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李白天才英卓、神秀難蹤，在他的詠史詩中，比興手法無處不在。這種手法使得詩歌變化翁忽而又含情蘊藉。
第三節 杜甫及其詠史詩
一、創作概況
杜甫（712—770）的詩，由於其反映社會現實的廣泛性與深刻性，向來被譽為“詩史”。除展現當時的社會生活外，他還大量采用曆史題材來寓托深切的現實關懷，創作了一係列優秀的詠史詩，大約有30餘首。他以博大的胸襟、敏銳的藝術感受力以及精深的藝術功力，使得詠史詩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促進了詠史詩在藝術上的成熟，表現出處理、駕馭曆史題材的能力與大家風範，具有繼往開來之功。
二、內容題材指向
1.以儒家先聖、曆代明君賢相及功在社稷之臣作為吟詠對象
帝王將相是傳統曆史記載的主體，因而也是詠史詩人關注的主要對象。杜甫的詠史詩明顯體現了這一點，其筆下的明君賢相包括有大禹、唐太宗、劉備、諸葛亮等。這類題材中，杜甫多從正麵立論，大處著眼，對有著重要曆史功績的卓越人物表達真誠的禮讚與向往。如《行次昭陵》緬懷唐太宗時期的仁政，積極評價唐代開國之君的不世之功。《重經昭陵》則是以正麵頌揚的形式概括唐太宗生前的文治武功。
杜甫詠史詩中一個重要傾向，就是描寫君臣遇合之事，對融洽的政治流露出羨慕和讚頌之意。詩人尤其讚頌劉備和諸葛亮。詩作如《詠懷古跡五首》之四、之五，《八陣圖》《武侯廟》《古柏行》《蜀相》《謁先主廟》《夔州歌十絕句》之九等。在詩人的心目中，劉備與諸葛亮的合作堪稱曆代君臣之楷模：劉備仁政治國、推重賢能；諸葛亮則忠守為臣本分，鞠躬盡瘁、盡忠報國。這些與杜甫終生所追求的美政理想是非常吻合的。杜甫一生致君堯舜，再醇風俗，他深厚的儒家思想和對國計民生熱切關注的入世精神，使他在尋找曆史、緬懷古人中，自然找到這一對典型的事例，作為其感情的切入點。另如其代表作《蜀相》，體現了吊古之情，詩作“使善者足以動後人之景仰，惡者足以垂千秋之炯戒”，具有“褒貶森嚴”的“春秋”之義。
而最熱烈的讚頌當數《詠懷古跡五首》之五：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福移漢祚難恢複，誌決身殲軍務勞。
這首詩對諸葛亮作了全麵的評價，稱其大名之不朽，歎惜其大功之未成。“諸葛大名垂宇宙”首句開篇定音，大巧若拙，使人聞諸葛之大名，有如雷貫耳之感。遺像清高，可想見諸葛亮之生前風範。而以“宗臣”許之，足見詩人對其欽敬之情。“三分割據”見時事難為，“萬古雲霄”見才品出眾，其人品足以上方伊呂，其才幹實非蕭曹所能並班，無奈漢祚福移，雖鞠躬盡瘁，最終卻無力回天。因而其“誌決身殲軍務勞”更顯悲壯，更增人扼腕感歎，千載之下仍令人聳然動容。
杜甫之多詠諸葛亮，客觀上固因其長期漂泊蜀地，自然較多接觸有關諸葛亮的遺跡與傳說，“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因而容易觸景生情。據史載，杜甫乾元二年（759）到成都，來年春便到南郊的武侯祠參謁、悼念，永泰元年（765）其好友嚴武死後，杜甫失去生活依靠，後移居夔州，親身遊曆了夔州大部分劉備、諸葛亮的遺跡。正是在這些經曆下，他創作了一係列的有關諸葛亮和劉備的詠史詩。從主觀上看，諸葛亮為振興蜀漢“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與杜甫憂國憂民、至死不渝的精神相吻合，故極易引發共鳴，這也正是杜甫大量詠歎諸葛亮最主要的原因。杜甫在有意無意中，將諸葛亮引為楷模，對其君臣之契合充滿羨慕，對其才誌功業高度讚賞，也對其無力回天無限惋惜，同時也通過吟詠諸葛亮對蜀漢的興亡寄寓了無限感慨。在杜甫之前的詩歌中，吟詠諸葛亮的作品並不多，而自杜甫之後，諸葛亮漸漸被詩人們所關注，成為詠史詩的一個重要詠歎對象，乃至成為戲曲小說中的重要人物。劉克莊評價《詠懷古跡》之五說：“臥龍沒已千載，而有誌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許之。此詩儕之伊呂伯仲間，而以蕭曹為不足道，此論皆自子美發之。”杜甫詠懷諸葛亮的詩，奠定了諸葛亮文學形象的基本形態，意義深遠。
杜甫處於盛唐向中唐的過渡時期，但畢竟是由盛唐走來的詩人，“開天盛世”所鑄就的理想主義精神還沒有被現實完全摧毀，因此杜甫仍一往情深地執著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真誠地讚美曆史上的聖君賢臣，對曆史上君臣相契的典型劉備與諸葛亮極盡傾慕之情。但其用心顯然已不像初、盛唐人那麼單純，在對古來聖賢人物的頌美與呼喚之中，飽含著對現實的深切憂慮。杜甫了解現實的苦難，所以他更希望統治者以古人自勵，重整乾坤。對杜甫來說，個人的遇合與升沉已經退居次要位置，國計民生才是他心頭的苦樂之所係，因而在他的詠史詩中，緬古情懷與身世漂泊之感、傷時憫亂之憂始終緊密結合，悲古憂今，沉鬱頓鏗，表達了他的拳拳愛國之心。
2.以未遇之賢才、斯文憔悴之士為吟詠對象
除吟詠聖君賢相以寄寓自己積極用世的儒家思想之外，杜甫還在詠史詩中大量描寫那些有才、但才華無處施展的文士，如宋玉、賈誼、王粲、陶淵明、庾信、陳子昂等。這些文人大多文采斐然而名垂後世，但因失誌之悲而坎詠懷，他們的經曆更貼近於杜甫的自身遭際，因而能引起更多的同情和共鳴。
如果說，君臣遇合是古代文人內心的理想境界，那麼現實中更多的則是失意的文人賢士，因此，“士不遇”就成為古代文學中恒長的主題。曆史上的失意文人，無不懷抱兼濟天下的熱情，渴望有所作為，但是社會現實往往使他們心灰意冷，陷入到“英俊沉下潦”的境地。杜甫本人即是被李林甫一句“野無遺賢”而拒之於科舉仕進之門外，以至於終生坎坷。因而，麵對曆史上有著共同命運的失意文人，杜甫每以之自況，發出“古來材大難為用”的悵歎，同時也借此表明詩人對自己的信心，以及際會難逢、追慕前人的抱負。如《詠懷古跡五首》中懷庾信、懷宋玉兩首都表達了這種抱負。
大曆三年（768），杜甫離開夔州，出峽東下，三月抵達江陵。在這裏，詩人有感於宋玉、庾信遺跡，寫下了《詠懷古跡》其一、二：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
三峽樓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
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
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其一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台豈夢思？
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其二
其一，從詠懷入手，前四句敘寫自己漂泊流離的生涯：詩人因為躲避戰亂而自東北漂泊至西南，淹留於遠土異俗之地。五、六句，寫自己因“安史之亂”漂泊異鄉，隻好作詩吟懷傷時，同時又代庾信言說懷抱。安祿山叛唐，有似於侯景叛梁。杜甫遭逢“安祿山之亂”，好比庾信遇到“侯景之亂”。現實與曆史巧妙地暗縮。末二句歎庾信生平蕭瑟，但作品卻老成勁健，驚動海內。其二專詠宋玉，又處處映帶自己。詩人對宋玉的風度品格、才學文章非常欽佩，尊之以師，恨異代不能同時。宋玉其人雖亡，但文藻猶存；而楚宮泯滅，已不可辨，可見，古跡已滅但文名可揚頌於世，也即李白“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之意，更加突出了對宋玉的懷念之情。作者與宋玉、庾信都是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雖然身處異代，但卻具有共同的文人氣質，心意相通。所以這兩首詩帶有很強的曆史感與現實感，頗能引起古今文人感同身受之情，感人至深。
以上兩種題材在杜甫的詠史詩中就占了半數以上，可以說代表了杜甫詠史詩的主要選材傾向。同現實題材一樣，杜甫在曆史題材中寄托著深沉的濟世之用心和深廣的憂國憂民情懷。曆史題材本身思想內涵的自足性與主體內心情感的飽滿深刻相互結合，形成杜甫詠史詩特有的情感張力。他不是以一種置身事外的觀照方式來審視其描寫對象，而是在他自身之中重新體味它，即他能同情地進入前代人的生活與心靈世界裏，故而其詠史詩不以立論奇巧取勝，而以意蘊深厚見長。詩中所體現的儒家用世誌意、關心國運民瘼的情懷從不流於蒼白的說教，而是天然的忠肝義膽躍然紙上。
三、藝術特征與成就
1.創立了《詠懷古跡》的新型詠史組詩，實現了詠史與詠懷的完美結合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
三峽樓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
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
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詠懷古跡》其一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台豈夢思。
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詠懷古跡》其二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麵，環佩空歸月夜魂。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詠懷古跡》其三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
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
古廟杉鬆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
武侯祠屋常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詠懷古跡》其四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福移漢祚難恢複，誌決身殲軍務勞。
——《詠懷古跡》其五
“詠懷古跡”，顧名思義，是由古跡感興並借古跡以詠己懷，非徒專詠古跡。這一題目是杜甫的創造，它是將詠史、懷古與詠懷緊密結合起來的一種新型詠史詩。《詠懷古跡五首》是係統的組詩，該組詩的四、五篇詠劉備、諸葛亮史跡；前三篇分詠庾信、宋玉和王昭君。楊倫《杜詩鏡銓》卷13雲“此五章乃借古跡以詠懷也。庾信避難，由建康至江陵，雖非蜀地，然曾居宋玉之宅，公之漂泊類是，故借以發端；次詠宋玉以文章同調相憐；詠明妃為高才不遇寄慨；先主、武侯，則有感於君臣之際焉。或疑首章與古跡不合，欲割取另為一章，何其固也！公避祿山之亂，自東北而西南，謂從陷賊謁上鳳翔，旋棄官客秦州入蜀，自乾元二年至此八年矣。因風塵故懷及先主、武侯，因飄零故懷及庾、宋、明妃，知非泛詠古跡。”從這段論述可以看出五首詩間的內在聯係，即它都與蜀地有關；它非泛泛而詠，而是各有所托的；它所寄托的情感，既有自身之不遇，也有君臣遇合之企盼，從多方麵展現了詩人的心緒與品格。每首詩既是獨立的個體，又是互有照應的整體。總體看來，意脈相貫，首尾相承。《詠懷古跡五首》在情、景、議的完美結合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2.高度的藝術概括性
敘事的簡括凝練是杜甫詠史詩的重要特征，也是杜甫處理曆史素材能力的重要表現。杜甫對於語言的錘煉一向追求很高，“語不驚人死不休”，因此他極少不厭其煩地去複述曆史故事，而是省略掉細枝末節，通過有限的語言對史料所蘊含的最本質的東西進行揭示，並寄寓現實的感慨，達到言簡意賅的藝術效果，表現出一種闊大包舉的氣魄。且看幾例：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八陣圖》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
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
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
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禹廟》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蜀相》
《八陣圖》中，由諸葛遺跡八陣圖感興，進而詠懷諸葛亮。前兩句寫盡諸葛亮一生功業，後兩句寫盡其千古遺恨，這是從若幹史實中濃縮凝練而成的20個字，字數雖少卻有含古吞今的容量。《禹廟》一首，短短八句詩，卻包含了秋至禹廟、廟中所見、廟外景色，並進而由禹廟而追溯至大禹之功等內容，可謂有條不紊，進退有據。因此仇兆鱉評其“四十字中，風景、形勝、廟貌、功德，無所不包，局法謹嚴，氣象雄壯，是大手筆”。出現這一特點，正是得力於杜甫對曆史人物、事件本質精神的深入洞察與高度概括。《蜀相》前四句寫景，下四句寫蜀相之事，“三顧頻煩天下計”寫出了“三顧茅廬”、“隆中對策”的君臣遇合的千古美談，而諸葛亮先佐劉備開基，後輔後主固業的千秋功業，卻隻用“兩朝開濟”四字便概括出來。“老臣心”三字深刻寫出了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忠愛拳拳。隻一聯，便由外在事功到精神境界，活畫出一個身處亂世而賢明盡忠臣的臣子形象，多少傾慕多少讚歎又蘊含其中。這種高度凝練的敘事筆法，使杜甫的詠史詩沉鬱、蘊藉而精致。
照顧讀者的閱讀背景、利用讀者已有的曆史知識儲備，剪裁史料，正確處理曆史內容與主觀評價之關係，是詠史詩成敗的關鍵。而杜甫獨能高屋建瓴地把握史料，充分挖掘其中所蘊含的詩性特質，對其進行概括、濃縮、剪輯與生發，從而使得曆史材料變成詩歌形象。這種善於概括的藝術功力，使得詠史詩在形式上趨於精致而在內容上也愈益厚重。
3.體裁多樣，章法多變，自然渾成
從體裁上講，杜甫的詠史詩有五律、五絕、五排、七言歌行、七律、七絕等六種，其豐富性可以和李白相媲美。但是與李白相比，杜甫更加以律詩取勝。在章法上，作品變化多端，不拘一格。如其《古柏行》，共24句，每八句一段，可分為三段。“首段，用直起法”，以夔州諸葛廟前的古柏起興，引發出“君臣已與時際會”的感慨。其中，前四句寫景，落筆誇張，下四句則因景生慨，意蘊深邃。“中段，追昔撫今，以彼形此，文勢搖擺。”作者由眼前之景追憶成都的古柏。古柏雖盤踞在地，但在“孤高多烈風”的環境下，則與夔州柏相同，這為下段的抒情歎論做好了鋪墊。“末段，因詠古柏，顯出自負氣概，暗與‘君臣際會’反對。”傾吐有誌不得的感喟。特別是結尾二句“誌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的直接議論，點明詩旨。全詩賦比興錯綜疊用，寫實誇張，明比暗喻，起承結合，巧妙自然，達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是杜甫詠史中的長篇佳作。再如其《八陣圖》為簡短的五絕。前兩句先以議論開篇，抒發仰慕之情。第三句借“江流石不轉”的動態景色描寫轉向“遺恨”之慨。前後筆調婉轉有致，相反相襯。由此可見，在章法上，無論長篇，還是短韻，杜甫的詠史詩都富於變化，搖曳多姿。由於詩人在藝術技巧上的高超嫻熟，其章法雖然富有變化，但並沒有人工雕琢的痕跡，而是十分自然，渾融一體，即杜甫所謂“老成”之意。浦起龍雲：“篇法變化，至杜律而極。……一片神行而已。”又雲：“其連章詩又通各首為大片段，卻極整齊，極完密。少陵此體，千古獨嚴，要其融貫處在神理，在紀法，不在字句也。前人嚐論及之。但標舉幾字為串插鉤帶，實無當於位置渾成之妙。”所言精確，但不應當局限於律體和連章體。其他體裁何嚐不是“一片神行”、“位置渾成”呢！由於杜甫的詠史詩絕大部分為後期入蜀，特別是移居夔州時所作。此時期的杜詩已經“能縱心所欲地表現一切內容，傳遞各種感情，而不受技巧、形式，乃至題材走向等傳統的束縛，變化神妙，渾成無跡”。作為杜詩一部分的詠史詩呈現出自然渾成、一片神行的創作風貌也就可以理解了。
4.沉鬱頓挫風格下的悲壯沉實，蘊藉凝重、渾厚雄健的創作風貌
對於杜甫詩歌的總體風格，古今學人多用“沉鬱頓挫”來概括。這一概括是相當精確的。由於所詠曆史的悲劇性，詩人自身的落拓不遇、窮困悲涼的生命境遇，曆史與現實、古人與自我的相似性、可比性等因素的綜合作用，杜甫的詠史詩呈現出悲壯沉實、蘊藉凝重、渾厚雄健的風貌。
下麵以《詠懷古跡》5首為例進行分析。從總體上看，這組詩“不廢議論，不棄藻績，籠蓋宇宙，鏗戛鈞韶，而縱橫出沒中，複含蘊藉微遠之致，目為大成，非虛語也”。但各詩的風格又有細微差別，自有風貌。具體而言，其一格律“嚴整”，意蘊“沉著”，同時也“聲調悲涼”。其二，“筆勢回旋往複有深韻”。特別是後四句“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台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深曲精警，含蓄蘊藉，格致頗高。其三為詠讚王昭君的千古絕唱。首聯“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第一句就破空而來，氣勢非凡；第二句略加收勢，情韻悠長。頷聯“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渲染出孤淒而悲壯的詩境：廣袤無邊的沙漠，慘淡淒涼的黃昏，孤絕伶仃的青塚。頸聯“畫圖省識春風麵，環珮空歸夜月魂”，前句實際上諷刺漢元帝的昏庸，但作者僅通過“省識”二字加以暗喻；後句寫盡王昭君的無限悲哀：生前不見知己讓人慨歎，而死後芳魂在風清月明之夜寂寞歸來，也隻能是“空歸”而已，突出了昭君遺恨之深和對故土的眷戀之切，暗喻作者自己。這兩句可謂是含蓄蘊藉，境界淒美。尾聯“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是作者情感的直接抒發，激切有力。此詩既有含蓄蘊藉之美，同時不乏“奔騰而來，悲壯渾成”的氣勢。其四、五詠劉備、諸葛亮，均悲壯沉實、蘊藉凝重。特別是其五基本以議論為詩，更使得全詩頓挫有力，壯偉沉健，悲慨淋漓。由《詠懷古跡》組詩的分析，可以看出杜甫悲壯沉實、蘊藉凝重、渾厚雄健的詠史風格。
綜上，杜甫的詠史詩創作不僅在題材方麵有所開拓，更是以純熟圓潤的藝術為中晚唐詠史詩的全麵繁榮積累了寶貴經驗。整體看，杜甫詠史詩的數量並不是很多，但卻是他總體藝術成就中的相當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詠史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如《詠懷古跡五首》《蜀相》等作品，不僅是詠史詩中的佳作，也是杜甫七言律詩的經典之作，典型地體現了杜甫沉鬱頓挫、天然老成的藝術風格。他在保持了詠史詩體裁獨立性的同時，又強化了詠史的審美自覺性，避免了使其流為“史”或“史論”，唐代詠史詩在藝術上的驕人之處也正在乎此。
第四節 盛唐其他詩人的詠史詩
一、整體風貌
盛唐時期，除了李白、杜甫等詠史大家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