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他的《隨想錄·十年一夢》中，曾追憶他是如何從一位“啟蒙者”變成一位“奴在心者”的“精神奴隸”的。“極左政治”認定巴金的“有罪”的指控是他的小說《家》把兩個貧苦的勞動者老黃媽和鳴鳳寫成了地主階級的死心塌地的奴才，因為，老黃媽曾經禱告死去的太太保佑覺慧這位地主階級的少爺；而鳴鳳則拒絕了覺慧的求婚，說太太不會答應，但她願做丫頭伺候他一輩子。巴金當時聽了這樣的批判，也覺得自己問題很嚴重，因為批判者所言有理有據，邏輯嚴明，無懈可擊。進而又懺悔自己出身於地主家庭，肯定受了地主階級的流毒。因此說它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他也承認；把他揪到地頭同地主一起批鬥，他也心甘情願。他真心表示自己願意讓人打倒，以便從頭開始重新做人。是可謂“君子可欺以其方”，這種重理論，講邏輯的知識分子比沒文化的老百姓更容易被控製和欺騙，成為與真實的自我感覺和生活世界脫節的“理性的奴隸”。隻是在一再地被欺騙和與愚弄之後，他才發現連“造反派”也並不真的相信要他相信的東西，他才開始意識到自己才是真正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隸，並且連黃媽和鳴鳳也不如，因為黃媽和鳴鳳自有自己樸素的辨別是非的能力，並不是什麼“奴在心者”，因為他們並沒有按照高老太爺的邏輯思考。他們對覺慧的愛，是自主的、自發的，與什麼“階級立場”、“階級意識”了不相幹。晚年的巴金再一次意識到他欠了老黃媽和鳴鳳巨大的感情和愛。“啟蒙者”在二十世紀政治風暴中趨附潮流、迷失自我、進退失據、自招其辱的曆史，也使他們在被“啟蒙者”那裏威信大損，將張仲銀視為“情敵”的山村屠夫牛娃有這麼一大串內心剖白：“我是比不了他，我又沒坐過八年的大獄，我又沒領導群眾搞過啥運動，我又不知道毛主席都寫過啥唱詞……我他媽啥也不會啥也不知道，可我這個臭殺豬的沒有去蹲大牢，你這個香老師一蹲就是八年。你狗日的蹲了八年大獄，我就在炕頭上狠狠種了她八年。你八年出來啥都沒有。我種了她八年種出來一個兒子兩個閨女。你再知道毛主席寫了多少唱詞也是白搭。你認得多少字有多少學問也還照樣是個絕戶。”這種奚落雖然惡毒，但也道出了某種真實，他冷酷無情的揭示出了作為山村理想主義者的張仲銀的現實處境。至於張仲銀與政治體製話語關係也是一種錯位的關係。體製話語要求的是服從、配合、步調一致，而張仲銀則顯得激情過剩、主觀性太強。所以他的動機可以被認可，但行為卻為體製所不容，被視為一種僭妄和越位。趙萬金是九十裏亂流河第一個共產黨員村支書，他所懂得的就是服從和配合。他的人生體會是：“一個人不念書，他就啥也不知道，一個人要是念了書他就啥也懂了，他就有本事驕傲了。人一驕傲自滿腦筋就出毛病了，就幹那些老百姓幹不出來的事情，就幹那些是誰也弄不懂得的邪門事情。我這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共產黨員就從來不敢驕傲。”他和他的兒子現任村長趙蕎麥雖都是村上的幹部但本質上還屬於農民，即使是公安人員老張等也都是缺乏個人意誌、情感色彩的政治體製的執行者，而張仲銀一生的失意和痛苦在於他是一個永遠與時代和環境脫節的真誠的理想主義者。對於他來說，重要的是找回自我、由內到外的把握住真實的自我，立足於現實的基礎上，去實現一種較為切合實際的理想。造成他的悲劇的原因不隻在於外部，也在於他自身。對於當下的啟蒙者來說，更需要的是一種自我教育和自我反省，特別是對來自生活自身的聲音的傾聽和理解。
在理想主義的創造曆史的激情耗盡之時，隨之而來的將是犬儒主義的大行於世。因此，在一種虛無主義的背景之下，如何建立起一種超越現實的精神價值，就成為一個必須麵對的問題。李銳的特點在於他是一種五四傳統的自覺的當代承續者，但這種承續也不能回避啟蒙主義在當代所麵對的種種來自生活自身的反彈、回敬和挑戰。麵對這種種反彈、回敬和挑戰對啟蒙主義傳統自身進行反省是勢在必行的，甚至可以說這是它在當代得以回生、複興的一大契機。在此反省的基礎上，才能重建自己的信念和立場。這種反省一方麵需於激進的啟蒙主義立場之外，對其他異己的主義也需具一種了解之同情，從而使自己融入多元共存的文化格局，不以正統自居而無視他者存在的合理性，增強啟蒙主義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隻有經曆了必要的精神蛻變，啟“啟蒙”之”“蒙”，啟蒙主義才有望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個人話語、物質主義話語膨脹的消費時代以它對社會、人生的深刻關懷，創作出當代的“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的啟蒙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