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立即委派大員前往淪陷區各地接收敵偽產業及物資，但因為時間緊迫，計劃欠周，加上接收機關眾多，各自為政，出現了種種混亂局麵，特別是接收人員貪贓枉法，以權謀私，一直為人所詬病，這也是導致國民黨日益腐敗、最終失去政權的一個重要原因。
根據當時接收和處理敵偽產業的原則規定，凡是“確由敵偽強占之民有資產應發還人民者，查明原主發還之”。但是在實施過程中，接收大員卻經常借故刁難，百般拖延，企圖占為己有，其中商務印書館戰前在杭州置辦的產業遲遲不予歸還即為一例。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珍藏的宋子文檔案中收有王雲五的一封親筆函件，可以讓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更直觀的認識。
商務印書館是民國時期中國出版業之旗艦，以出版圖書的數量而計，1934年全國共出版新書6197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書則為2793冊，占總數的45%；1935年全國出版9223冊，商務為4293冊，占總數的46%；1936年是民國曆史上出版圖書數量最多的一年，全年全國各書店共出版新書9438冊，而商務一家就出版了4938冊，占全國總出版數的52%強。然而抗戰爆發後，商務印書館蒙受了嚴重的損失，不僅上海、長沙、香港等地的廠房設備遭到戰火的破壞，其他在淪陷區的產業亦多被日本軍隊強行占領。
戰前商務印書館曾在杭州的迎紫路購置了一塊土地自建房產，剛要落成之際，抗戰即告爆發，隨著杭州的淪陷，該處房產亦被日偽強占。抗戰勝利後，該處房產即被接收大員所占用，商務印書館根據政府有關接收和處理敵偽產業的原則規定，不斷向浙江省黨政接收委員會、杭州市管理被日偽占用民房委員會以及經濟部蘇浙皖特派員辦公處等機構聯絡，要求按規定將房產予以歸還，同時還出具和提供了所有的產權證明。就這樣還是遷延日久，屢次碰釘，最後終經查核無誤，並發出準予發還的證明書。然而行政院敵偽產業管理局杭州分局卻又故意找碴兒，阻攔歸還，他們的借口是該房產敵人占用期間曾在原有房屋中加造門窗槢隔，因此必須重新加以估價方能發還。經辦人員幾經洽談，據理力爭，但都無法解決。在這種情形之下，商務印書館實在是無計可施，最後隻能請王雲五親自出麵了。
王雲五早年家境清貧，但他自強不息，依靠半工半讀完成學業。民國成立後，王雲五先後在總統府和教育部擔任要職，自1921年被聘為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1930年出任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兼東方圖書館館長之後，更成為出版業之巨擘。抗戰爆發後，王雲五以各界賢達的身份，擔任曆屆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並代表國家出訪英國國會。抗戰勝利後，他主要在重慶籌辦和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此時國民政府有意找一些社會賢達參政，以點綴聯合政府的外表，王雲五正是其中一個爭取的目標，而他對於從政似乎亦頗感興趣。
此時王雲五正在重慶參加國民參政會四屆二次會議，他得知本館房產遲遲無法接收的消息後十分不滿，即於1946年3月24日親筆致函行政院長宋子文。王雲五首先介紹了事情的經過，接著便直言寫道：“查敝館在抗戰期間遭遇敵人不斷之摧殘，損失奇重，即以上述產〔房〕產而論，經敵人強占八年，未得絲毫補償，今年勝利來臨，方期自我政府掌握收回原產，以供營業。乃迭經許多政府機關查明，準予發還，忽又有此波折，對於敵人占用時期附加之少許裝置，錙銖必較，而於敝館曆年之損失毫不考慮，似大違我公愛護商民之意。”王雲五的態度相當強硬，除了在信末要求宋子文“飭令該辦事處迅予無條件發還”商務房產之外，還應“勒令各占用機關從速遷出”。
宋子文收到王雲五的來函後倒是相當重視，他立即致電上海的蘇浙皖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局長劉攻芸，電文曰：“接王雲五兄函，為商務杭州分館房屋業已證明產權，應予發還，惟處理局杭州分處以敵人曾加造門窗槢隔，必須估價繳納，遷延未還，請迅飭發還等語。特電達，希兄迅即查明發還，電複為要。”
至於劉攻芸收到電報是如何處理該處房產，目前尚無文件說明，但既是行政院長宋子文親自下令，王雲五又是國民黨急欲拉攏的對象，商務印書館的房產得以歸還應該是沒問題的。然而從這件事中卻可以看出當時接收情形之混亂、接收大員之蠻橫無理、假公濟私之一斑，即使如王雲五這麼有地位的人物、商務印書館這麼著名的企業，在接收自身房產中還如此費勁周折，那麼一般民營公司和私人房產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