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實的《白鹿原》從清末民初寫起，一直寫到當代，時間跨度極長，內容極為龐雜，但最中心的事件當屬朱先生和白嘉軒在民國年間以儒家理想教化鄉村的道德實踐。清末民初社會所發生的天崩地解、河立山飛的絕大變局不僅使得王權徹底崩潰，而且也使建立於其上的固有的文化價值觀念麵臨解體的危機。儒家出身的地方士紳名流參政正是在這樣一種文化危機的背景下，力圖挽回世道人心，以儒家倫理教化天下，維護鄉土社會的道德秩序的努力。這種試圖挽狂瀾於既倒的保守主義的濟世立場，使他們成為現代中國的最後一代儒家。《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正是這樣一位名流宿儒，他是前清的舉人，關學派的最後一代大師，是鄉村地主白嘉軒眼中的聖人和導師，有著極高的社會聲望。清庭退位之後，鄉土中國陷於一片惶恐茫然之中。白嘉軒就有著諸多的疑問：“沒有了皇帝的日子怎麼過？皇糧還納不納？”等等。是朱先生給村民定出了以後過日子的章法，即白鹿原上的第一份“鄉約”。《鄉約》包括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等鄉民生活的諸多方麵，全麵規定了鄉民的為人處世之道。《鄉約》成為村民婦孺必讀的教科書，在鄉村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學為好人”是朱先生為村民也是為自己立下的一個人生目標。他本人就是儒家道德理想的身體力行者，他的教化鄉村的思想基礎也就是儒家政教合一的道德哲學。象朱先生這樣的名流參政主要是來自儒家的“以天下為己任”的道義感召。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在三十年代也曾糾合社會名流發出“我輩不出，如蒼生何？”的聯合呼籲，將名流參政推向高潮。《白鹿原》中的朱先生也曾寫下“砥柱人間是此峰”的詩句，以華山自比，要做動蕩時代的中流砥柱。這個時代的名流參政的特點是倡導做大事不做大官，主要以在野之身從事帶有理想色彩的社會改造活動。這種方式在那個“世事如轉輪”、“城頭變換大王旗”的時代，可以少受多變的政治形勢的影響。清末的時候，朱先生曾再三謝絕巡撫的委任，因為他已看到清王朝氣數已盡，自己加入進去，隻能使自己也陷入泥沼之中。而他所要做的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先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濟世大業，正是這種儒家理想主義推動，使他在動蕩的時代表現出“大智、大仁、大勇\"的聖賢人格特征。他曾冒死勸退二十萬清兵，解了西安之圍，使省城免受屠城之災；又在災荒之年、主動請纓、賑濟災民，活人無數；特別是威震古原的毀煙壯舉，更是使人領略了聖賢之風。然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朱先生畢竟是與曆史的主流逆向而行的人物，注定要被時代的洪流吞沒，完結其悲劇性的人生。
與魯迅筆下那位迂執的講理學的老先生魯四老爺不同，《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是位超凡拔俗的人物。他對紛壇的世事洞若觀火，其人生境界已不限於功利、道德境界而上升為天地境界。也就是將人之理與天之理統一起來，達到一種知天、事天、樂天、同天的境界。馮友蘭曾將這種天地境界視為人生最高境界，它來自於對人生的最深的覺解。他已經覺解到人生的道德規律不僅是人道，而且是天道，從而充分展現其道德本性，“與天地、宇宙精神相往來，自如自在，進入一種無善無惡，至善至美的理世界”。朱先生的料事如神、通達超脫，已非拘泥章句的俗儒可比，他是白鹿精魂的化身，天人合一的化身。他巳經預知到死後的世事變遷，所以在墓中還留下了“天作孽，猶可違，人作孽，不可活”的預言，暗示著儒家天道沉淪後的人的命運。
這類文學中的“末代儒家”形象出現的意義大致有兩點一、它傳達出了主流文化之外的異己的聲音，它作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自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其次，它開了現當代文學史上超自然、超曆史的反思曆史的先例，它對既往的曆史做了人性的、道德的審視，表現出對人的生存的基本價值的關懷和探尋，特別是對人的道德狀況的關注和憂慮，更是它的一個獨到之處。它是在當代倫理資源掘空的現實下，尋找道德的本源，重建道德理想主義的努力，對於拜金主義衝擊下道德危機的現實尤其有意義。至於傳統儒學能否經過創造性的轉換，成為一種適合於現代和未來的文化，甚至以此來彌補西方現代文明的弊病和失誤，則是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