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現代性”的問題視域來考察20世紀中國文學，就是將其納入到從傳統向現代轉換這一宏大的曆史文化進程之中，打破固有的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分期的劃分，使之成為一個具有內在連續性的整體，突破以往的研究範型的視野局限和斷裂、支離感，從而建立起一個更能完整地展現近代以來曆史和文學演進規律的研究格局。從此視域出發來看20世紀文學史，不僅可以從那些已有“定評”的作家那裏發現新的意義，而且還會發現在以往的研究格局中，被遺漏的、被忽視的作家的價值和意義。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曆史上，出現過四種研究範型：第一種研究範型是以“人民民主革命”為主導的曆史敘事，政治評判是這種文學史敘事的中心內容，所以像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徐訏、無名氏這樣的“非政治的”“小布爾喬亞作家”，在這種文學史框架中是找不到位置的。第二種研究範型是以重返“五四”，追求“人的現代化”為指向的“啟蒙主義”的研究框架，它的問題意識起源於對“文革”的反思，它將“文革”產生的根源歸之於“封建思想的餘毒”，因此要重返五四，以求繼續完成“五四”所未能完成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因此這種研究範型傾向於對文學史做一種“啟蒙主義”的估價和描述。對“啟蒙主義”文學之外的關注顯得不夠，也無力做出一種深度分析。第三種研究範型可以說是一種源於“純文學”理念的文本主義批評範型。它比較側重於文學的內部研究，側重於對文學的敘事形式和結構的分析。這種研究範型對於現代文學研究的深化、專業化、規範化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它也帶有一種“非曆史化”的科學主義傾向，將文本與其產生的社會文化環境隔離開來，試圖尋找到能夠解決一切文學問題的“科學”方法，是一種無視文學存在的自身特性的不切實際的幻想。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有一種突破既往的研究範型局限的努力，其特點在於一種“再曆史化”的文學研究範型的出現。研究者將文本批評和曆史批評結合起來，將文學納入到其所產生的具體的社會曆史文化語境中來考察，打破“文本中心”的自我封閉，揭示文學和其它非文學文本之間的互文性關係。在這樣一種文化整體的理論視野下，文學就不再是一個封閉的係統，更不是一個獨立的本文，而是一個開放的係統，一個與曆史、宗教、社會、道德等文化範疇相互聯係的本文。這種研究方法的旨趣在於拓寬文學研究的視野，將多學科的理論方法融會貫通，通過文學本文與其曆史語境關係的研究，使一種被封閉的文學本文重新煥發光彩，呈現出它固有的豐富的社會曆史文化內涵。
具體到現代文學研究領域，這種研究方式的努力主要表現為它力圖將“信念”與“知識”分開，從一種“功利性”的研究態度，轉向一種中立的、學理化的梳理與分析。它不再將“現代性”之類視作一種完全想當然的正麵價值甚或終極意義，而是將“現代性”文化本身也視作一個反省、研究、考察的對象。這樣，不但應該注意到占據20世紀文學中心的“現代性”的宏大敘事，而且也應注意到其內部存在的衝突和斷裂。由此，一些對“現代性”主導文化持疏離、質疑態度的作家，也開始日益引起人們的注意。如對張愛玲、蘇青、錢鍾書等人的研究儼然成為熱點。“追求現代”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基本主題，主旋律，由此形成了一種信念式的終結性的現代性態度，將“現代性”的實現視為是解決一切問題的萬應靈藥。這從正麵意義上來說它推動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從負麵意義上來說它是對“現代性”的盲目崇拜、盲目樂觀。它的出現自有其合理性，因為它麵臨的是一個民族生存在內憂外患下遭遇莫大危機、“救亡”壓倒一切的時代。因此它的全方位的文化功利化，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從文化自身的發展來說，完全從功利化出發就會導致它的短視和消亡。正如陳寅恪所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蒂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因此他最推重的就是一種“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實際上也就是在強調從事文化創造所應有的一種個人獨立性和超越的眼光。而且他認為這種個人的獨立精神、自由思想並不是五四人“啟蒙”的結果，而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從而表現出一種對時代風尚的超越性。“現代性”不可能解決一切問題，而且其自身也存在著內在的危機。正如艾愷所說：“現代化是一個古典意義上的悲劇，它帶來的每一個利益都要求人類付出對他們仍有價值的其它東西為代價”。“現代”與“傳統”的對立不是簡單的好與壞、善與惡、光明與黑暗的對立，“現代”與否不能成為判斷一切的最高標準、絕對價值。人生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現代”、“進步”，“現代”自身不可能成為人的生存的終極性的價值和意義，“為現代而現代”、“為進步而進步”，正表現出一種人的精神的迷失，一種“現代性”對人性的扭曲。特別是五四人的帶有價值一元論傾向的“簡單現代性”理念，更有從學理上加以梳理反省的必要。從“現代性”問題入手來研究現代性文學現象，也就是要立足於一種“文學是人學”的人文主義的基本立場，樹立“完整的人”的觀念，具備一種深遠的人文關懷，重新思考T·S艾略特當年所提出的問題：“問題的核心在於什麼是人？什麼是他的局限？什麼是他的苦難？什麼是他的偉大？而終究什麼是他的命運？這些問題任何政治、哲學都不可能逃避，而根據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一切政治的（文學的和社會的）思想都將得到最終的裁決。”這才是從現代性問題視野來研究文學的重要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