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7年，萬曆十五年的冬天，海瑞在貧病交加中死去，在他死的前三天，兵部送來的柴薪因為多了七錢，被海瑞嚴格執行如數退回。這中國曆史上的名臣“海青天”家徒四壁，一生清貧，死後僅留下十幾兩銀子，“葛布一端，舊衣數件”，乃至於殯葬隻得靠朋友同僚們出資幫忙。
萬曆皇帝聞聽海瑞病逝，特輟朝一日，派專人前往慰問，追贈海瑞太子太保，諡號忠介。在嘉賞海瑞的同時，萬曆皇帝或許會回想起五年前——同樣是大明王朝的另一位重臣，張居正去世，被朝廷抄家，發現藏有“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
海瑞是明朝乃至中國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一生正直，清廉愛民，被百姓們尊為“青天”，然而海瑞的“清”也實在讓人心疼，清到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不由得讓後世感歎：做清官，難。
海瑞一生為官多次，每次都是加官晉爵，地位和名氣也越來越大。從最初的浙江淳安縣令，到江西興國的知縣，再到戶部雲南司主事，接下來擔任的是中央行政官員：大理寺左丞，應天巡撫，吏部右侍郎——海瑞的官階越來越高，縱使因為他是清官，但作為大明王朝的一個中央幹部，在明朝中葉這個商品經濟繁榮的時代，我們今人會質疑，海瑞怎麼能窮到這個分上？
恰恰正是這樣：在明朝，要做清官，生活水平就和叫花子差不多。
明朝史稱“俸祿最低”，在中國所有朝代裏工資最少的。從《明史·食貨誌》中我們看到，明初規定的百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品，遞減十三到三十五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品遞減五鬥，至五石而止。
早在海瑞當縣令的時候，就因為工資太低，養活不了一家子人，隻好在自己家後院開墾田地，每天下班換上破補丁衣服，和全家老小一起種地，每天吃的也就是自家種的蔬菜。海瑞上有七十歲的老母，下有幾歲的女兒，全家人一年吃不上肉，乃至於有一次海瑞母親過生日，海瑞上街買了二兩肉，街上小販們驚訝不已，奔走相告：“海縣令竟然也買肉了！”
按照當時購買力算，海瑞做縣令時每月隻有區區五兩銀子，據《潛規則》的作者吳思計算：明朝的縣令隻有1130元的工資——那時全家人除男人之外都沒有工作，沒有計劃生育，沒有社會福利，沒有公費醫療，沒有養老保險，要靠這五兩銀子養活全家人，生活水平是低得不能再低。難怪後世修史者稱：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
相比之下，中國曆史上還有另外一位“青天”：北宋時期的包拯。他鐵麵無私，秉公執法，比明朝的海瑞還更有名。生活在宋朝的包拯生活相當富足，作為開封知府、龍圖閣大學士，包拯一個月的名義工資就高達三百兩銀子，除此之外，還有每月大米一百石，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吃穿幾乎不用花銷），至於政府給予的職田、茶湯錢、差旅費、廚料、薪炭等許多令人眼花繚亂的名目，更是多不計數。
宋朝與明朝，簡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難怪中國文人和官員異口同聲：宋朝是中國官員生活最美好的朝代！
這種差別源於兩個朝代開國領袖的思想區別：
宋太祖趙匡胤和宋太宗趙光義，采取的是“崇文抑武”政策，對外雖然保守，對內卻非常慷慨。兩宋的文人士大夫生活非常優越，不僅工資高、福利多、待遇好，而且言論自由，政治寬鬆，實在是知識分子們的天堂。宋太祖早年就號召大臣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可謂是開創經濟繁榮的先河。
明朝的太祖朱元璋可就不一樣了：一方麵，蒙古人把中原糟蹋得一窮二白，明朝接過一個爛攤子，國家凋零，自然在政府開支、財政收入上捉襟見肘；另一方麵，朱元璋這個人小農意識強烈，自己本就吝嗇不已，處處斤斤計較，尤其早年受苦，對“富裕”有一種仇恨潛意識，不希望手底下的官員們被養肥，下意識地把官員俸祿定得很低。
更糟糕的是，從明朝開始，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思想成為主流，四書五經的諄諄教誨被統治者們用來宣揚：儒家理想是治國平天下，為的是集體而不是個人，隻有克製各種欲望雜念，一心為公，不計較金錢得失，才是忠臣、清官，所以工資定得低點，也是理所應當。
從朱元璋開國到明中葉嘉靖、萬曆的兩百年間，政府的工資水平一直沒有太大變化，維持在一個很低的位置。然而這兩百年間民間經濟興旺發展，物價水平節節攀高，那點“皇糧”對官員們來說實在少得可憐，明初時一兩銀子能買四石大米，到嘉靖年間一兩銀子隻能買到一石大米，物價漲了四倍，工資卻一成不變，這可讓人怎麼活？
在這種情況下，官員分為了兩種：一種像海瑞那樣，堅持自己的操守，誓死清廉到底，哪怕全家挨餓，自己種地，也不改變原則，乃至死了連棺材也買不起——海瑞這樣的人，是非常值得尊敬的，不愧是儒家傳統的典範，然而世上終究是凡夫俗子多，焉能人人都像海瑞一樣做“聖人”？名聲固然重要，但為了名聲飯都吃不飽，整天看著老母妻女餓得皮包骨，又豈是聖人所為？另外一種官員占據了大多數，他們原先“聖賢書”裏的原則動搖了，發現這個社會是如此殘酷，完全不是年輕時想象的那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搞小動作、土政策，利用權職便利撈取外快，謀求灰色收入，官場腐敗隨之蔓延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