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將李家莊“外來戶”和“坐地戶”，地主和農民的矛盾衝突予以了政治化、曆史化的處理，並以村長劣紳李汝珍被憤怒的村民肢解、消滅，宣告了李家莊曆史上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這是對李家莊十幾年曆史的“正史”式的敘述，而劉震雲的《故鄉天下黃花》則是一種“野史化”的敘述。同是寫一個北方鄉村幾十年間的人世變遷，劉震雲看到的是萬變不離其宗的人的權利欲。小說從清末村長孫殿元被殺寫起，一直寫到文革結束，其間半個多世紀的小村曆史都由李、孫兩大家族對於小村權利的角逐爭鬥構成，不管是當了中央軍的李小武，還是當了八路軍的孫屎根，都不能完全置身於這種權利爭鬥所造成的世代冤仇之外。這種家族間的世代冤仇所引發的殺戮和爭鬥，往往在“正史”難以容納，但對小村人來說這又是最為貼己的曆史記憶。《溫故一九四二》寫的也是被正史所忽略、所掩蓋的鄉村野史，一部由饑荒、死亡、殺戮、抗爭於絕境中求生存的鄉民的話命的曆史，它已經徹底脫離了建立在曆史理性之上的“宏偉敘事”，而關注於曆史所遺漏了的所不能容納的鄉村記憶，關注的是特定曆史維度下人的存在狀態，作家是將正史和野史對照著來寫的，後者構成了對前者的消解和顛覆。方方的《祖父在父親心中》很容易讓人聯想起馮友蘭關於‘清末人”和”五四人”的評論，祖父作為最後一代儒家文化的傳人，還持有一種“天生德於予’的文化自信，這最終能使他在日寇“霸道”的淫威麵前，“威武不能屈”，大義凜然，殺身成仁，而父親這一代知識分子則失去了前輩所有的那種足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們信奉一種社會進步的神話，唯恐被時代拋棄，拋掉了一切被認為是阻礙進步的曆史包袱，去輕身上陣追趕時代潮流，反而使他們在現實中變得進退失據，成為精神上的漂泊者，隨波逐流，當然更感受不到生話的價值和意義。從這部小說可以看出作家由對曆史的反思而引發的關於知識分子精神重建的思考。
總之，與熱衷於改造社會的啟蒙主義作家不同，新寫實作家眼中的世界是一個無法救贖的世界，他們已經意識到啟蒙主義信奉的“人類理性的進步”並不等同於“人類自由的進步”，任何源於理性的人生設計都不能無視人的非理性本質，特別是在經曆了近一個世紀的改良人生改造社會的實踐之後，人們更有必要也更有理由對這種理性主義的改造予以必要的反思甚至質疑，它可以讓人們對所處的現實認識得更為全麵更為深入。這就造成了其寫作的一個最突出的文化特征那就是對生活現實的體認，“無理想的敘述”。
“新寫實”小說中的另一類以池莉、王朔等為代表，他們代表著80年代中後期迅速興起的市民文化。他們與劉恒等人的區別在於他們對人的精神層麵的生活全無興趣，他們關注的是形而下的世俗生活，高爾基曾以“鷹”和“蛇”來喻指理想主義的人生觀和市儈主義的人生觀，作家讚美了代表理想主義的人生態度的鷹，嘲笑了聽天由命、安於現狀蛇，但蛇的生活方式也是人類生話不可或缺的一麵，特別是對於剛從意識形態的迷宮中掙脫出來的中國人來說，活得務實一點，世故一點也是可以理解的，古人說“食色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這種古老的順生哲學在物資掛帥的時代又找到了它適合的氣候和土壤。它認為‘活”的意義就在“活”本身，食和色的滿足就是它的中心內容，“活”的意義就在人生世事中，要在這個人生世事中去尋找。正如池莉所說，在經曆了一段艱難的曆程之後，她“成熟了”，“我隻剩下了一個願望，那就是好好活著，過日子”，這就於”五四”以來的改造人生的啟蒙主義之外重新回到了世俗生活。
王朔代表著這種世俗生話中虛無主義的一麵，他以褻瀆神聖表明他與主流文化的距離，又以戲謔調侃表明他與精英文化的齟齬，他以“俗“得可愛的姿態贏得了眾多的掌聲，因為他成功地化解了一種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社會意識形態所施加給人的過分的壓抑，比較一下劉心武的《班主任》和王朔的《頑主》，我們可以發現而者之間的戲劇性對抗：《班主任》要挽救的孩子宋寶琦在《玩主》裏現身說法，對德育教師趙堯舜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頑主》裏的於觀這樣針鋒相對地回過父親的責罵，“那你叫我說什麼？非得讓我說自個兒是混蛋，寄生蟲？我怎麼就那麼不順你的眼，我也沒去殺人放火，上街遊行，我乖乖地招誰、惹誰了，非得繃著塊堅挺昂揚的樣子才算好孩子？我不就庸俗點嗎？”宋寶琦在女人畫像上畫胡子與王朔小說人物裏的名言：“女人分兩種：可以上床的與不可以上床”的相比，可說是小巫見大巫，《班主任》劃分“好學生”與“壞學生”的標準源於一種理想主義的社會設計，他是站在這個理想社會的立場上要求人達到社會的要求，按照社會鋪定的軌道生存的社會本位論者，但在社會轉型期，那種既往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人生設計陷人了困境，《你不是一個俗人》中的胖廚師，本來生活得很好，但他最想做的事情卻是做一個革命烈士。於是，三T公司的於觀們想法滿足了他的願望，先是對他上刑拷打”，然後拉到郊外“槍斃”！這種看似荒唐的情節實則也包含著深刻的社會內容，“文革”中的紅衛兵不也是吟誦著“帶鐐長街行，告別眾鄉親”的烈士詩篇投身到那場殊死的、激動人心的然而又是似是而非的“革命”中去的嗎？王朔的小說也經曆了一個由戲謔調侃向“新寫實”的轉換，“諧謔化”時期專意於調侃，急迫於“傳教”，要為“玩主”、“俗人”的生活方式爭一席之地，所以人物形象流於單薄和膚淺，有為調侃而調侃的油滑傾向。到《動物凶猛》轉向寫實，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文化意義上的“俗人”、“玩主”的由來。這篇小說取材於作家文革時的少年經驗，“文革”時期的少年成長於“文革”強震之後的文明廢墟之上，所有的一切文明規範，行為準則悉被打碎，他們成為逍遙自由的一代人。“屋頂上玩耍的孩子”可以說是對他們生存境況的一個很好的隱喻，但在這種逍遙和自由下仍潛伏著危險和騷動，他們打群架、逃學、捉弄老師，逃脫家長、學校的管教似乎進人了一個自由的天地，但“文化”的解縛反使他們更受本能的製約與支配，並未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正統文化權威的傾倒使他們接近了小傳統的民間文化，行俠仗義的江湖義氣等對他們有深刻的影響，王朔真實地寫出了那個時代少年人的生存狀態，本能的騷動，性意識的覺醒，帶有時代烙印的傳奇式的初戀，這構成了這代人的“文革”記憶，一種非意識形態化的對“文革”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