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裏無雲》以太行山深處一個小村“五人坪”的一次祈雨，作為中心事件引出了大山深處的各色人物，但作家的興趣不再是刻畫某種“性格典型”，而是要寫出某種“話語典型”、相互對抗、交鋒的思想觀念、心理意識的典型：第一種話語典型是作為外來者的鄉村教師張仲銀的話語，一種外來的改造“五人坪”的政治理想主義話語。第二種是以陳三爺等為代表的原生的鄉村民間話語。第三種是政治體製話語，屬於一種非個人性的話語係統。張仲銀所代表的話語係統，是一種致力於使傳統中國現代化的啟蒙、革命話語係統。它蘊涵著現代文化在近一個世紀裏走過的曆程：首先是啟蒙，表現為傳播現代科學知識、開啟民智，以推動大山深處的現代化進程，徹底的改變山民的傳統的固有的生活方式。而這種文化“啟蒙”是會非常自然地轉化為一種激進的“革命”，原因是一、文化啟蒙往往見效緩慢，所謂“三年之病需求七年之艾”，需要一種漸進的努力，而理性本身的能量有限，所謂“眾不可戶說兮，”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被理性說服的。二、改造者很難逃脫“至善”理想的誘惑，造成為理想的社會而活著，而不是為生活自身而活著。他們很容易走上一種以更為明快、更為直接的方式來追求自己的目標的道路。正如一位民國時期的政治人物所言：“不為威迫易，不為善誘難”，現代政治的“出軌”往往是出於一種失控了的道德狂熱。“最好”和“最壞”之間隻有一步之遙。現代的啟蒙者必須對人性幽暗的一麵、理性、德性的有限性有一定的認識。張仲銀作為一個遠離政治文化中心的大山深處的唯一知識分子、一個現代文化的代表，一個自願去於世隔絕的山村，傳播現代文明的教師，是有著高出於他職業之上的政治、文化使命感的。他心中的偶像是蘇聯山村女教師瓦爾瓦拉·瓦西裏耶夫娜和最早的插隊知青、團中央委員邢雁子。他抱著一種理想主義的熱情來到五人坪，他來到山村的理想並不是簡單的教孩子認字而是要通過傳播現代文化，徹底地改變山村人固有的日常生活方式，以使他們過上和山外人同步的生活。但他一到山村就陷入了蒼茫的群山和守舊的鄉民的包圍之中。群山雖因他的到來而第一次獲得了“主觀的意味”，獲得了曆史感和對生命的反省意識，但他並沒有能力將沉睡的群山喚醒。在日複一日的與群山的對望中，他刻骨銘心的知道了什麼是孤獨、什麼是無人可解的孤獨的寧靜。“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張仲銀把這句詩寫了掛在牆上。在小村人麵前，他有一種現代文化代表者的自豪和孤獨，更有一種寂寞中的無奈。在他的這種孤獨和無奈達到頂點的時候，“文革”爆發了，他似乎看到了讓群山蘇醒的希望。
他要在山村搞“文化大革命”，他要去北京天安門廣場去接受檢閱。但卻被村支書帶來的全村人募集的五斤雞蛋十斤白麵的真誠的挽留，拖住了後腿，隻好留村複課鬧革命。但心仍向往著外邊如火如荼的革命，麵對死水一潭的五人坪，不甘平庸的他最後終於走出了看似荒唐的激烈的一步，“帶鐐長街行，告別眾鄉親”代人頂罪入了監獄。他在這種悲壯的場麵中得到了滿足，但卻付出了八年牢獄的代價，出來之後已是頭發灰白的中年人，無家無業，孑然一身直至因卷入“祈雨”事件，再度被捕，經曆了一生中的兩次牢獄之災。與王朔的《你不是一個凡人》中的胖廚師相似，自小接受英雄主義文化熏陶的廚師，不甘平庸，總想當一個“烈士”，結果，於觀他們滿足了他的這個願望，先是對他進行嚴刑拷打，然後把他綁縛刑場處決。這是以一種遊戲、調侃的方式揭穿了革命浪漫主義的虛妄。張仲銀的命運雖然更沉重、更具有悲劇性但卻具有同樣的虛妄。其悲劇的根源在於同一種虛妄的浪漫主義的生活理想。李銳的《行走的群山》係列小說提供了一個啟蒙話語的當下語境，小說中的張仲銀在飽嚐了現代神話的破滅所帶來的悲哀與荒涼之後他如何重建他得以安身立命的信仰，如果說他的第一次坐牢是出於一種虛幻的激情，第二次坐牢則是出於一種比較切實的理想，即通過向祈雨妥協換來捐款來建新校舍。他的這種艱難的堅持和努力值得肯定，但此舉本身就帶有相當的荒誕性，他是以對“理想”本身的放棄來實現理想的。這一點使他有點像魯迅小說《孤獨者》中的“魏連殳”，但失去了那種沉重的悲劇感而增添了一種與時代錯位的荒誕性和“黑色幽默”感。如果說《無風之樹》還表達了一種對極左政治無端擾民的憤慨，那麼《萬裏無雲》則更加凸現了啟蒙的困境，表現的是一種改造者麵對鄉土世界的無奈、荒誕和悲涼。
造成《無風之樹》中的張仲銀悲劇的原因，除了時代社會原因之外，還主要在於他的“自我本質”構成的虛假性。每個人生來具有四種功能：感覺、知覺、直覺和思考。這些功能使人產生自我感，立足於這四種功能之上建立起來的自我是真實的自我，反之脫離了個人的感覺、知覺、直覺和思考，被他人由外向內的賦予指定的自我則是虛假的自我，是把非我當成了自我。張仲銀之所以失去了真實的自我，是因為他以一種“更高的自我”取代了感性的個體的自我、以一種為著“理想目標”的生存取代了自我的生存的結果。這種生存的虛幻性來自一種共同的理想，沉溺於這種理想之中的人，總是以一種應然的原則而不是實然的原則行事，並以此構建出與外界相背離的獨特形象，通過一種自戀性的孤獨、悲壯、崇高感，保護那個通過逆向方式構建的自我。張仲銀的啟蒙話語在五人坪所遇到的阻力首先來自於五人坪的鄉村民間話語，五人坪人知道讀書、認字的重要但卻拒絕以外來文明改造其日常生活。陳三爺相信“天無二日，人無二主”的老例，所以有“天下將要大亂，老百姓將要遭殃”的預感。他貼黃裱紙、蝌蚪文，是為了假老神樹顯靈，保佑天下太平。但張仲銀卻奪去了對它的闡釋權，將它解釋成了要在村裏發動“文革”的神的指令。張仲銀之所以要借助這種方式是因為他看到隻有這種植根於大山深處的東西才可能真正撼動大山。張仲銀第一次坐牢是因為老神樹顯靈，第二次是因為祈雨。這看似偶然其實並不是偶然，因為他看到真正的主宰著大山的正是這種傳統的力量而外來話語在這裏隻是耳旁風，無根浮萍。五人坪的村民有的覺得他可敬，有的覺得他可憎。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即認為他不懂得“生活”，不懂得應該怎樣過日子。他拒斥由柴米油鹽的日常瑣事組成的平淡無聊的日常生活，“革命”作為一種崇高的、偉大的、激動人心的、超越世俗的生活方式對他有極大的吸引力。他是選擇活在理想之中的人，所以他雖然是兩進監牢、飽經風霜，但他卻對生活的真意所知甚少。他不知道並不是他所追求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他不得不接受的生活也是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生活並不是可以任意設計、改造的材料，生活自身也像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一樣，是不可以任意組裝、搭配的。改造主義者那種可以休矣。從來沒有感受過真正的生活氣息和精神的人，奢談對生活的改造好像要為“混沌”鑿出七竅來的莽漢一樣，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對於他們來說，懂得“無為而治”，不妄為，似乎顯得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