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三十年代“民族主義文學運動”的再考察
1930年出現的“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一向被認為是一場由國民黨官方操縱的、旨在抵製左翼文藝運動的法西斯主義的文藝運動。作出這種判斷的依據還是當年魯迅、翟秋白、茅盾對他們的批判和指控。今天看來這種批判與指控有一種當時局內人難以擺脫的簡單化傾向，對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評價有有欠公允之處。首先我們需把這次文藝運動的產生納入到它特有的曆史背景中去，也就是了解其理論話語產生的語境，我們就會發現“民族主義文學運動”並不隻是統治者排斥文壇異已的策略，它也是當時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在文學中的反映。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是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衝突都非常劇烈的年代、1925年“五卅”慘案的發生，就激化了中國與帝國主義的矛盾。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就發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變”，更使中日民族矛盾衝突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民族主義文藝”提倡者沙亞所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中國文學》，正表明這種文學主張的產生與二戰前夜的民族生存危機感是有直接關係的，所以它的提出有其客觀的社會基礎，不乏合理性。並且它所倡導的民族主義情感與當時統治者“鑲外必先安內”的既定國策也有衝突之處，這從其對“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的態度上，就可看出它與當時政府當權者的距離。與此同時，三十年代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也處於一種極端激化狀態。1927年的“四一二”政變，使階級矛盾顯現為公開對峙，共產黨走上了武裝革命的道路，成為在世界共產黨組織中除了蘇聯之外唯一擁有軍隊的共產黨組織。從世界文化背景來看，三十年代是世界範圍內的“紅色三十年代”，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影響達到鼎盛時期，國際共運也高潮疊起，這種潮流影響到中國，也就出現了聲勢浩大的左翼文化運動。中國的左聯與國際共運有密切聯係，有時甚至直接接受共產國際的指令。左翼文化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價值取向使其傾向於將民族問題分解、轉化為階級問題，因而認為；“世界上沒有單純的社會組織，所以被壓迫民族本身內也一定包含著至少兩個在鬥爭的階級——統治階級與被壓迫的工農大眾。這種狀況下、民族主義往往變成了統治階級欺騙工農的手段，什麼革命意義都沒有了……至於在中國，民族文學的口號完完全全是反動的口號”“魯迅也在答《文藝新聞社記者》問時如此說明日本占領東三省的意義；“這在一麵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他的仆役——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眾，因為中國民眾又是軍間的奴隸；在另一方麵，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群眾，永受奴隸的苦楚的方針的第一步”。然而魯迅關於日本進攻蘇聯的預言並未言中，他犯了“遠視”的毛病，忽略了迫在眉睫的中國的民族危機。左聯雖也曾在“九一八”事變後，連續發表了《合國際無產階級及勞動民眾的文化組織書》和《告無產階級革命作家及一切愛好文藝的青年》的公告信，但都是訴諸共產國際社會，並沒有意識到民族矛盾將要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表現左聯有嚴重地脫離中國現實的教條主義傾向。直到1936年，周揚又將在蘇聯提倡的“國際文學”口號直接拿到中國，井斷言以後的文學隻有兩派即“國防文學”和“漢奸文學”，其它各種複雜派別都要被消滅了，這就引發了它與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激烈論爭、總之，左聯的曆史功績不容低估，但它所存在的極左的教條主義的傾向也很明顯，他們隻看到了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對應，沒看到在特定情況下兩者的統一，因此把民族主義文學運動單純地看作是國民黨官方企圖剿滅左翼文化的政治行動，而對日益迫近的民族生存危機和民眾中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估計不足，這構成了它的曆史局限性。
其次“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是一個傾向性比較複雜的文藝運動，提倡者之間的觀點不盡統一，並曾進行過爭辯。總的說來，它大致可分為兩個層麵，第一個層麵是一種政治民族主義，以潘公展、傅彥長、林振鋪、王通權，何遒黃等人的觀點為代表。這些人大都有國民黨的官方政治背景，他們提倡“民族主義”或“三民主義”文藝具有較直接的政治目的即抑製左翼文學其它文學派別。他們強調“三民主義文學”的排他性（林振聯），強調文學的宣傳性、通俗性和政治功利性（王通權），意在通過民族主義文學的提倡建立起一種主宰文壇的“民族中心意識”（傅彥長）（以上所列觀點均見諸吳原編《民族文藝論文集》），形成一種直接服務於政治的文化專製主義。“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中也提出“民族主義文藝的充分發展，一方麵依賴於政治上的民族意識的確立，另一方麵也直接影響於政治上的民族主義的確立”總之，這種民族主義就是梁啟超民族國家主義觀點的繼續、它以民族、國家的生存為由讓人們付出個性獨立、思想自由的代價。所以它在當時多元文化並存的環境中，不僅遭到了來自左聯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批判，而且也受到了自由主義者如梁實秋的抵製和反對。但“民族主義文學運動”還有另一層麵，即文化民族主義的層麵。這個層麵以周子亞、憶初、許尚由、程景頤、馬星野等人的觀點為代表。他們一方麵強調文學要具有民族意識、個性意識、階級意識要向民族意識轉換；另一方麵又強調文學之為文學的特性，反對將民族主義文學政治工具化。他們將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作了明確地區分，認為“由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以及風俗習慣等類的方式相同，而形成民族；由於武力的克服，而造成國家”。民族主義的最後目的，是使“人類趨於和平大同的境遇”。“而國家主義則是拿國家來欺騙民眾，使他們都作富國強兵的夢，而結果隻是徒然地犧牲。他們痛感三十年代文學中民族意識的淡薄因而提出民族主義文學應從民族學、社會心理學和民間文藝中吸取營養，表現一種中國的民族文化精神，這都不乏合理之處。另外如楊民威的《中國的建築與民族主義》等文章，也是值得肯定的民族化探索。總之，它可以視作是對三十年代過於西化的文化傾向的反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