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十一年（1861）七月，鹹豐帝病死於承德避暑山莊。四歲的載淳繼位，他的母親慈禧發動宮廷政變，由原來設計的八大臣輔政變成了垂簾聽政。鹹豐機關算計，原本以為權力相互製約最後變成了一方獨大。這是他始料不及的，從而也使大清朝走上了不歸之路。正驗證了古人的一句話“以智術得天下，必以智術失天下”。
新皇帝親政，少不了一番人事更迭，且國家正處於多事之秋，“正賴一二正人維持大局”。耿直剛正、遇事敢言的田雨公並沒有被朝廷所忘記，於鹹豐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日，同治皇帝（當然是兩宮太後）便“諭命前任戶部侍郎羅衍、大理寺少卿田雨公、雲南提督傅振邦、陝西提督孔廣順來京聽候簡用”。（《同治實錄》）
為了表示朝廷的決心，又於十二月七日，諭議“王、軍機大臣等，前因簡用需人，降旨將王慶雲補授左都禦史，飭令來京供職。並降旨令前任戶部侍郎羅衍、大理寺少卿田雨公、降調浙江布政使徐宗幹來京聽候簡用。現在需才孔亟，著勞崇光、耆齡即傳知羅衍趕緊北上。田雨公籍隸山西，王慶雲聞現寓汾州府，距京較近。著令英桂令該二員迅即來京，用副委任”。（《同治實錄》）
意猶未盡，又諭道：“第恐由部行文，未免遲緩。尚非朕求材若渴之意”。（《同治實錄》）
然而自古忠孝不能兩全，此時田雨公的父親已近七十九高齡，正是頤養天年，享受天倫之時。國家以孝治天下，當然不能強人去孝盡國。後經田雨公上疏陳情“以親老不忍離膝下”，“得旨俞允”。或許還有另一層意思，恐怕是田雨公自知生性樸直，不會依違其間，也不能取容於當道。俗語謂，直者誅，曲者侯。鹹豐初年的一劾六部九卿、二劾天下各督撫、三劾河漕鹽政的諤諤直言，至今還曆曆在目；吾道不行的慘痛經曆，讓他心灰意懶，決意不再出仕，或許是他的真正原因。這在他戊戌同年毛鴻賓的來信中也能明白一二。
“閣下經濟學問，久為中外所推仰。大聖人臨馭之始，是以首先征召，簡畀方殷，乃青鳥飛來，白雲留住。東山謝傅，高臥不前，眷念蒼生，益慨然於斯人之不出也。”
當八旗子弟、綠營兵養尊處優，日食煙土，漸趨腐敗，導致營務廢弛，屢戰屢敗，縻餉老師；取而代之的是各地陸續組織起來的鄉勇，團練。而“山西素無將兵之人”，該派誰合適呢？朝廷一時躊躇不定。同治元年（1862）二月，壽陽人祁雋藻被任命為禮部尚書，入主軍機。他深知田雨公這位山西老鄉的人品和能力。同年四月，上疏“以山西辦防需才，疏薦前大理寺少卿田雨公、太仆寺少卿徐繼畬、江蘇巡撫趙德轍、榆次知縣俞世銓、繹縣直隸州知州李廷樟、奉天知縣張保衡六員”。同治皇帝“允之”。同時湖北巡撫嚴樹森又舉薦田雨公，稱其“言表行坊，端嚴純粹”。
四月三日諭“山陝猶稱完善，且為京師屏藩，這尤應極力保固。現在陝西省賊情愈肆，與晉一河之隔，蒲同一帶，最關緊要，必須及早嚴防。英桂著即出省，相機布置。毋得安坐省垣，毫無備豫，以致臨事周章，自幹咎戾。該省紳士如徐繼畬、田雨公均負鄉望，素能辦事。英桂當即會同熟商，籌劃萬全。”（《同治實錄》）
這樣田雨公在晉陽書院講席期間，又參與了總辦團練的工作。
田雨公並非如曾國藩自己帶出一支部隊，常與巡撫駱秉章多所齟齬；而他則是與大吏“策機宜，不避嫌怨，一如在官時。”立心公正，遇事敢言，正是他為人處事的風格，同時更得到了大吏的傾心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