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後的一係列小說中，張煒一再地抨擊人類自我中心主義的偏狹和僭妄，表述他的眾生平等思想。在短篇小說《三想》裏，作家這樣寫道：“人的一切毛病，實在是與周圍的世界割斷了聯係的緣故。”人與自然的這種隔膜才最終導致了人的殘酷。一頭叫“呣呣”的母狼在失掉她的小狼之後，開始對人的至高無上產生懷疑：“人的至高無上是他們自己決定的，而這種決定的不合理性從根本上講就在於他們忽視了太陽和土地。天下的一切生物都應該是平等的”。這種思考與艾特瑪托夫的長篇小說《斷頭合》中第一章《母狼的心願》所表達的思想是完全相通的，當人自以為是萬物的主宰而為所欲為時，他的殘忍遠遠超過了狼。《夢中苦辯》更對人類缺乏同情心的殘忍發出了憤怒的抗議和警告：“屠殺吧！與大自然的一切生命對抗吧！仇視他們吧！這一切的後果隻能是可怕的報複”。
張煒小說主題由“德”趨“道”的變化標識著作家所表述的一段心路曆程。從他的前期小說看，他與趨向於現代化的時代主潮是同步的。在《古船》中，他開出的濟世藥方是“人道主義十科學技術”，認為隻有將二者結合起來才能將中國推進到一個文明進步的現代化階段，然而市場經濟時代物質文明的偏至，使他意識到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並不能解決人的精神歸屬問題，反而使入更深地陷入了精神上無家可歸的狀態。張煒處在鄉鎮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的膠東地區，親眼看到林立的煙囪染黑了鄉村明淨的天空，與農業文明共在的美好的詩意都即將或已經隨風飄逝；人們變得精於算計，利欲熏心，遠離了道德的本源。作為一個人類終極命運的關懷者、責任感和使命感都極強的作家，張煒不能不對人的精神衰亡的現實抱有深深的憂患，這種憂患使他自然而然地靠近了以海德格爾為代表的現代美學救世主義。海德格爾認為，現代人的精神上無家可歸狀態的根源，就在於人把物作對象而來的對象化的意願與要求。人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把物（在者）當作材料，人自身在這同時也就成為同一目的的“人材料”，這就導致了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本真狀態）的喪失。所以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海德格爾一方麵反對因為“此在對世界的優先地位導致把在者的一切加以惡劣的主觀化”的傾向，另一方麵又反對把客觀世界作為對象世界，把主體的人作為物質的主人，把物質作為人的認識和改造的對象。他認為這樣就會把“在者的‘在’在被稱譽得已經太喧囂的‘客觀性’中化為烏有”。他在《形而上學導論》裏認為：一切存在物之為存在物價值是完全相等的，我們應該把它們平等看待，更沒有理由把所有存在物之任何一體，包括人，拈出來給予特別崇高的位置。他的基本觀點是提醒人在經濟目的的功利活動中，在人對物的實用態度中不可把在者的在（物的本性）忘得一幹二淨。當人把物當物時，人也就把自己當人；人給物以形式，也就給自身以形式；人使物從材料複歸為物本身，人自己也就從“人材料”歸於人自身。人與物的這種本真的關係隻能是審美關係，當人不做“在者”的主人，而是作為在者的“看護者”的時候，人雖然使自已處於赤貧，但卻得到一種“看護者的尊嚴”，這就是人之為人的人道的本真的尊嚴。
張煒的《融入野地》可以說是他返歸自然和土地、還原物性和人性的宣言。“野地”作為都市的對立物代表著天道、自然，可以安妥人的心靈的家園。“融入”即意味著不再把野地當成異己的存在、人的對立麵，而還是把自己融入其中，化成與野地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化成一棵樹，一生抓牢泥土”成為張煒最大的願望。“融入野地”還意味著作家要拋開傳統知與見的蒙蔽，去尋找一種新的知覺方式。這種新的知覺方式就是與自然溝通、交流的方式。作家要去尋找一種在大自然中通行四方的語言，這種語言隻有在大地上勞作的人們才能掌握，因為隻有勞動才能將人與自然溝通起來，將人與土地以及周圍的生命結為一體；隻有終生不脫離勞作的農民，才能聽懂大自然的無言之言，無聲之聲；才能把握住土地的脈搏，自然生命的律動。世俗的詞對自然來說隻是一種“拙劣的外語”，這是因為它與自然是隔膜的，隻是把自然當成了一種可堪利用的物質來看待，這種實利主義的語言就導致了物性的消隱和人性的迷失。這與海德格爾“語言是人的存在之家”的著名論點是相通的，海德格爾也認為現代西方的語言已變成了形而上的語言，它已經滲透了人對客體和世界的絕對統治和支配的願望，滲透了人對自然和地球的利用和盤剝。一種理想的語言應該是能為人的存在提供居住之地的語言，一種保護自然的語言才能使人類一代代生存下去。
《九月寓言》可以說是張煒這種“融入野地”的藝術哲學的一次成功實踐。這部小說的中心內容就是表現人與土地的原初關係以及這種關係在工業化時代所遇到的威脅和挑戰。張煒認為一個時代的精神歸根結蒂就是土地的精神。但這種土地的精神在實用主義的時代已經被入們遺忘得太久了，“在沒有時間放眼遠望，沒有時間維護環境，也沒有時間衛護人心的時代，我們曆史就成了一部不斷被金錢毀掉的曆史”。關注土地的命運也就是關注人的命運，這的確是關係到人的生存之道的最根本的問題。
《九月寓言》寫的是文革末期一個叫做“挺鮁”的小村部落的日常生活。它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以小村人所特有的那種野性的思維方式所構造出一個小說文本。在這部小說裏不再有一個居高臨下的俯視者和評判者，而隻有中止了像善與惡、文明與愚昧這類價值判斷後，才能真正地進入小說人物內心深處，去感知他們的痛苦和歡樂。在《融入野地》裏，張煒這樣說過：“這兒不需要一個獨立於世的歌手，事實上也做不到，我竭盡全力隻能仿個真，以獲取在它們身側同唱的資格”。“融入野地”的創作方式也就是與野地和野地之上的一切生命融為一體、共同創作，正如海德格爾把地球還原成大地、母親一樣，小村人之於土地也正是一種充滿溫情的母子關係。這種關係的最高體現就是地瓜，人就是地瓜，地瓜就是人，兩者互相轉換，密不可分。正如村裏切地瓜幹的老婆婆所說：“人哪，還不就是瓜千化成的力氣，化成的血肉心計，化成的煩人毛病，不吃瓜幹，莊稼人就絕了根啦！”小村裏有值得向外人誇耀的三樣東西：黑煎餅、紅小兵的酒，以及漂亮姑娘趕鸚。這三者都突出地體現著農業文明的自足和驕傲。黑煎餅這種粗糧細做的食品足以令小村人自豪，它是用小村人金祥九死一生的悲壯的遠征尋回來的鏊子攤製的，代表著小村人叫人慨歎的堅忍不拔的生存意誌，而紅小兵用地瓜頭釀造的酒則不隻代表著小村人的才智和創造性，它更體現著自然的造化神工，它是一仲濃縮的幸福，一種對幹溫馨的鄉土生活的陶醉，正如海德格爾從一雙“農鞋”中看到了人與大地的歸屬關係一樣，我們從紅小兵的酒中也可以品味到“天地、神、人”四位一體的和諧無間的世界的原汁原味。至於小村裏的美麗、勇敢、洽潑、健壯的趕鸚，則是一匹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寶駒，大地自然的女兒，與禿腦工程師嬌小玲瓏的四川女人、工區瘦小孱弱的女理發師相比，更可以看出她的來源於自然的青春氣息和純樸天性。她是小村的靈魂，她的存在給小村生活增添了特有的浪漫和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