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盡管是聽從啟蒙者的將令而開始文學創作的，但他的創作殊少同時代啟蒙者的那種樂觀情緒，而時而流露出一種悲涼之氣，甚或表現出一種“哀莫大於心死”的絕望和憤激。這種情緒在“魏連殳”的身上體現得最為強烈。“魏連殳”實際上代表著魯迅內心深處的另一個自我，代表著他時時要驅趕的靈魂中的“冷氣”和“毒氣”。魯迅對於人生有一種強烈的悲劇意識，這種悲劇意識主要產生於他所認為的理想的人性與現實的人性的巨大反差，以及人與社會的對立關係，黑暗社會對於美好人性的吞噬和毀滅，為此，他站在理想人性的立場上揭露國民住的病態，站在人道的立場上不遺餘力地攻擊吃人的社會。所以，他的創作的一個基本主題，就是表現“人”的希望被毀滅的悲劇，這賦予了魯迅的小說以鮮明的人學意義。但餘華則不同了，他站在後人道主義的立場上，解構了人道主義加諸人身上的諸多本質、屬性，搗碎了人類自我中心主義的夢幻，也就拆除了由此產生的關於文學之人學意義的假定。他不再站在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上去看待世界、解釋世界，而開始去表現和揭示世界自身的規律。用餘華自己的話說：“我發現了世界裏一個無法眼見的整體的存在，在這個整體裏，世界自身的規律也開始清晰起來。”由此，他發現了世界賦予人與自然的命運，這種命運之中就體現著世界自身的規律。這實際意味著一種深刻的立場轉換，即從人道主義的人的本體論到後人道主義的宇宙本體論的轉換。他眼中的世界不再是人化的世界，而是主著人與自然的本然的世界，它脫離人的主觀意誌而獨立存在。餘華在他的《世事如煙》，《難逃劫數》等一係列不說中都著意揭示了冥冥之中主宰著人的生存的宿命的力量。人如同命運之神手中牽動的木偶，不管如何掙紮，終於難逃劫數。與人道主義者對人的主觀意誌的張揚不同，後人道主義者認為：人類作為類存在，無可奈何地受製於物，受製於客觀冷漠的外部世界，每個人作為個體存在而言，又毫無例外地受製於所處的文化，受製於語言的敘述，所以不是“人定勝天”而是“天”主宰著人的命運。餘華小說表現的就是這種人的生存的卑微、渺小及被動性，《世事如煙》中的人物甚至連名字都不配有，隻用阿拉伯數字來代替。他們已談不上有什麼個性或性格，他們的存在似乎隻是為了證明宿命力量的強大和不可抗拒而已。
與魯迅所表現出的那種令入難以直麵、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相比，餘華所表現出的是同樣令人難以承受的“生命之輕”。啟蒙時代的悲劇概念已不再適用於餘華小說中的人的情境。因為‘悲劇是認識和表現失敗的古典方式”。——“按照形而上學的觀念，這個概念標誌著有罪與無辜、自由與必然，有意義與無意義之間的不可取消的矛盾，它以同這些矛盾的鬥爭來衡量生命的意義和人的尊嚴”。魯迅對悲劇所下的定義是：“悲劇就是將入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所依據的也正是對人生的價值判斷。判斷人生是否值得經曆，正是啟蒙主義改造人生的起點。魏連殳將老祖母的一生縮在眼前，忍不住要為其悲涼、孤寂的一生而痛哭、呐喊，《阿Q正傳》中作家抨擊最力的也正是阿Q的所謂‘人生天地之間，大約本來要被抓進抓出”，“本來有時未免被殺頭”的宿命觀念，因為它直接取消了生命的意義和人的尊嚴。而後人道主義時代的價值觀念則趨向於解體，它消解了悲劇賴以產生的二元對立結構，放棄了對人生的價值判斷和意義追尋。在餘華看來，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也就是“活著”，所謂“活著”也就是盡生命之理，走完從生到死這一過程，享受可以得到的快樂，承受難以回避的痛苦，盡自己生而為人的本份而已。人為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著。《活著》是餘華轉向“寫實”之路的作品，但其對人生的觀念仍是他先鋒小說的邏輯延伸。他說。“我開始意識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尋找的是真理，是一種排斥道德判斷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發泄，不是控訴或者揭露，他應該向人們展示高尚。這裏所說的高尚不是那種單純的美好，而是對一切事物理解之後的超然，對善與惡一視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這表明他在價值觀層麵進入了了一種通脫超邁之境，形成了一種後悲劇的人生態度。即不再在生活之外確立意義和價值，以此來要求生活，不再因生活不符合其要求而仇視生活，詛咒生活，而是從生活無罪的立場上來肯定生活，理解生活。從整體虛空的背景來把握有限的人生，重視的是生的過程而不是結果。也就是不再是為了“社會”生活，而是為了生活自身生活，生活價值大於社會價值。福貴老漢一家八口死了七口，單留下了他和一頭老牛。本該健康活著的生命也都被死神無情地奪取，單留下他仿佛是為了驗證人對苦難的承受極限。但老漢並沒有就此否定生活。他不是一個命運的反抗者，而是一個命運的承受者，他在這種承受中走向了達觀和超脫，領悟了人世無常的宿命。他的一生平平常常、逆來順受，甚至可以說是極端落魄，但是他終於還是認為“做人還是平常點好，爭這個爭那個，爭來爭去賠了自己的命”。他雖然活得沒出息，可“壽命長”，他認識的人都死了，他還活著。福貴老漢的這種民間的生存態度顯然與浪漫主義的“生活在別處”的人生觀的大異其趣，與啟蒙主義文學的抗命英雄不同，他是一位“順命者”的典型。餘華不再是站在人的立場上表現人的失敗和毀滅，譴責社會的不義，命運的不公，而是著意揭示世界自身的規律，人的不可被抗拒的宿命。他不再執著於某個具體的生活目標，它強調的是對個人附加於生活的的主觀願望的超脫。但這種超脫是一種虛無主義的超脫，它是以對人的自我創造能力和自我拯救能力的否定為背景的。後人道主義者顛覆了關於人的“假設”但他並不能給人指出人的出路究竟何在？因此，福柯關於“人的死亡”的訃告終究不如薩特關於‘人怎樣才能創造自己”的提問讓人感到親切，因為這是人之為人所應該首先關心的問題。狹義的有限的人類中心主義大概永遠是人類生存所必需的。魯迅正因為其始終如一地對人的前途和命運的關切，才具有了其永久的不可被取代的人學意義。後人道主義對人的理解明顯有絕對化之弊，它的意義不在於它給予了人什麼，而在於它凸現出了既往的人的觀念的危機。文學在經曆了一定時期必經的“解特碼化”階段之後，勢必會走向“再符碼化”的時期，那時“人怎樣才能創造自己”的問題就會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迫切的問題。
一九九六年八月於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