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討中國本世紀上半期文學史上的“民族主義”問題，首先要將“民族意識”與“民族主義”做一區別。“民族意識”是一種普遍存在於本時期文學史中的民族生存、救亡意識。它與“世界主義”等文化價值取向並不構成直接對立關係，而“民族主義”則是一種“民族至上”主義，它是在與“世界主義”等相對立的政治文化語境中發展起來的一種民族本位主義。本文所要作的是要將本時期文學史上出現的“民族主義”理論納入到其所產生的特定的社會政治、文化語境中去，考察其產生、發展、變化的過程及原因，對本時期文學史上出現的“民族主義”理論做一曆時性的研究。不僅在政治的、階級對立的語境中對之進行考察，而且更注重分析其在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對立的文化語境中所具有的特定的語意指向，以求對本時期文學史上出現的民族主義理論有一個全麵地把握。
一、“外競”與“內存”——20世紀初的兩種“民族主義”思潮
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的民族生存危機的現實是民族主義思潮產生的特定背景。在此背景下，出現了兩種具代表性的民族主義思潮。一種以梁啟超為代表，其民族主義的主張及理論主要見諸他寫於1902年至06年的《新民說》。新民說》中的民族主義主要是作為一種民族國家救亡的政治文化策略而提出的。梁啟超認為：“自十六世紀以來，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以民族主義所磅礴衝激而成……此主義之發達既極，馴至十九世紀之末，乃更進而為民族帝國主義。民族帝國主義者何？其國民之實力，充於內而不得不溢於外，於是汲汲欲求擴張權力於他地以我為尾間，故今日欲抵擋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百拯生靈，推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合新民未由”。①而“新民”的目的在於讓國民樹立國家至上的觀念，要求國民能達到“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對於外族而知有國家”，“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家”的要求。可見他的民族主義的確切內涵即國家至上主義。促使他提出這種國家主義的思想基礎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世界觀。社會達爾文主義所提供給他的是一種人類群體陷入一場殊死的生存競爭的世界意象、在這樣一個世界裏，隻有強權、沒有公理，要想生存，隻有使自己強大起來，以適應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梁啟超曾引普魯士首相俾斯麥的話說：“天下所可恃者，黑鐵而已，赤血而已”。人類生存競爭的殘酷性需要這種“鐵血主義”、“力本論”。梁啟超在倡導他的民族國家主義時有一個主要的批駁對象那就是在本世紀初也曾盛行一時的世界主義思潮。這個思潮的代表人物是李石曾、吳稚暉等，他們創辦刊物，倡導無政府主義，號召進行“三綱革命”，“孔丘革命”，“祖宗革命”，推崇個體的人的絕對自由，以實現無政府、無國家的世界大同為奮鬥目標。這種烏托邦主義的理想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產生過一定影響。章太炎也曾提出過“五無說”，並說：“國家之事業，是最鄙賤者，非最神聖者”。康有為也有他的《大同書》。雖則他們也自知所提出的是一個飄渺遙遠的目標，但都表現出他們對國家主義的超越性。梁啟超則在《新民說》對世界主義作了如下的批評：“宗教家之論，動言無國，言大同，言一切眾生。所謂博愛主義，世界主義抑豈不至德而深仁者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付之萬數千年後，吾不敢知，若今日將安取之？夫競爭者，文明之母也，競爭之一日停，則文明進步立止。”梁啟超信奉的顯然是一種“唯實政治”，他的以“力”為核心的進化論的價值觀與世界主義者的個人的自由為核心的價值觀形成了鮮明的對立。總之，梁啟超的民族主義實質上是一種著眼於“外競”的“大力國主義”，他缺乏的是一種著眼於內爭的民權意識。他的“新民”設計缺乏存在於西方國民中的那種社會的自我和個人的自我之間的緊張關係，而這種緊張關係對近代民主國家國民的形成起著重要作用。梁啟超的國民設計隻具有單一的國家至上的集體主義價值取向，他的民族主義主要是作為一種政治策略提出的，可以說是一種政治民族主義，其目的是要利用國民的民族主義的情感力量來達到一種使國家富強的政治目標。梁啟超的政治活動和文學活動正是圍繞著這種政治目標展開的。
章太炎的民族主義思想與梁啟超截然不同，首先他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在中國進行種族革命的主張，他提出“華夷之辨大於君臣之義”，③，所以他號召被壓迫的漢民族起來革命，推翻滿清、複興華夏。他的民族主義顯然不同於梁啟超的國家主義，他所要爭的是漢民族的獨立、自由和生存權。其次章太炎的民族主義在麵對西方政治文化的侵犯時采取的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的立場。他的具體主張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熱腸”。④以章太炎為代表的國粹派不僅擅長藉經史為革命釀造激情，而且更關注中國傳統文化的命運，他們把民族文化的危機視作是更本質、更深刻的危機，他們倡導國粹的目的在於“保種、愛國、興家”。民族傳統文化即“國粹”是作為其民族主義的內聚力在發揮作用的。所以章太炎等國粹派的民族主義帶有明顯的民族文化複古主義傾向。這種文化民族主義與梁啟超政治民族主義的區別在於梁把西方近代“爭於力”的戰國規則引進中國，想以其人道還治其人之身，在中國推行一種國家至上主義。而章太炎的民族主義則是一種繼承了中國傳統的天下主義精神的文化民族主義，他關心的不隻是本民族的生存，他還關心世界的、人類的命運。它不帶有急近的政治功利性，而是作為一種文化信仰而存在的。這個時期的魯迅的民族主義思想顯然受了章太炎一定的影響，但與章太炎等國粹派的區別在於他隻是把倡導“國粹”視為是一種進行民族革命的策略而不是像國粹派將其視為信仰。在《隨感錄·三十五》中魯迅寫道：“從清朝末年，直到現在，常常聽人說“保存國粹”一句話……誌士說保存國粹，是興複舊物的意思”。⑤所以滿清被推翻，進入民國後，他認為就沒有再提倡國粹的必要了。在日留學時的魯迅，雖受章太炎的影響，不乏文化複古主義的熱情，但他與章太炎之間畢竟存在著由年齡，閱曆，文化選擇上的差異所構成的代溝。這首先表現在他的民族主義對西方近代的“適者生存”的戰國規則的認同，在這一點上他與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擁有同一個前提。但是他走的是與梁的民族國家主義相反的路子即對於個體的人的強調，以“立人”來救國，“立人”來興邦，“立人”成為立國的前提，“立人”成為並列於國家民族之間的價值核心。那麼魯迅的民族主義理想是怎樣的呢？他認為應該是：“內既弗失固有之血脈、而外又不後於世界之思潮”的，以現代性為標誌的開放性、獨立性民族形象、由此可見，青年魯迅試圖調和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對立的努力。魯迅從其獨特的“立人”的文化民族主義立場出發，對當時流行的思潮進行了批判和剖析，這也是其文化民族主義產生的特定語境：“聚今人之所主張，理而察之，假名之曰類，則其為類之大較二：“一曰汝其為國民，一曰汝其為世界人。前者攝以不如是則亡中國，後者懾以不如是則畔文明”。兩者的缺陷都在於滅裂人的個性，使人喪其自我。那麼這種“任個人而排眾數”的民族主義的內凝力何在？用魯迅的話來表達它是一種“靈台無計逃神矢”的無從選擇的血緣文化的規定性，一種個人之於民族的天然的感情認同和歸屬感。其外指性則表現為它以世界人的標準來要求中國人，以一種解放了的個人來使中國世界化，使中國這個特殊性向一般性轉變，所以他的民族主義帶有更多的世界主義的成份。魯迅的民族主義秉承了近代西方的浪漫主義精神。羅素曾這樣描述浪漫主義與西方民族主義的聯係：“在革命後的年代，他們（指浪漫主義者）通過民族主義逐漸進到政治裏，他們感到每個民族都有一個團體魂。在十九世紀上半期，民族主義是最有聲勢的革命原則，大部分浪漫主義者都熱烈支持它”。《摩羅詩力說》表明了魯迅與浪漫主義的密切聯係，像“心聲”，“內曜”等都有其浪漫主義的源頭，而“立人”之說則受啟發於尼采的“超人”哲學，由此可知魯迅的民族主義具有極強的文化包容性。
二、“中國人”與“世界人”——五四時期的“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民主陣營的勝利增強了中國人的“公理戰勝強權”的信念。李大到曾這樣寫道：“這回大戰，有兩個結果，一個是政治的，一個是社會的，政治的結果是“大……主義”的失敗，民主主義的勝利……“大—……，主義”就是專製的隱語，就是仗著自己的強力蹂躪他人、欺壓他人的主義。有了這種主義，人類社會就不安寧了，大家為抵抗這種強暴勢力的橫行，乃靠著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種平等自由的道理。這些道理表現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義，恰與“大……主義”相反，民主主義的勝利，就是庶民的勝利”。總之，一戰中專製主義，軍國主義的失敗，使相信戰國規則的社會生物進化論者得到了一個反證，而民主陣營的勝利則開始使人們對民主、科學、人道等西方近代價值觀念產生進一步認同，並將其作為使中國人思想意識現代化的中心內容，這使得世界主義的傾向有進一步發展。魯迅在《熱風》中這樣說：“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我以為“中國人”這名目，決不會消滅；隻要人種還在，總是中國人。譬如埃及人及猶太人，無論他們還有國粹沒有，現在總叫他埃及、猶太人，未嚐改了稱呼。可見，保存名目，全不必勞力費心”。魯迅所擔心的是“中國人”要被從“世界人”中擠出，那麼當務之急，也就是要實現中國人的世界化。在“中國人”的觀念與“世界人”的觀念發生衝突的時候，魯迅顯然是將“世界人”的觀念推到了首位，甚至強調到了忽略一個民族其所應具有的自身文化特性的程度。發生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將愛國者和思想、文化革新者集合在一起發出的合唱，反帝運動告一段落之後，就出現了分化：與世界主義相對抗的國家主義思潮開始興起。國家主義主張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它主要是作為一種政治思潮出現的。它的宗旨是“本國家主義精神。來全民革命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族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立全民福利國家”。五四時期影響較大的知識分子團體”中國少年學會”即帶有濃厚的國家主義色彩，發表過大量新文學作品的《學燈》副刊也傾向於國家主義。國家主義的興起在特定環境中是對當時興盛的個性意識，階級意識的對抗、國家主義在文化思想上主張：“消極地糾正個人主義，家族主義，部落主義，階級主義，積極地建設組織化，紀律化、科學化、民主化的現代國家精神”。它與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倡導的民族國家主義頗有相承之處。國家主義在青年學生中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它以“強國夢”的理想激動了弱國子民的心，具有極大的號召力。《醒獅》雜誌作為他們的機關刊物曾這樣表述其刊物命名的用意；“國人因對外之屢敗，而懷疑民族本身，不覺自疑為劣等，而應受天演之淘汰。國人有鑒於此，因是特標醒獅主義”。二、三十年代文學中有比較明顯的國家主義色彩的詩人、作家是聞一多和老舍。聞一多對五四浪漫主義文學中個性意識的反撥及其詩作中鮮明的民族主義傾向是不難發現的，典型的如《我是中國人》等，更不必說他還曾參與組織過一個國家主義派的團體“大江社”。而老舍的創作也始終存在著一種民族、國家至上的觀念，他寫於三十年代的寓言體小說《貓城記》可以說是一部較典型的國家主義文本。其中對“馬祖大仙”和“紅繩軍”的諷刺，對個人利己主義、頹廢派的批判都表明了他的民族國家主義的態度，其中以死來喚醒國人覺悟的“大鷹”，正是作家所推崇的民族主義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