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的這篇小說發表在1904年，但其在社會上真正地產生廣泛的影響或者說遇到廣大的響應者則是在十年之後的新文化運動。“五四”時期“非孝”的反家族主義、“新村運動”、“白話文運動”、“世界語運動”等等。都可在蔡先生的這篇烏托邦小說中找到先兆。蔡先生的理想國設計的原則主要有兩個，一個在於他對於“人”的信仰，或可稱之為一種“現代人化宗教”（胡適語），一個在於他的科學主義，他的理想設計依據的是一種科學主義的合理原則，如關於“數字人”“配偶室”等等的設想。這種現代合理主義旨在征服自然和把理性從神話的鐐銬下解放出來，它最初是作為“神話”的解毒劑出現的，但它最終卻可能變成一種新的神話：使一切自然的東西服從於專橫獨斷的主體並最後服從於盲目的、客體的東西、自然的東西而達到頂峰。這種理性主義的設計極有可能轉化成一種專斷主義的恐懼，而這正表明今天的人們對這種現代性的整體主義決定論色彩予以反省的必要。
我們要分析的第三篇無政府主義小說是魯哀鳴發表於1912年的一部白話長篇小說（極樂地）。這部小說寫於辛亥革命之後，主要表達的是辛亥革命後無政府主義革命者的憤激失望情緒以及對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國、極樂地的向往。該小說的主題可歸結為一句話即中國必須在民族革命之後進行繼續革命，通過不斷革命來達至烏托邦的至境。小說中的主人公叫“白眼老叟”，他看到昔日的民族革命同誌“革命成功，富貴得到手，入則嬌妻美妾，出則高車駟馬，食則山珍海味，居則深宮華室。國民、貧民非他所問，他所問的就是哪有公款，哪有好看姑娘，某處的名妓來了沒有？”革命的結果隻是舊官上麵添新官，舊稅上麵添新稅，因此認定政治肮髒，一入政界，人便跌進罪惡深淵。因此，他再舉義旗，高呼“推倒不良政府，組織共產事業，廢掉金銀銅錢”的口號，率領二十多萬人發動武裝暴動，三次打敗“中華民國政府”派來鎮壓的軍隊。但終因內訌失敗，與妻子哀氏一起浮海飄流到了一個海外島國。這個島上的居民原是陳餘的後代，他們的祖先見劉邦做了皇帝，“朝廷攬極大的權柄，要人生就生，要人死就死，民人沒有一點權力，政府看人民如同奴隸、牛馬一般”，便全家跑到這裏。這個島國700年前已廢了金錢，於是“文明大進，物理昌明”，一片太平繁榮景象。島上也取消了政府、軍隊、宗教、家庭和私人財產，並把金銀銅錢堆積在罪惡嶺當無用之物，最多用它來修橋和造廁所。總之這是一個無政府的樂園，老有所終，少有所養，人們互親互愛，其樂融融，人們最為熱心的事情已變成是科學和發明，以人為戰勝自然。
這位“道不行，’乘浮浮於海”的無政府主義聖徒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了激烈地、徹底地抨擊。小說中的人物被分別命名為“江無政，孫無家，周無國，高無倫，張排聖，鄭斥賢，曹無君，金無父，魏無妻，秦逆俗”等等，向一切傳統綱常倫理宣戰。作者認為“聖人是萬世之賊，當初那些所謂聖人，立了些壞法子，叫什麼三綱五常，什麼三從四德，這皆是愚人圈套。”因此，主人公主張把那些四書五經並那些臭爛文章都燒盡，因為那裏麵都是“放狗屁”。他借白眼老史的妻子哀氏之口說：“凡是世上的書，都是愚民術，盡量引著人做奴才，天賦人一個自由、自主的權，叫這些書束縛著不能申張，非但我們不可以看，還應當為那千古被它愚的人痛哭。”“自古以來的英雄豪傑、聖賢俠士，我沒有一句話可以讚美他，唯送他一個諡號，叫做可憐蟲”。“那史書上也沒有古人的真麵目”……。因此當白眼老叟在極樂島上聽說舊書都被燒毀、孔廟當了廁所，夫妻都拍手稱快。另外小說還宣傳了男女平等思想，並對婦女纏足表示了極大的義憤：“做母親的傷殘女兒的兩足，刑罰終身，天下寧有這種妖怪慈母耶！這種母親就是女兒的大冤家、大仇人，這纏足之苦，穿耳之辱，何時可報！”這種對傳統禮教、文化的切齒詛咒之聲，不時激蕩於整個二十世紀，其中緣由發人深省。《極樂地》反傳統之激烈程度，五四時期也無出其右者，若將現代“反傳統”的先驅隻是上溯到“隻手打倒孔家店”的吳虞，顯然有乖史實，因為《極樂地》不單曾在（國風報）上連載，而且後來還出了單行本，在當時就產生過一定影響。再如將魯迅《阿Q正傳》等小說的意義僅僅估定在對“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的反思上，也不足以說明魯迅小說的深刻獨到性之所在，像《極樂地》對辛亥革命的“批判”已經到了相當徹底的程度。
美國學者弗萊德裏克·卡爾說過：“無論表指藝術還是政治，‘現代’都是一個革命的指令，是表示讚成或反對的激烈口號，它與各種矛盾、競爭的觀念密不可分。”這種“現代”籲求在世紀初前現代的內憂外患的中國，又加上了“不現代”就要被開除球藉的恐懼，因此這種極度焦慮的情緒就引發了一種“宗教性”的現代性，所謂‘宗教性的現代性”即是為現代化的變革鳴鑼開道，進行社會動員，並賦予現代性以至善至美、超凡人聖的價值，將之視為可解決一切問題的最終方式、靈丹妙藥。追求“現代”成為一種麵向無限的精神朝聖運動，它超越了資本主義這一具體的文明階段（從西方現代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中是找不到這種神聖性的），而導向一種道德理想主義的極境。這在世紀初的無政府主義者身上表現得非常突出，它表現為一種把握住曆史發展的先機，能動地創造曆史的使命感。他們通過否定過去來捕捉現代，現代成為相對於“黑暗的過去”的“光明”，“過去”成為單一的被利用的負麵的參照係統，為現代人現代化變革提供理由和依據。傳統和現代之間發生了徹底的斷裂，“現代”成為一種為未來生存，向未來敞開的時代，它以未來的標準要求現在，否定過去。這就決定了這種“宗教性”的現代性的激進主義色彩。1907年，吳稚暉、李石曾主辦的《新世紀》雜誌（巴黎），呼喚一種“新世紀”意識，“新世紀”的開端就是“新世界”的開端，他們將二十世紀的開始視為是一場大戲的開幕，將在反清革命中獻身的徐錫麟、秋謹、陳伯平烈士的遺照印在雜誌上，稱為“新世紀中國開幕之大人物”，“中國五千年未有之女豪傑”，而將西太後畫成半裸狀騎在光緒帝脖子上，稱為“帝賊後娼”。“偏激”對他們來說不具貶義，無政府主義的先驅劉師培就曾專門撰文寫過“偏激頌”。這種“偏激”也是進行革命動員的策略，按吳稚暉說法，一旦“無政府主義滿街走”，那麼民族革命也就不在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