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一提到戴笠，腦海中可能會立即浮現的是一個殺人如麻的屠夫形象：暗殺、恐嚇、行刺、綁架……這也難怪，戴笠自從黃埔軍校六期畢業之後就長期從事特工活動，曆任中華複興社特務處處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第二處處長、副局長，中央警官學校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所長，1945年獲頒陸軍少將軍銜，同年擔任軍統局局長，成為國民政府中從事軍事情報活動的最高首腦。因此有人稱他是軍統魔王，也有人稱他是亂世梟雄，那都是沒錯的。最近筆者在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汗牛充棟的檔案中發現戴笠用派克筆手書的一封信，才知道就是這個殺人不眨眼的特務頭子還曾經替別人做過媒呢。當然能讓他出麵做媒的肯定不是一般人物，他就是時任中國銀行副總經理的貝祖詒。
貝祖詒，字淞蓀，江蘇吳縣人，早年先後畢業於蘇州的東吳大學和唐山鐵路學院，嗣後便投身銀行界，曆任中國銀行北京總行會計，廣州分行代理會計主任、總會計師兼營業主任、副經理及代理經理，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1928年，中國銀行改組為專業外彙銀行，貝祖詒被推選為代表私人股東董事長兼總行營業主任，後又長期出任中國銀行外彙部主任（經理）。抗戰爆發後，貝祖詒以中國銀行副總經理的身份派駐香港，協助董事長宋子文，負責中國銀行的主要業務，1939年3月起又兼任中英外彙平準基金委員會中方委員，承擔國家管理外彙的重要工作。
貝祖詒較戴笠年長四歲，按理說他們倆從事的職業風馬牛不相及，但從他們彼此間的稱呼來看（戴稱貝夫婦為“淞兄玲嫂”，自稱“雨弟”）又決不是一般的關係。他們的相識很可能與宋子文有關，宋子文1931年9月曾遭刺客暗殺（未遂），事後戴笠曾費盡心思抓捕凶手，因此宋對戴便另眼看待，並視為知己，而作為宋子文親信的貝祖詒與戴笠相熟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抗戰爆發後，貝祖詒派駐香港，戴笠則在重慶指揮各地的情報活動，兩人雖難得見麵，但彼此間卻常有書信來往。1939年3月，戴笠準備前往黔陽主持中央警官學校特種警察訓練班（簡稱“特訓班”）畢業典禮之際，又收到蔣介石轉來第四戰區代司令長官張發奎要他到廣東視察的電報。戴笠心想正好可以利用這一機會到香港去逛逛，於是就在這個月的23日通過他在香港的部下轉給貝祖詒一份電報，電報中戴笠先是寒暄了一番“吾兄賢勞，國計民生，實深利賴”的客套話，接著就直奔主題：“弟因黔陽訓練班學生之畢業與韶關張代司令官電呈委座促弟前往商粵省緝私處事宜，月底擬赴湘粵一行，但能否成行尚須看此間之事能否部署定妥以為決定也”，透露了他即將來港的訊息。
4月間，戴笠完成了視察廣東緝私事務之後便來到香港，並專程拜訪貝祖詒，貝氏夫婦自然是熱情招呼，設宴款待。久別重逢，又是酒逢知己，話也就特別多。酒足飯飽之際，貝夫人還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戴笠提出為其長女作媒的要求。戴笠聽了此話一方麵覺得突然，但更多的感覺恐怕還是高興——這畢竟是對他的信任嘛。
貝夫人這番話可能隻是隨便說說，可是戴笠卻當真了，而且他回到重慶後還將此事一直放在心上。
4月30日，朱家驊晚上要宴請正在重慶訪問的德國商人克蘭，約戴笠作陪。盡管朱家驊隻比戴笠長四歲，但他早在辛亥革命時就在上海參加中國敢死團，後來又到德國留學，獲柏林大學博士，而且他在國民黨內的資曆也很深，此時不但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還兼任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算是戴笠的老長官了。而漢斯·克蘭（Hans Klein）雖然隻是一個商人，在德國政府中沒有任何官職，可是他卻與德國經濟部長沙赫特、外交部長牛賴特、國防經濟廳長托馬斯等高層人物過從甚密，即使是德國元首希特勒也時不時要接見他；在中國，他並沒有什麼外交官的身份，也從未擔任過國民政府的顧問，但他卻是財政部長孔祥熙、軍政部長何應欽、經濟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翁文灝等人的座上客，這是因為戰前中德兩國間著名的易貨借款就是此人從中斡旋，並發揮了重大效益，為此1936年國民政府還向他這位唯一的“平民”頒授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