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欲和物欲更是晚生代小說家著力表現的對象，性對於他們來說已不是禁忌，已經可以成為公開議論、著重渲染的東西。所謂欲望麵前人人平等，“三綱五常”之內的人概莫能外。正如朱文小說中人物所言；“一個不正視性的人，是一個不誠實的人，我不願意和這種人打交道。”（《我愛美元》）父親到城市去看兒子，兒子款待父親的最佳方式卻是要讓父親在有生之年放縱一次，為他找一個婊子，當次嫖客。雖然未能如願，但父親已被說服，隻是因為缺錢，才未形成既定事實。這個故事從兒子的角度講是一次成功的“殺父”之舉，從父親的角度講則是一次“自殺事件”。父之為“父”是因為他是倫理道德的維護者、社會規範的化身，他有懲戒之權以完成使兒輩社會化的過程，也就是對兒子的本能欲望予以限製，將之納入社會規定的正常軌道行事。假如父親自己已不能抵禦欲望的誘惑，那他就是監守自盜、自己將自己殺死了，再無法去約束兒子。中國當前倫理資源（活的資源）的虧空，與這種父輩的“自殺”大有關係。因為這種父輩所有的隻是一種相對的、可變的倫理觀，試看父親抵禦誘惑的過程：妓女，太小的如自己的女兒的不行，太老的如自己的母親的不行，那麼年齡適中的是不是就可以讓步？沒有情調的不行，如果有情調何以處之？沒錢不行，如果有錢是否就可行？假如父親還是一位相信“人欲即天理”的自然人性論者，那就幾乎等於自動解除武裝。如果父輩缺乏一種絕對道德律令的支撐，他就難以抵禦欲望的誘惑，父與子的同謀、狂歡，也就意味著社會文化失去了對欲望的製衡功能，文化已完全為欲望所主宰了。
韓東的《障礙》則深入地寫出了現代人在對待性問題上的微妙矛盾的態度。性在他們看來首先與情是對立的，正是因為石林和王玉之間沒有感情上的關係，而且他們之間還存在著一個第三者朱浩（王玉是朱浩的情人，朱是石的好友），隻是單純的性關係。所以才使他們懷著一種突破禁忌的隱秘地墮落的快意，把每一次性行為都視作是一種末日體驗，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到了性的感受，用身體語言表達一切，感到一種肉體沉酣的歡喜。但當石林回到他的現實身份，他對這種關係就不無一種羞愧和厭惡，不願與王玉保持一種親密的聯係，而更傾向於將之視為一種“春宵一度”的偷情豔遇。他的愧疚不隻是因為朱浩的關係，而是因為他喜歡王玉的肉體，但也對這種肉體懷有一種隱秘的恐懼，他的放縱之中還潛藏著一種內在的壓抑，他與未婚妻之間感受不到與王玉在一起的快樂，但他顯然沒有將王玉視為未婚妻的念頭，即使王玉不是朋友的前情人。這正說明人性的一種複雜矛盾之處。韓東所謂的“第一次寫作”，“直接麵臨”，正是要寫出這樣處於前文化領域的人的複雜微妙的心理。這篇小說顯然是非道德的，但並不是有“原始崇拜”的意向，這是其與浪漫主義“回歸自然”區別所在。
處於一個完全物化的時代，晚生代作家既表現出對這個時代的投入和認同，也表現出對這個時代的反感和詛咒。與張承誌、張煒所代表的視“人欲為萬惡之源”的古典或宗教式的態度、精神不同，他們都毫不掩飾地表現出對物質和情欲的熱衷。像邱華棟小說中的人物即是財富名利的狂熱追求者，被評論界戲稱為巴爾紮克小說中的“小拉斯蒂涅”。張旻小說對“生命的追懷”，也不過是展現青春女性令人眩惑的美和性幻想的場景。性的言說和情欲表現成為個體生命所曾經曆、所能擁有並值得追憶的基本內容，這與已經過去了的那個英雄主義的激情時代相比，構成了極大的反差。縈繞於魯迅心頭的青春生命的記憶是“血和鐵、火焰和毒、恢複和報仇”以及“僵墜的蝴蝶、暗中的花，貓頭鷹的不祥之言，杜鵑的啼血、笑的渺茫，愛的翔舞……”。這種反差也許表明中國社會已經或正在完成世俗化的文化轉型。然而在這種世俗化的氛圍中，仍不難看到晚生代小說中對人間真誠情感的呼喚，以及對人的卑瑣異化的生存方式的批判，這也可以視作是他們對身處的物化時代的反抗。朱文的《三世修得同船渡》就寫了一個貌似荒唐的故事：小說中的主人公乘船旅行，先是與一幫行跡可疑，烏煙瘴氣的人販子、妓女，甚至可能是“殺人犯”同艙，這一切構成了一個物欲橫流的背景。後來他搬到另一間客艙，遇到了一個一臉晦氣的推銷員林一誠。林象遇到親人一般向他傾訴內心的苦痛，包括像老婆與老板通奸這樣的隱私，兩人成了推心置腹，無所不談的朋友。主人公下船時，林去送他，臨別時“我”有感於“林”的真誠，送了林一張自己的名片，上麵寫著與他告訴林的名字不符的真名。林發現自己不被信任後先是痛哭失聲，質問“你為什麼要騙我？”繼而痛毆了主人公，結果招致警察的幹預，被帶到警所。林又因受不了警察把他當成“孩子”或精神病患者的嘲笑，將警察統統打倒，拉“我”一塊出逃。真誠和信任已成為孩子或精神病患者的專利，這個社會人際關係的惡化就可想而知了。何頓，這位寫過《生活無罪》為世俗生活辯護的個體戶作家，也寫出了《跟條狗一樣》的小說，對世俗人生予以批判。小說寫了因放了幾個“震天炮”（炮竹）所引發的一場鬥毆和死亡。讓小說中的一個人物講出他對人生的見解：“人活在地上，說穿了是一場玩笑，上天把我們製造出來，就是讓我們狗咬狗，相互鬥爭，到頭來是一場夢。金錢和權力都是假的，是一種讓人去搶的假象，人其實跟條狗一樣，今天不曉得明天的事。”之所以跟狗一樣的原因是：“這個世界沒有信仰，自然也沒有了愛，這是一種因果關係。是管天兵天將的，又不管及人。而人沒有信仰就沒有愛，沒有愛，就跟條狗一樣。愛妻子、兒女、父母，這不是愛，虎毒不食子，老虎都曉得愛自己的子女，這隻是一種動物的本能反應，一種化合反應。”曾經俗得很徹底的何頓，在這段話中道出了一種對宗教性的倫理絕對主義的訴求，這一切恐怕都不為無因。與先鋒小說家那種“主體懸置的零度敘述”不同，晚生代小說家沒有那種觀念上的優越感，他們更象是一種“問題中人”、“生活中人”，他們的寫作多是從現實生活感受出發，並強調自我身心的投入。這表明文學開始走出“純文學”的圈子，其社會文化價值開始超過文學價值，作家以對現實的關注表現出他們在社會轉型時代豐富深刻的人生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