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女性作家的小說與五四時期創造社作家所寫的“私小說”確有相似之處。兩者都產生於一種“王綱解紐”，文化失範的時代，都專注於一種對內在自我的發現。鬱達夫說過：“五四最大的成功在於自我的發現，人不再是為君、為道、為父母而活著了，而是為自己活著”。這種自我的發現使人的非社會性的一麵凸現出來，如《沉淪》中就表現出主人公對自我身體、本能欲望的非同尋常的關注，帶有一種典型的青春期的心理症候。不過五四時期的非社會化與再社會化幾乎是同時完成的，它在解構了舊的神話之後又代之以一種新的個性解放的神話，所以主人公迅速由內在的自我關注轉向突兀的外在的自我擴張，又彙入了時代再社會化的洪流之中。而晚生代則不同，它不僅產生於一種社會集體主義的信仰遇到危機的時代，也產生於個性解放的神話也趨於瓦解的時代，不但是“上帝死了”，“人也死了”，福柯的宣告標明了人的自大傳統的終結，人道主義者加諸人身上的一切本質特權都被消解，人可以切實把握，切實認識的隻有自己的身體，他隻從事於解構而建構則付諸闕如，這就使身體的意義更加凸現出來。身體大於主體，正如羅蘭·巴特所說：“當我試圖對給我帶來快樂的那個本文進行分析的時候，我所碰到的不是我的主體性，而是我的個體，這個既得物使我的身體同其它人的身體分離開來，並且使痛苦和快樂來適應它，我所遇到的是我的享樂的身體，而且這個享樂的身體，還是我的曆史性主本，因為它是生平的、曆史的、社會學的和精神神經性諸因素（教育、社會、階級、童年階段等）混融在一起的一個複雜過程的結果。我則把（文化的）快樂和（非文化的）狂喜之間帶有矛盾性的那種交互作用加以平衡。當你認識到你不能夠與某個人取得一致，因而說毫無疑問這是因為你並不具備我所有的這個身體。”這是把這種個體性推到了極端，哈貝馬斯就不這樣看，他認為有理性的人與人之間還是可以得到共識的。總之，晚生代小說家的個性意識表現為一種理性和非理性，身與心的綜合，具有一種整體性的個人，而五四人的個人意識則更接近於浪漫主義的意誌自由，一種精神化的個人主義，而晚生代則給予了這種精神化的個人主義一種世俗化的非理性的闡釋，它既是對文革時期的僧侶主義的反叛，也是對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的反撥。
陳染的早期小說如《世紀病》、《雙重初試》等都還帶有觀念化的痕跡，著重於表現新舊價值觀念衝突的文化代溝。得道之後的陳染小說已沒有了這種源於觀念的生硬和膚淺，她找到了屬於她自己的個人化的女性的寫作方式，不再斤斤於故事的營造，形式的實驗，而是讓小說隨體賦形，以表達其特有的生存體，這也是對形式主義文風的超越，表現出小說向生活化方向的逆轉。這也是晚生代小說創作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它的弱點在於消弭了藝術和生活之間應有的距離。
二
金嶽霖先生曾對自己解放後盡棄舊說，否定自我做過這樣的說明：“我隻是一個活的、具體的人。”這確是哲學家所做出的反省，樸素然而深刻。精神、原則，觀念、學說這類東西並不等於人的全部存在，他除此之外還得有作為一個普通人的世俗生活。精神不能脫離肉體存在，肉體需要也會直接影響到人的精神。與其責人無已時，充當事過境遷後的道德法官，倒不如檢討一下自己是否有將人理想化簡單化的傾向。啟蒙主義者以對“人”的信仰取代了既往對“上帝”的信仰，斷言：“隻要給一個自由的領域，他們必將使一切地方的生活變得幸福和偉大。”這在奧鏗看來“是一切信仰中最有待批判的信仰”。人道主義者輕率地談論人性的偉大和個體的傑出，這與人們在日常生活裏所目睹的人性現實有不小的距離。五四以來的個性主義都是作為一種精神化的觀念存在的，市場經濟時代給這種個性主義提供了一個世俗化的闡釋，它成為一個欲望的主體，享樂的主體，追求自我利益的主體，沒有證據表明人對於精神生活的需要要遠遠大於對物質生活的興趣，包括以往被誣稱為“精神貴族”的知識分子，也不可避免地成為追求自我利益的群體。當商品經濟成為社會的中心，物質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之後，社會就進入了一種充分世俗化的時代。韓東、朱文作為這個物化時代的抒情詩人，作家，已無緣再去營造啟蒙時代關於“真理”和“正義”這樣的宏偉敘事，隻能去尋找表現凡俗人生中卑微的詩意。這使他們的小說不可避免地向世俗化，本能化，非精神化，反英雄化的方向發展。他們小說中的人物不再去追問生活的價值和意義，不再會提出“生命是否值得經曆”這樣的問題，他們無所事事，悠遊閑逛，與世浮沉，已不再去設想一種別樣的更有價值意義的生活。《小羊皮紐扣》（朱文）裏的人物可以為一顆扣子浪費一天時間；另一篇小說中的主人公無聊時就和傻子比賽俯臥撐和踢球。《三人行》（韓東）中的三個青年詩人用玩具槍戰，吃喝閑逛，尋找豔遇，談論詩歌來打發時間。在這種瑣屑生活中，使他們區別於他人的不再隻是精神觀念上的差異而是他們各自擁有的獨一無二的身體。他們被身體欲望的滿足和快樂以及身體的挫折和匱乏所糾纏。他們的自信、失落、快樂和沮喪也都建立在身體之上，所以在商店的電子體檢台前，他們進行了一番較量：劉鬆風度翩翩，感覺良好但檢查結果卻是多病纏身，內部一無是處。作者寫道：“他那身挺刮適宜的西裝隻能證明他人格的虛偽，在那翩翩風度下，有什麼正在不由分說地敗壞腐爛，並散發著毒氣。”而已離婚五載的東平檢測結果卻是“房事過度”，使他羞慚得無地自容。
唯一身體健康的是小夏，電腦又是奏樂，又是五彩繽紛的炸彈爆炸，屏幕上重複了三次“您的身體，非常健康”，使得小夏為之得意非凡。小夏是個典型的身體狂，“他的一整套哲學都是由身體發源的，以致最後抵達他的靈魂和神秘的領域。”在性欲上，小夏也想找回那種不帶任何心理感受的純粹的本能，他認為人已完全晉升或墮落為一種心理動物了，“每當他渴望和異性結合時，你能判斷這是一種生理要求抑或是一種心理上的下流？”這種完全專注於自我的身體化生物存在的人其實也是誤入歧途，小夏苦心等待“純粹本能”的到來，但到來之後卻又找不到了性對象，他忽視了人的社會化的特性。韓東另一篇值得注意的小說是《火車站》。一個女人來到車站去接她苦等數年、盼望已久的情人來和她結婚，但在等待中，她卻被一種強烈的對男性的厭惡情緒占據了。她看到了一個嘴裏塞滿了大便的赤身裸體的瘋子。由瘋子裸露的陽具使她聯想到了情人的陽具，由此產生了一種止不住的惡心：“這幅畫麵是如此地極端，甚至於她都認為自己到此迎候的就是那東西本身。”想象著她的情人從車站出來，一副藏而不露的傲慢表情：“他自以為他的陰莖比別人漂亮，想到他以它賦予的至高無上的權利對她發號施令，她就憤怒得發抖。”這種對男權化現實的厭惡，使她試圖逃亡，但逃亡的結果仍是遇到了一位向她亮出陽具的患有展覽癖的男人。完全“身體化”的人改變現實、塑造自我的一大途徑就是在“身體”上大作文章或去“隆胸”，（《前湖飯店》）或戴假發（《假發》），或對身體懷有一種超現實的幻想（《我們的身體》），這正是精神萎縮的時代，人的“身體”空前臌脹的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