年7月對台政策調整中有關不允許台灣“首腦”訪美的規定。來自國會的壓力至少是5月22日美國國務院突然宣布給予李登輝赴美簽證的一個重要原因。
顯然，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美國政府希望在看到兩岸關係穩定的前提下，以漸進和少刺激中國為代價，小幅度地調整對台關係的話[61]，美國國會則是傾向於要做大動作，基於台灣日趨民主化的事實，以“更有尊嚴”、“更有效”的方式來對待台灣。目前美國的親台政策實際上是這兩種傾向的折中。美國在宣布給予李訪美簽證的同時，又申明李的康大之行是嚴格的“私人、非正式”訪問，對李在美的行動作了一些限定，並重申了美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所以也沒有按國會的要求“邀請”李登輝訪美。
第三次台海危機：對美國政策的檢討
當我們進一步探討美國今後在兩岸關係中會實行什麼樣的政策，以及將會以什麼樣的決心和方式來實行自己的政策時，1996年3月的第三次台海危機可以說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鮮明的個案。對這個個案的分析或許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掌握未來美國政策的取向和作用。
在這次台海危機之前，就海峽局勢各方普遍關注三個方麵的問題：一是中國到底會不會動武，或選擇什麼樣的形式動武；二是美國的反應，是否會通過直接的軍事卷入來承擔非和平方式解決時對台灣的義務；三是惡化兩岸關係究竟會對中美——這一當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一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三個問題都同兩岸關係中的美國因素存在著直接的關係。[62]
自從1996年以來，由於台灣方麵對於中國大陸自1995年6月以後的種種反態度訴求沒有做出積極的回應，隨著台灣大選的臨近，中國大陸加強了對台灣的正麵軍事壓力，雙方幾乎進入了準戰爭狀態。[63]美國也隨之采取了一係列應對措施。1996年2月5日，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一個由美國國防部所主導的專門小組已經成立，以研究持續升級的兩岸緊急狀態之下美國的對策。[64]同時，美國政府開始不斷告誡中國，破壞台灣海峽穩定將產生嚴重後果，展示武力則會破壞和平。6日，美國國防部長佩裏（William Perry）表示美國政府對海峽局勢表示嚴重關切。[65]
但自己究竟會采取什麼樣的行動，美國政府則采取模糊策略。1996年2月7日，助理國務卿洛德在參議院外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上表示，中國如果無端地對台灣發起進攻將會產生嚴重後果，但又說，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我不能事先確切地對你們說我們將會怎麼做”。[66]美國的基本立場還是不幹預、不調解，堅持兩岸必須以和平的方式自己解決問題，美國隻是采取行動告誡海峽兩岸不要在台灣朝獨立方向發展的問題上最後攤牌。同時，讓雙方不斷猜測華盛頓如何做出反應，以此來威脅雙方。模糊策略實際上是使美國保持主動但又繼續在兩岸關係間實施平衡政策的策略，是平衡政策的延續。通過這項策略，美國既不想公開聲稱它將保護台灣免受中國大陸襲擊，從而鼓勵台灣大膽地朝獨立的方向發展；又不想說它在海峽兩岸關係緊張時做什麼，從而鼓勵中國大陸對台灣采取所謂“軍事冒險”政策。
為了與這樣的策略相配合，美國對兩岸關係緊張化的局勢保持低調處理，沒有刻意渲染緊張狀況或中國武力犯台的巨大可能，一再強調並不認為中國有意對台動武，中國也沒有能力對台發動全麵軍事進攻，為自己的模糊戰略尋找台階。美國也擔心因為局勢緊張而出現兩岸雙方“擦槍走火”的結果，呼籲雙方保持耐心和理性。1996年2月27日，美國新任駐華大使尚慕傑（James Sasser）明確表示了這方麵的擔憂。[67]
1996年3月8—15日中國在台灣海域進行導彈試射，12—18日在東海和南海進行實彈射擊演習，18—25日在福建平潭舉行三軍聯合演習。演習地區環繞台灣海峽附近水域，且實彈著落地區距台灣本島隻有數十公裏。這是中國捍衛國家領土完整、堅決反對台灣獨立和任何外來幹涉的象征性舉措，也顯示了中方在必要時不惜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這些舉動客觀上使海峽局勢的緊張進一步升級，美國的反應也跟著進一步升級。
1996年3月6日，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萊克（Anthony Lake）公開指責中國行動魯莽。3月7日，美國國務卿克裏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對到訪的中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劉華秋表示，美國認為中國的導彈試射是挑釁行為，要求中國克製。[68]同日，美國參議院民主黨議員要求美國動用海空軍力量確保台海地區航道暢通無阻。3月8日，國防部長佩裏證實，美國“獨立號”航空母艦戰鬥群駛入台灣海域附近監視中國的導彈試射。11日，美國證實，克林頓總統已下令以“尼米茲號”航母為首的戰鬥群從印度洋兼程趕往台灣海域，與“獨立號”會合。此次軍事行動，是美國在1991年海灣戰爭以後最大規模的海外軍事集結行動，也是美軍在1973年越戰後在東亞最大規模的兵力集結。然而，即便如此，這也並不能理解為是美國具體的、明確的保衛台灣的軍事行動。
美國方麵沒有宣布這兩支航母編隊有什麼樣的戰鬥使命，或被授權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做出什麼樣的軍事反擊。3月14日，美國國防部官員改口聲稱，已獲中國無意直接攻打台灣，或對台灣采取直接的軍事行動的保證；美國派遣航母戰鬥群前往台灣海域意在預警。[69]國防部長佩裏則重申中國軍事演習的目的旨在台灣大選之前起嚇阻作用。[70]他預計中國軍隊在大選之後將返回軍營。先期到達的“獨立號”航母編隊在到達台灣海域附近的第三天即外移，在距台灣240海裏的外海遊弋。而“尼米茲號”航母在3月15日抵達馬六甲海峽，但故意拖到台灣大選（3月23日）後才抵達台灣外海。據稱這是“事先經過審慎的考量”，“絕非出於巧合”。[71]中國方麵也似乎心領神會，在3月8日開始的全國人大會議期間，中國高層領導均未就美國航母一事大張撻伐。錢其琛外長在人大記者招待會被問及此事時，則用輕描淡寫的口氣表示，這隻是美國慣常的在海外“炫耀武力”。[72]
1996年3月23日，台灣大選結束。中國對李登輝當選台灣首任民選“總統”反應十分低調，對兩岸關係采取了等待、觀望、不急於出招的以靜製動的策略，沒有進一步采取新的軍事演習等高壓行動。在經過一陣兩岸三方的激情互動之後，第三次台海危機終告雲收雨息。
第三次台海危機並沒有給中美關係投下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抹去的陰影。如果說它確實給問題成堆的中美關係造成了麻煩的話，這樣的麻煩看來並不比中國對巴基斯坦的環形磁鐵的出口、知識產權保護以及貿易最惠國待遇等更可怕。美、中雙方都希望以對話來解決分歧——雖然在台灣海峽問題上的分歧要比上述麻煩更難解決。但雙方謀求對話，是同雙方對彼此的重視和力爭修補關係、重拾改善勢頭聯係在一起的。1996年4月19日下午，中國外長錢其琛與美國國務卿克裏斯托弗在海牙中國駐荷蘭大使館舉行會談，這是自1995年6月以來中美外長的第四次會談。
在會談中，中國方麵再度重申了中國的立場，即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的、最敏感的問題，隻有美國妥善、謹慎地處理，中美關係才能正常、穩定地發展；中國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製的方針，但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美國方麵則表示，理解台灣問題是中國最關切的問題，重申信守一個中國的原則，美國無意於逾越三項公報的原則，美國與台灣的關係將嚴格限製在非官方關係之內，美國對台的軍售也將限製在一定的數量及《與台灣關係法》所規定的範圍之內。美國對兩岸局勢趨於緩和表示歡迎，並敦促兩岸恢複對話。[73]這次會談雖然沒有突破，但卻有很重要的意義：其一，它旨在化解第三次台海危機對雙邊關係的震蕩；其二，它對比和檢驗了美中雙邊關係經這次震蕩之後的有關原則和立場，確認了這些既有原則和立場的功效；其三，它表明了震蕩過程中中美兩國的基本態度，這些態度在於雙方都屬意於通過對話解決問題，均無交惡之心，以及無意於輕易尋求對抗。它突出表明了中美雙方對彼此關係性質的了解和美中關係對兩國的意義。
從迄今為止的局勢發展來看，錢、克此次海牙會談雖然並沒有突出的實質內容，但作用很大。它阻止了中美關係因這次台海危機而進一步下滑的可能性，使美中之間因中國軍事演習而引發的爭議暫告一個段落。
正是從這些基本認識出發，美國在這次台海危機中所表現出的角色是謹慎的。美國並不願意輕易為了台灣而犧牲同中國大陸的關係，更不願意為台灣堅定不移地履行它的安全責任。即便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向來樂意與中國“對抗”的美國國會，在這次台海危機中也沒有過分強硬的舉動，也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出發，不想把美國政府真正推到政策無法轉身的地步。當兩岸關係真正進入緊張時，甚至有些議員表示要從國會立案中刪除美國協防台灣的條文。在兩岸關係出現緊張之際，美國更願意選擇一條中間道路，即既不支持台灣獨立，又竭力反對中國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以使自己獲得最大的主動。雖然國防部長佩裏事後表示，美國派遣航母戰鬥群去台灣海域“準備為維持西太平洋安全穩定在必要時動武”[74]，但這隻是事後的說辭。實際上中美在海峽危機期間已互通底線，劉華秋在1996年3月7—14日的訪美也絕非巧合。[75]
但美國的角色也有其堅決的一麵，這就是對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關注。正如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威廉·潘得利（William Pendley）所言，“美國對台灣的既定義務成為該區域中美雙邊安全最重要的議題”。[76]因為如果中國堅持認為當台灣單方麵宣布獨立或認定有重大外來幹涉時，中國有權以非和平方式實現統一，美國根據《與台灣關係法》有協防台灣的義務，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卷入與中國的直接軍事對抗。對美國來說，要避免這噩夢一般的前景，就必須強調兩岸關係的和平解決方式。二戰以來，美國在亞洲已卷入了三場戰爭，單純用美國不希望打仗，或隻是怕有損美中關係的基本架構，並不能完全說明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的安全考慮。如果台灣海峽的和平對美國來說僅僅在於中國，問題恐怕簡單得多。雖然中國軍費的增長一直引起人們的憂慮，但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裏·哈定教授指出，“中國軍隊建設的能力和吸收、布置新作戰能力的意圖不應該被誇大”。[77]美國在兩岸關係中的和平、穩定的要求不單單涉及美國的代價問題，還涉及美國所期望的整個東亞安全格局以及美國在東亞的安全信譽問題。
美國認為，維持台灣海峽兩岸局勢是同維持整個東亞安全聯係起來的。如果美國不能阻止所謂台海局勢的最終武力衝突狀態，受影響的將有日本和東盟。日本會轉而不信賴《日美安安保障條約》，轉而走向獨立擴軍維持安全的道路；同時，東盟也會因擔心中國軍事力量擴大後，成為下一個目標，也走上軍備擴張與自我安保以及要麼更多地向中國單方麵妥協的道路。其結局不僅是美國無法主導東亞安全，同時，由於中國在該地區的霸權地位而使美國失去它所期望保持的以美國為中心和為領導的現行東亞安全體製。這是美國最不希望看到的因中國力量崛起而使東亞安全格局崩潰的噩夢。[78]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迅速發展而作為一個巨人崛起之際，又由於所謂“南中國海紛爭”使得對中國崛起之後在東亞的戰略意圖並不明朗，中國對東亞威脅被有些人看做不僅僅是臆斷的時候[79]，美國是決不會放棄在台灣海峽表明它的力量和利益的機會的。因此，此次台海危機美國派出的航母戰鬥群，並不能把它簡單地看做因國內政治而作的一種簡單表態，或者為了穩定台灣、嚇阻中國大陸而做的權宜之計；事實上，它也象征著以美國強大的軍事實力和美國主導東亞安全的責任展示美國對冷戰後東亞安全格局設想和再造的支持。突出美國的領導作用，已成為冷戰後美國東亞安全戰略的基本特點之一。[80]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國在這次台海危機中也顯示了對台灣海峽及東亞安全的決心。美國對海峽兩岸關係和平解決方式的強調是同後冷戰時期美國對整個東亞安全的構想聯係在一起的，並不單純地隻是《與台灣關係法》的國內政治要求，具有威懾中國、顯示美國對東亞堅定的安全責任、安撫其亞洲盟友、穩定台灣局勢等多重內涵。
台海危機結束不久，克林頓總統就開始了自冷戰後美國總統第一次以安全為目的的亞洲之行。期間，他與日本橋本首相簽署的《美日安全保障宣言》規定了和平時期的美日軍事合作，既穩定了《日美安保條約》，又把日本拉進來，以便美日一起牽製中國。[81]我們不妨把《日美安全保障宣言》看作是美國對台海危機遲到的、但意味更為深長的軍事反應。這一反應不是隨機地因這次台海危機而生，而是克林頓政府自1993年以來一直醞釀著的以中國為主要對手的東亞安全戰略構想的延伸。
1995年2月，美國國防部公布了《東亞安全戰略報告》。按約瑟夫·奈的解釋，這份戰略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中國的崛起、俄羅斯的複興、日本角色的更新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82]這項戰略有三個組成部分：一是加強與日、韓、菲、泰、澳、新等盟國的關係；二是維持前沿基地（forward-based）軍事力量的存在；三是發展區域多邊安全機製。美國防部長佩裏在解釋這項稱之為“亞太地區預防性防禦戰略”的政策時提到它有四大支柱，其中一大支柱就是同中國進行全麵接觸而不是實行遏製或孤立。[83]美國認為，中國是亞洲最有影響的大國，不與中國合作，亞洲的安全問題不能解決。但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在亞洲究竟是穩定還是衝突這兩者之間起決定性影響”。[84]中國的合作是對付種種威脅的必要條件，如軍控、核不擴散、禁核、區域紛爭的解決、生態、環境等等，如果中國不合作，這就意味著對美國領導的挑戰和對美國利益的威脅。中國堅持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的主權立場，承諾和平解決但又不放棄武力，就是威脅美國利益的不合作，就是美國東亞安全戰略需要對付的主要目標。但是，美國到底用什麼辦法來阻止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呢？
與中國進行軍事對抗，按《與台灣關係法》是“有理有據”，但一則風險太大、代價過高，二則冷戰後區域穩定與美國在東亞的經濟利益之間相關，三則盟友也不樂意，亞洲國家並不願意看到美中對抗，四則美國也將在日益繁榮和擁有十幾億人的中國市場失去巨大的商業機會。所以，為了台灣問題，通過遏製的辦法或選用對抗為手段，對美國無好處可言，同時還可能適得其反。[85]因此，接觸政策比較而言是現實可行的，用克林頓的話來說，“接觸意味著我們使用掌握的最佳手段——既鼓勵同樣也懲罰——來促進美國的核心利益”。[86]在接觸戰略中，對話、交流、合作是軟的一手，但緊跟著還有硬的一手，這就是製裁、不讓步，甚至炫耀和動用武力。
從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和對華接觸戰略中我們不難看到美國目前和今後在兩岸關係問題上，有可能采取以下做法：
（一）在兩岸關係不緊張時，繼續奉行“戰略性模糊”政策，走中間路線，維持兩岸動態平衡。
（二）當兩岸關係緊張時，如果緊張產生的原因是中國武力進攻的壓力升級，以有限度的軍事反應予以威懾；但預防戰略的基本要求是可能通過多邊安全機製先束縛住中國的手腳；同時，以足夠的軍事存在進行心理嚇阻。目前以美國的軍事技術從日本的軍事基地進行軍力投擲來解決問題已不是難事。
如果緊張來自於台灣單方麵宣布獨立，美國並不能按《與台灣關係法》采取威脅中國的行動。為了防止中國進攻，多邊安全機製及美國的協調、軍事實力的嚇阻會起綜合作用。問題是，沒有美國的支持，台灣宣布獨立毫無意義。美國對兩岸的雙軌政策或平衡者的角色不變，恐怕很難預計美國會支持台灣獨立。1996年4月以來，美國官員就兩岸關係發表談話時，也一直警告台灣不要過分挑釁中國大陸，給美國政府惹太多麻煩。克裏斯托弗就曾表示，“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台灣繁榮了”，“在台灣謀求在國際上發揮作用時，它應該以符合一個中國政策的一種方式追求那個目標”。[87]
總之，今後美國以直接的軍事卷入來影響兩岸關係的可能性在日漸縮小。美國理論上的直接軍事卷入與中國不放棄武力雖在原則上根本不同，但卻在保持某種底線上有異曲同工之處。從中國的立場上看，任何美國對兩岸事務的軍事卷入都是赤裸裸的幹涉和侵略。然而，即使美國軍事卷入的可能性縮小，但其履行台灣保護人的身份不會減弱。預防性防禦戰略和接觸戰略目前正在日益取代《與台灣關係法》的實際授權，成為美國保證所謂台灣不受武力侵犯的重要工具。這一點與20世紀70—80年代已有了很大的不同。
然而，還有一點不同的是，90年代台灣日益增長的分離主義思潮對中國大陸的挑戰和威脅。正如著名中國問題學者肯尼斯·李普索爾（Kenneth Lieberthal）所說的，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必須理解中國人的民族感情和對安全感的追求。[88]70—80年代，台灣問題之所以沒有在中美關係中挑起那麼大的衝突，除了中美關係本身的原因之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當時兩岸在一個中國問題上並沒有分歧，盡管當時兩岸的了解和交流遠不如現在。但90年代以來，台灣成了經濟強大的地區，現在又成了活躍的民主實體，台灣不想統一但又想解決自己的身份危機，於是就不斷尋求擴大國際承認，島內分離主義思潮和活動勢力愈演愈烈。自1995年6月以來中國大陸持續對台發難，其實是事出無奈。台灣不承諾放棄獨立，就要求中國大陸承諾放棄武力是不公平的。目前沒有絲毫跡象表明台灣會放棄使自己成為國際承認的獨立實體（至少眼前不是獨立國家）的努力。台灣也一再要求美國恢複與其之“官方”關係。美國國內對台灣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客觀上對台灣的分離主義勢力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自1995年6月後采取對台高壓政策，以及90年代以來中美在台灣問題上的風風雨雨，其基本原因就在於台灣在國際上采取咄咄逼人的政策和島內增長的分離主義情緒對大陸的挑戰。中國目前的政治格局幾乎不可能對台灣目前的國際攻勢做出更為靈活的調整。這一切都將使中美關係中台灣作為問題很難真正平息了結。正如哈裏·哈定教授指出的，“中國希望統一和台灣要求分離這樣的現實矛盾仍然是美國亞洲政策麵臨的最大困境之一”。[89]
基於這種情況，美國會尋求改變角色，以行動鼓勵兩岸談判以達到一個特別的兩岸關係的解決方案？目前來看這樣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的。美國會竭力避免涉入兩岸關係未來解決方案的談判，更不會采取行動推動哪一方去談判。其原因是：
（一）任何台灣與中國大陸未來關係的解決方案，即使美國政府介入，並表示某種承認，也很難在美國國內政治中形成共識而被接受。
（二）美國在這樣的談判中扮演調停者或仲裁者的角色也會使美國同台灣或中國大陸的關係複雜化。美國在道義上支持的是台灣，在利益上更願意接近中國大陸。道義與利益總是難以協調的，這是美國外交政策中永難調和的結構性矛盾。
（三）從有可能的解決方案來說，美國從心裏最希望看到的是台灣獨立，但在中國大陸麵前要作為政策隻能免談。美國最有可能接受的是兩岸關係鬆散的聯邦製的方案，但卻問題成堆；如果雙方達成了聯邦方案，中國大陸可能理解為是統一，台灣則可理解為變相的獨立，因此也會很快瓦解。到時局麵更難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