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初的無政府主義影響二十世紀甚巨的幾大觀念中應首推他們的進步主義信仰，他們相信世界是在“時時更新、刻刻進化”的，人類進步的潮流滾滾向前，不可阻擋，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因此“反動”、“保守”成為時代最大的敵人。這種進步主義具體地表現為一種創新崇拜，新舊不是時間判斷，而是一種價值判斷。他們標榜“無政府主義”作為“二十世紀之新主義”是對過去時代的一切主義的超越，（新世紀）首有專文將新世紀革命與舊世紀革命做比較，以見出其“革命”、“主義”之進化。新舊過渡時代的革命目標是“傾複舊政府，建立新政府，此勝於彼”，而“新世紀”則是“掃除一切政府，純正自由”。前者的革命產生出“黨魁、院紳”，“甘言運動”，後者的革命則“廢官”“止祿”，“無有私利”。前者的革命者“犧牲利祿，饑渴名譽，銅像峨峨”，後者的革命者則“棄名、絕譽，專尚公理”。這樣一種陳義甚高的主義自然較之過去的主義更有吸引力。再則無政府主義較之前此出現的現代性設計如“物質救國論”、“富國強兵論”、“民族國家主義”等都居理論上的優勢，它承諾可以解決全部中國問題甚至世界人類問題。甚至與“三民主義”相比，它也具有它的理論優勢，這表現在它可以以一個主義包容“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卻難以包容“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是一種要“畢其功於一役”，通過無限革命，直接建成無政府共產主義。中國無政府主義的盛行是對政治糜爛的清末民初專製主義的心理反彈，進而排斥一切製度約束，走向一種空想的、唯意誌主義的理想主義。直到一種進步的更具有實踐能力的馬克思主義的出現，才扼製了它的傳播勢頭。由於它自身缺乏真正的社會實踐能力，所以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政治運動在三十年代已難以為繼，所以它轉向了文化思想界的活動。三十年代的無政府主義者華林已提出了無政府主義的“文藝中心主義”，要以“感情消滅一切階級”，這正表明了它在社會政治領域的失敗和思想文化領域的延續。
無政府影響現代文學的另一個重要觀念是它的“個人本位主義”。無政府主義者倡導反傳統的“三綱革命”，“五常革命”，“無父，無君，無法，無天”的“四無主義”，推動了中國文化由道德本位向個人本位的現代轉型。“五四”時期的中學生施存統以一篇《非孝》而聞名全國，就是受了無政府主義的啟迪，而黃淩霜則明確強調：“無政府主義是個人主義的好朋友”。“五四”反傳統的個性解放運動與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密切相關。像鬱達夫就非常推崇無政府個人主義的鼻祖斯蒂納的“唯我主義”，強調：自我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自我。“MaX。Simer的哲學實是近代徹底唯我主義的源泉，更是尼采超人主義的師傅。”由此引發的“個人”的發現，就是否定個人之與君道、父、母的從屬關係，將人從一切社會本質規定中解放出來，以個人主義的價值標準對傳統進行價值重估，並成就一種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無政府個人主義在本世紀由傳統向現代的文化轉型中代表著一種離心的、分裂的力量，他們所張揚的個人解放，更多地帶有一種感性意味，是一種情感的、欲望的解放。吳稚暉的個人主義強調個人的絕對自由：“無治人與被治者，謂之無政府”。褚民誼則強調，隻有“人不役人而不役於人，人不倚人而不倚於人、人不害人而不害於人”才是真正的自由、平等、博愛。他們充分肯定人的自然本能欲望，指出：“男女交情，本為生理之情欲，與饑食渴飲同一絕不足奇之條件”，因此與道德廉恥無關。“愛情之生，其惟男女相悅”，“欲人群進化，愛情普及，必自廢婚姻始，必自男女雜交始”。父與子之間“有長幼之遺傳，無尊卑之義理。”夫妻之間“就理論言之，若夫得殺妻，則妻亦得殺夫……若夫得嫖，則妻亦得嫖”。這種將自然人性論推至極點的個人主義，帶有濃厚的反文明色彩。其實人類生存，既需要“進化”，也需要“秩序”，倘“秩序”無存，樊籬盡撤，“進化”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麵。任何文明都建立在對人的感情欲望的程度不同的壓抑之上。自然人性論者張揚人的“身體”的無辜和優先性原則，正代表著一種“身體主義”的反現代的審美現代性。我們從張愛玲的（五四遺事）中，可以看到對這種“愛情至上，自由結合”的機智的反諷，它突出表現為一種被克爾凱格爾稱之為“美學主義的生活方式”。
無政府主義可主要分為三個流派：斯蒂納的無政府個人主義，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和薄魯東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後兩者的影響後來明顯超過前者，在於後兩者都帶有更易為國人所接受的民粹主義傾向。它們強調社會正義與社會平等，對資本主義持一種激烈的批判態度，倡導“人民主權論”，反對精英主義和個人主義。劉師培在世紀之初就製定了一個由種族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經濟革命的無限革命路線。他認為：“地球上邦國環立，然自有人類以來，無一事合於真公……自民族主義明，然後受製於異族者，人人皆以為辱；自民均之論昌，然後受製於暴君者，人人均以為恥；自社會主義明，然後受製於富民者，人人均以為羞”。因此這種思想上的次第覺悟就會引發行動上的不斷革命。這種對“真公”的追求，使他形成了一種非曆史主義的道德批判立場，這種批判立場與世紀之交的西方反資本主義的思想潮流一脈相承，身在東方的無政府主義者同西歐“阿斯科那”村的無政府主義、世界改良運動遙相呼應，使得中國無政府主義的現代性設計一開始就帶有了反現代資本主義的色彩。民粹主義使得知識分子以民眾的代言人自居，形成一種“人民”崇拜，這使得他們在投身實際的革命活動之前，已對自己的個人意識、精英傾向進行了先期的克服和自我批判，這種民粹主義對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化、文學影響之大是毋須多言的，單就文學史來說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再到“工農兵文學”的嬗變、更替中就可以看到它的演進軌跡。
總之，本文之所以要談論文學史很少論及的無政府主義的文學創作，一是想說明“五四”新文化、新文學運動不是突然而至，有它更早的源頭；二是想探明20世紀初的現代性話語產生的語境和特質，在中國文化、文學走完它的百年曆程之時，對之進行一次世紀末的回顧，以完成一種由“宗教性”的現代性向“反省性”的現代性的精神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