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書說理要充分並非繁長就好，而是要文約意深，言簡語精，褒貶恰切，格調莊重。感人心者，莫乎情；動人情者，莫乎言。表達不精，用意不確，則無文理性可言。說理之精辟，也要文采之美妙。難怪唐宋科舉取士要試判三條，還要“文理優長”。評判論理中，無不有褒貶之言詞，揚善懲惡之情懷。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論及類似“判詞”時講到：“眚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意指對於過錯，要赦免時，文字如春天雨露般地滋潤溫和；如要彰明刑罰，用法整敕，那文辭就像秋天嚴霜那樣凜冽無情。說理中要注重文理性，準確語言，精練文句，則會加強說理的說服力、生動力、透心力，形成個人文風語言特點，以克服千案一篇的套話、空話現象。
（一）簡明性
以明代《喬太守亂點鴛鴦譜》的判詞為例。這個故事很簡單，講的是孫寡婦之女許配給劉老漢之子，不料老漢之子身染重症，劉老漢再三懇求完婚，孫寡婦讓其子喬裝女兒出嫁，新人拜堂時，劉老漢怕兒子身體不支，讓女兒代其子行禮。洞房之夜，假已成真。但劉之女，已許裴家；孫寡婦之子，已同徐家訂婚。孫劉鬧上公堂，徐裴聞訊趕來討說法。且看喬太守妙判：“弟代姊嫁，姑伴嫂眠。愛女愛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變出意外。移幹柴近烈火，無怪其然；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偶。孫氏子因姊而得婦，摟處子不用逾牆；劉氏女因嫂而得夫，懷吉士初非炫玉。相悅為婚，禮以義起；所厚者薄，事可權宜。使徐雅別婿裴九之兒；許裴政改娶孫郎之配。奪人婦人亦奪其婦，兩家恩怨，總息風波；獨樂樂不若與人樂，三對夫妻，各偕魚水。人雖兌換，十六兩原隻一斤；親是交門，五百年絕非錯配。以愛及愛，伊父母自作冰人；非親是親，我官府權為月老。已經明斷，各赴良期。”這份區區192字的駢體短判，卻給人以極大的藝術享受，動人情懷，美詞溢口，妙不勝收。有人評價道：短短百餘字，其間有調侃有幽默，有欣賞有憐惜，有理解有寬容，有諷喻有勸導，有倫理有人情，有威凜有恩義，既不失情，又不違法，且不壞俗，更不悖理，詞句美奐，語義昭彰，文采斐然，簡直可以說是人看了人愛，鬼讀了鬼喜。裁判文書的語言要做到簡明扼要，樸實無華，但並非索然無味。倘若裁判文書言枯燥乏味，說而無理，則人不愛讀，豈能感人情懷，教化息訴呢？倒如，在審理漢奸周佛海一案時，周稱抗戰中做過有利於政府之事，企圖獲得寬大。判決書對此駁道：“縱樹微功，難掩巨過；偶施小惠，莫避大辜”。僅僅16字，簡練而有力，得體而服人。故筆者提倡言要簡，而意要深，也即簡明性。
（二）情深性
說理無情，不能體現人文關懷，不能體現以理服人，以情動人，依法治人，就不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就不能達到服判息訴“案結事了”的目的。言情講理，就是法官通過審判，對案件形成的是非判斷，善惡評價作出的內心確信。文書中有法、有情、情深意切、法明理通，就自然增加了服判息訴的親和力。如於成龍所作的“婚姻不遂之妙判”，開篇寫道：“關雎詠好逑之什，周禮重嫁娶之儀。男歡女悅，原屬恒情；夫唱婦隨，堪稱良偶。”言男女之情寫得文采飛揚。再如我延安革命老區1942年一份離婚案二審判決。主文，上訴駁回；事實（略）；理由“查侯丁X神經錯亂，不識五以上之數，不知自己之年齡，更不知男女之樂及夫妻之情，且患有羊角風病，現已當庭證明。上訴人謂侯丁X年輕力壯，並無不治之症，顯屬遁詞。而欲以侯丁X之侄與侯張氏為嗣子，亦何能彌補侯張氏終身幸福之缺陷，侯張氏結婚以來，苦惱九年，侯丁X病愈無望，自念青春瞬逝，前途悲觀，要求離異，實出諸不得已之衷心。更何得指為張明教唆圖財。原判依邊區婚姻條例第十一第二款、第十一款之規定，判決侯張氏與侯丁X離婚，於法於情均無不合，本件上訴為無理，故判決如主文。”闡明理由頗具特色，說理透辟，一針見血，情、理、法俱在，令人折服，於今仍不失借鑒意義。
（三）短悍性
裁判文書要有文理性的另一個特點，要注意說理時的句式特點，以筆者審判實踐製作文書的經驗來說，說理要多用短句，多用簡明的文言句，多用並列，轉折、遞進複句。但也有觀點認為多用散句，多用緊句。散句可使語言生動活潑，氣勢貫通，節奏鮮明。緊句中可出現長定語、長狀語，或者句中成分結合緊湊，停頓較少或不停頓，語勢緊迫。
總之，不論用什麼句式，都要體現文書簡明、貫通、文理的特點。因人而異，因案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