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看到這一報道後大為惱火，他不僅在一份致財政部部長俞鴻鈞的電報中抄錄了上述報道的主要內容，還命令財政部迅速“會同經濟部遴派妥員，徹查具報”。緊接著，在4月2日召開的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以黃宇人為首的103名中央委員聯名提出“擬請懲治‘金鈔風潮’負責大員及徹查‘官辦商行’賬目、沒收貪官汙吏之財產，以肅官方，而平民憤”的臨時動議，動議要求追究宋子文、貝祖詒等負責大員的責任，不能僅以辭職、免職即為了事，因為這些大員“不但運用失宜，且抑有勾串商人、操縱圖利之嫌”，因此應“依法提付懲戒”，並“從速查明議處，以肅黨紀，而彰國法”。臨時動議還聲稱，一統公司、孚中公司、中國建設銀公司、揚子建業公司等“官辦商行”，“皆有利用‘特權’、結購巨額外彙、輸入大量奢侈品情事，致普通商人難與爭衡，外商並因此屢提抗議”，而且“此類‘官辦商行’又大抵為官僚資本之企業機構，其間不乏貪官汙吏之財產，盡為搜刮民脂民膏之所得”，因而要求有關部門“徹查此類‘官辦商行’之賬目”，一旦發現有“勾結貪官汙吏之確鑿真實者，應即封閉其公司、沒收其財產，以肅官方，而平民憤”。
在國內外輿論強烈抨擊和黨內抗議聲浪不斷高漲的巨大壓力下，財政部隻能遵奉蔣介石的指令，委派專人會同經濟部指派人員前往上海，調查上述公司自開放外彙市場後所購買的外彙數額和進口貨物的詳情。5月20日，調查組完成初步調查後即撰寫報告，呈送財政部部長俞鴻鈞及次長徐柏園、李儻。6月14日，調查報告經過整理，即以財政部部長俞鴻鈞和經濟部部長陳啟天的名義會呈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然而調查報告的內容極為機密，又涉及到孔、宋親屬直接經辦的公司內幕，十分敏感，因此有關部門在未接到最高當局指令之前，並不準備向任何報刊披露。沒想到一個半月之後，《中央日報》的記者竟通過特殊途徑取得報告，這一報告的主要內容才公之於天下。
當事人的回憶
一則漏列小數點的更正啟事，將孚中、揚子和中國建設銀公司結購外彙的數字縮小了一百倍，同時也暫時化解了一場突如其來的危機。然而真相如何？是不是真的漏列了小數點，還是內中另有玄機，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未解之謎。直到四十多年後，幾位親曆者陸續出版回憶錄，又將多年前的這樁謎案重新提了出來。
最早披露這個謎底的是當年《中央日報》的記者漆敬堯，1989年1月，他以親曆者的身份在台灣出版的《傳記文學》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小數點的玄機化解一場政治風暴——獨家采訪宋孔家族利用特權結彙謀取暴利新聞的一段往事》，詳細回憶起四十多年前的這段往事。
據漆敬堯自述，1947年3月“黃金風潮”爆發後，國民參政員黃宇人等人要求政府徹查孔、宋家族經營的孚中、揚子等“官辦商行”結彙及進口商品的數額，“倒宋”的輿情十分激烈。他當時是《中央日報》采訪財經新聞的記者，奉副總編輯兼采訪主任陸鏗的指示，前往財政部詢問有關調查的進展，卻屢屢碰壁；其後他又到經濟部去打聽消息，雖然也沒有得到確切答案，但從商業司司長鄧翰良的表情中猜到一些眉目。當時國民黨為了粉飾門麵，成立所謂“聯合政府”，特意拉攏一些小黨派的黨魁進入政府，因此青年黨的陳啟天就成了經濟部的部長。陸鏗在平日采訪中與陳啟天多有來往，在得知這一消息後就帶著漆敬堯親自上門拜訪陳啟天，要求了解孔、宋案的調查情況。對此陳啟天雖然未置可否，但也沒有完全拒絕，因此陸鏗便囑咐漆敬堯，一定要緊追不舍，查明真相。於是漆敬堯就常到經濟部去打探消息，很可能是得到陳啟天的默許，鄧翰良向他表示，待到時機成熟時，他保證先讓執政黨報社的記者知悉案情。
1947年7月28日，鄧翰良突然打電話給漆敬堯，約他中午到經濟部去聊聊。當時正是用膳時間，經濟部的官員大都不在部中，漆敬堯進了司長辦公室後，鄧很快就從抽屜中拿出一包公文，讓他看看。漆敬堯一看封麵，標題寫的正是調查孔、宋家族企業的報告，不禁大喜過望，立刻動手全文抄錄，前後大約花了40至50分鍾時間。抄完後鄧司長囑咐他說，這些材料僅供參考，漆敬堯當然隻是點頭應諾，趕緊跑回報社。
漆敬堯深知此事重大，一人不敢承擔責任，回到報社後隻是悄悄地將抄錄的報告加以整理，待到晚上9時陸鏗來報社上班時，他才將整理過的報告偷偷地交給陸鏗。陸鏗當然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刊出後一定會出紕漏，但若聽任不管，又實在是咽不下這口氣。當時《中央日報》的社長馬星野臥病在家休息，總編輯李荊蓀出差在外，可以向上請示的隻有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聖一個人了。
於是陸鏗就打電話給陶希聖，說財政部發言人透露了有關宋、孔案的內容，不知可否在《中央日報》上發稿。陶希聖不知詳情，因此就在電話中回答，既然是財政部透露的消息，《中央日報》自然沒有理由不發。得到陶的允諾，陸鏗便以代總編輯的身份，決定將這則消息刊登在第四版，文字基本上沒有改動，隻是將消息來源由經濟部改成出自“財政方麵某高級官員”，一方麵是掩人耳目，同時也是對財政部趾高氣揚態度的一個報複。
果然不出所料，消息見報後立即引起轟動，《中央日報》的直接上司中央宣傳部部長李惟果立即來找陸鏗，查問刊登消息的來源，陸鏗一口咬定是他寫的，而且說為了維護新聞操守，絕不可以透露消息來源。然而這件事卻觸怒了最高當局，蔣介石堅持要予以查辦，由於李惟果仗義執言，甘願為此承擔一切責任，再加上陶希聖亦從中曉以利害，認為此事不宜擴大，最終則以漏列小數點為名，將此事悄然化解。
1997年，另一位當事人陸鏗的回憶錄也在台灣出版，其中有一章題為《揭發孔宋貪汙與蔣公直接衝突》，用了二十多頁的篇幅，詳細介紹了本案的來龍去脈。其後陸鏗在接受多家電視台訪問時，也多次重複這些內容，經過如此渲染，孚中、揚子公司套購外彙已成為孔、宋豪門資本官商勾結、以權謀私的重要證據。
陸鏗不愧是位名記者，文字生動，情節曲折，讀來讓人有一種親臨其境的感覺。他的回憶內容雖然大體上與漆敬堯的文章相符，但還是有些不同的地方。譬如說是誰決定刊登漏列小數點的啟事，漆敬堯因為地位低微，對於真相了解不多，而陸鏗則肯定說，這一切都是在陶的設計下所玩弄的“小數點”遊戲，這樣不費力氣就將這幾家“官辦商行”套購外彙的數額縮小了100倍，為此陸鏗還譏諷陶希聖想出這個主意“真是高手”。
再有就是關於蔣介石召見當事人的情形。事件發生後蔣介石十分震怒，一再表示要嚴懲肇事者，並追查透露消息的源頭。後因李惟果主動請責，陶希聖又說明徹查會引起諸多不利，蔣才放棄這個念頭，但卻要親自傳見肇事者。據陸鏗回憶，當李惟果和他進入蔣的辦公室時，蔣第一句話就是追問“什麼人告訴你的？”陸鏗此時心想幹脆豁出去了，也不管蔣願不願意聽，站在那裏慷慨陳詞，從社會輿論談到黨內鬥爭，從國共內戰說到國家危機，滔滔不絕，一口氣講了40分鍾。他說蔣的臉色最初很難看，但慢慢地開始緩和起來。陸鏗最後說：“校長，雖然我的動機是好的，但作法是錯的，影響是很壞的。因此請求校長給我以最嚴厲的處分。”這時李惟果也趕快站了起來，說自己身為中央宣傳部長，部下犯錯，責任卻應由本人承擔。沒想到蔣介石卻說：“我什麼人也不處分！”這個事件於此告一段落。事隔50年，陸鏗的回憶十分仔細，內容栩栩如生，情節跌宕起伏，結局更具有戲劇性的效果。但是漆敬堯的回憶就不同了，他曾聽陸鏗的一位同學王天循談起這段往事。據王說，當陸走進蔣的辦公室之後，蔣隻看了他一眼，接著就說，你就是陸鏗，給我滾出去！陸鏗聽到這句話後掉下兩滴眼淚，默默地走出蔣的辦公室。按照漆的分析，依蔣的個性和脾氣推斷，王說比較可靠，在當時蔣盛怒的情形之下，隻會叫陸滾蛋。不過王天循並非當事人，其說不一定準確。但從蔣介石當天的日記內容來看，陸鏗的回憶錄顯然又有不少誇大之辭。
孚中、揚子公司結購外彙的真實數字
由於各人的立場、角度不同，回憶的內容自然也就不會一樣，事隔多年，當事人已大多不在人世，有些情節現在已經很難核對，然而是否漏列小數點則是本案的關鍵。
按照《中央日報》的報道和漆、陸二人的回憶，孚中、揚子兩個公司八個半月套彙數額高達334，469，792美元，占同一時期中央銀行售出外彙381，552，461美元的88%弱，數額如此之大，難怪社會輿論為之憤慨，並紛紛加以聲討呢。然而仔細分析，這個數額顯然是有疑問的。
首先從經營進口商品機構的數目分析。戰後初期由於政府開放金融市場、鼓勵進口貿易，估計有3000家中外洋行從事進出口貿易。而在這一階段（1946年3月4日至11月16日），進口商是可以根據各自的實力，隨意向中央銀行申請結購外彙，再向國外進口商品的。如果孚中、揚子兩家公司結購的外彙高達88%，其他3000家中外公司僅結購12%的外彙，這在情理上是說不通的，與當時大批商人因結彙購買貨物進口謀利的實際情形也不相符。更何況在這批從事進出口業的公司中還包括中央信托局、中國紡織建設公司、資源委員會等國營壟斷機構，它們經手進口的商品數額應該占據最大的份額。實際情形也是這樣，據統計，僅中央信托局一個部門結彙額就要占中央銀行售出外彙的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