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鹹豐受不住了。這無疑是對自己工作能力的否定，頗為動氣。因諭內閣：“田雨公奏陳用人宜慎三條，朕詳加披覽，其所言用人常經，尚不為無見。至倭仁以三品卿給予副都統職銜，作為葉爾羌幫辦大臣邊疆大臣要任，令其揚曆諳練，並非投閑置散。而該少卿以為用違其才。若如所奏則外任皆為左遷，而新疆換班者，尤為擯棄。豈識國家文武兼資，內外並重之微意乎。孫瑞珍年近七旬，精力尚健，於戶部事務本非素習。然數月以來，朕觀其孜孜講求，無時稍懈。該少卿稱其辦公竭蹙，物議紛滋。經軍機大臣傳旨詢問，僅以傳聞嘲誚之詞回奏。朕親政伊始，耳目未廣。用人惟知公正，從不稍存成見。九卿科道拾遺補闕，朕所樂聞，然黜陟大權朕自持之。田雨公此奏殊屬冒昧”。（《鹹豐實錄》）
又諭：“大理寺少卿田雨公奏，新授道員呂佺孫、知府孫毓桂未及到任，均擢臬司。用人太驟，恐閱曆未深，無以收駕輕就熟之效。得旨：朕之破格恩施，乃振急之權。汝所言，乃用人之常經。所奏不為無見。然二人究有何不堪外任者，何不明言。又奏，外官有聲名平常，經督撫科道參奏者。驗之不爽，當經斥罷。若留京抵用，恐黠者冀死灰之然，劣者為棧豆之戀。批，此又何不明指其人？朕知之，汝所奏意必在萬貢珍、嚴良訓二人。然二人亦堪內用者。”（《鹹豐實錄》）
不過，鹹豐最終還是表明了態度，“嗣後有言責諸臣仍當遇事直陳無隱，不得因有此旨遂緘默不言，負朕虛衷納諫之本意也”。
時任候補道何桂珍又上封事，言倭仁“秉性忠貞，見理明決，生平言行不負所學，請任以艱巨”。
鹹豐二年，倭仁也耐不住寂寞，複上疏敬陳治本一疏，鹹豐帝以為意在責難陳善，尚無不合，惟僅泛語治道，因以留心邊務，勿托空言。
看來並非田雨公一人讚言倭仁。倭仁號稱理學大師，當時的清流官員多以倭仁為楷模，應重用這些有名望之臣激風勵俗，重振朝綱；而不應是到邊疆曆練，增長閱曆，這自與士大夫們的想法頗有抵觸。
我們從百官的奏疏和皇帝的口諭當中發現——鹹豐帝所行所為是可商榷的。眾人察察，餘獨昏昏。他雖然也求言納諫，但並不虛懷；不是兼聽則明，而是拒諫飾非。還是曾國藩《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一針見血，切中鹹豐皇帝要害。
他在疏中指出：“自去歲求言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皆以‘毋庸議’三字了之。間有特被獎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裏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責為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納諫之虛文。”
又說：“近來兩次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在皇上之意，以為中無纖毫之私，則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執己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而不知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聽之寄也。皇上偶舉一人，軍機大臣以為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臣等九卿以為當，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為當，然後為國人皆曰賢。”
明確指出“黜陟之權，朕自持之”未必是用人最好的辦法。所謂賢人不是你認為某人賢明便可升用，某人愚暗便遭罷黜。而是必須經過眾人一致認可，職稱其位，方才可用。
接著又指出“去年京察人員，數月之內，擢臬司者三人、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也。無如風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幸進，轉不足以收實效。”
鹹豐帝未及看完，便“怒擲其折於地”，欲罪之。幸虧季芝昌及眾大臣的苦諫，曾國藩才得以逃此一劫。在他的家信中寫道“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誌歸養，以行吾素。”於是便借著第二年充任江西主考官及母喪而南下回家。曾國藩與田雨公可謂是英雄巨眼，所見相同。可惜所遇非主。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鹹豐帝對嚴良訓、萬貢珍二人漸漸有所察覺。因諭道“朕近聞河南藩司嚴良訓性情疏懶，於公事漠不關心。竟有日前所辦之事，不數日則已忘矣。若真如朕所聞者，何能勝任。”又諭：“前任布政使，現任大理寺卿萬貢珍在任七年，馭下達於寬縱，因而屬員膽大妄為，丁役營私舞弊，門丁書吏因緣為奸，弊端百出，吏治所由日壞。”
嚴良訓、萬貢珍都受到了鹹豐帝的申飭、嚴辦、交部議處。當時的期許變成了後來不斷的訓斥。所謂忠言逆耳、良藥苦口，此時的鹹豐皇帝或許想到了千裏之外的田雨公，遂於鹹豐八年（1858），誥授資政大夫，欽加三品頂戴（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聖人言，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屍位素餐，明哲保身，非君子所為。鹹豐三年（1853）一月八日田雨公上疏奏請開缺回家省親，為他的政治生涯劃上了一個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