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安史之亂對唐詩發展的影響
從中唐開始，詠史詩正式登堂入室，由詩壇邊緣進入到中心地帶，成為中唐詩歌總體成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安史之亂對於社會情勢與文化的影響
盛唐到中唐最大的分界線就是安史之亂，唐玄宗改元天寶後，政治愈加腐敗。唐玄宗耽於享樂，使國政先後由李林甫、楊國忠把持，又放任邊地將領擁兵自重，安祿山任三道節度使（平盧、範陽、河東），軍權在握。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趁唐朝內部空虛腐敗，發動兵變，翌年就攻入都城長安，安氏稱帝。758年，由於朝廷一項暗殺史思明的計劃外泄，史思明發動兵變，殺安慶緒並稱“大燕皇帝”，史稱“安史之亂”。至公元761年，史思明被其兒子史朝義所殺。翌年，唐代宗繼位，並從叛軍中收複洛陽，最後史朝義被李懷先逼迫自殺。經過八年的平叛戰爭，唐王朝終於在廣德元年（763）平息了戰亂，勉強保住了社稷江山，唐朝進入藩鎮割據的局麵。但是，一切繁華輝煌的盛世氣象已經如夢裏雲煙，蕩然無存。此後，唐王朝從全盛的巔峰中跌落下來。安史之亂後，戰亂雖平，但是整個社會情勢並沒有太多改善，藩鎮紛紛割據，烽火依然遍地，經濟尤其困頓，這些都使得戰亂後的大曆年間詩風“氣骨頓衰”，曾經的盛唐之氣完全衰退和黯淡，詩壇上充滿疲倦、衰頓、蒼老和冷淡。這種情勢一直持續到貞元元和時期，隨著政治的相對清明，沉寂的詩壇終於被打破，文學創作也重新走向繁榮，出現了可以和盛唐相比的唐代詩歌的第二個高峰，這一時期詠史創作也在時代的大洪流之下變得豐富和多元。但是整體上看，由於唐朝由盛而衰，這種政治情勢的變化對於中唐詩歌風格包括詠史都有明顯的衝擊。
二、中唐詠史詩的創作隊伍
中唐詠史詩的創作隊伍相當龐大，可謂俊才雲蒸，色彩紛呈。重要詩人有劉長卿、李益、元稹、劉禹錫、白居易、李賀、鮑溶、張祜、殷堯藩等，另外錢起、李華、韋應物、戴叔倫、張籍、王建、李涉、呂溫、孟郊、權德輿等也都創作了許多詠史詩。其中以劉禹錫為代表，其創作成就最高。中唐詩人理性發達，社會實踐意識也十分強烈，因此他們的曆史感也更為深沉和現實。中唐詩人的人生思考與社會關懷都通過詠史鮮明地體現出來，尤其是貞元、元和、長慶時期，詠史詩創作空前繁榮。具體表現為取材更加廣泛，風格更加多樣，藝術上也更成熟，其體裁獨立性也完全確立。僅就取材言，從傳說中的堯、舜、禹到前朝亡國之君隋煬帝，無不采以入詩，特別是對六朝和隋的史事關注尤多。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唐詩人敢於以本朝曆史為素材進行諷詠，作為本朝統治者的唐玄宗成為詩人們大膽褒貶的對象，顯示了中唐詠史詩的批判精神與現實精神。
三、中唐詩人的心緒與詠史指向
安史之亂的爆發不但使大唐王朝的太平盛世一去不返，也給文人心靈留下了難以平複的創傷。詩人們回顧開、天盛世，不免產生恍若隔世的虛幻和失落。詠史詩在這一時期悄然勃興，正是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經曆了重創的大唐帝國，如同大病初愈的病人，雖然劫後餘生，有了康複的希望，但畢竟元氣大傷，沒有了往目的雄風。中唐詩人就是在這種風光不再的傷感和有望複原的希冀中體察社會，巨大的變故使得詩人們的思想更深沉、視界更廣遠。百餘年繁華盛世所涵養出的浪漫氣質、樂觀信念，已逐漸被深沉的憂患與務實的精神所取代，中唐的詠史詩明顯地體現了這一時代特點。如果說初盛唐詩人在詠史詩中多張揚個性，表現了自我意識的深度覺醒，那麼中唐詩人則更多地在詠史和懷古中關注現實，表明了詩人社會意識的高度自覺。在強烈的政治挫折感下，詩人們鑒古知今，因而詠史詩與現實的關係更為緊密，憂患意識與諷諫意味也明顯加強。
第二節 中唐詠史詩在題材方麵的開拓與創新
中唐時期是唐詩全麵發展的階段，這一時期的詠史詩也有很大發展，參與詠史的詩人非常之多，作品數量也大大增加，這種狀況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詠史題材的豐富與開拓，從上古時期的堯舜禹直至本朝時事，無不成為詩人吟詠的對象，而且出現了某些題材的集中詠歎，如王昭君、金陵、唐玄宗、楊貴妃等，下麵分別論證。
一、昭君題材的開拓
（一）昭君題材的確立與發展
昭君出塞事最早見於正史記載是在《漢書》中，以《匈奴傳》一條為最詳：“單於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於。單於歡喜，上書願保上穀以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卒吏，以休天子人民。”王昭君作為和親政策的使者，結束了漢匈之間長達百年的戰亂，換來了邊塞近50年的安定和平，但在這一記載中，她也僅是勉強出現了名姓。
正史《後漢書?南匈奴傳》中，昭君的形象就較前者突出了許多：“昭君字嬙，南郡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禦，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令從胡俗，遂複為後單於閼氏焉。”這裏，昭君擁有了一個曆史人物應有的基本特征——籍貫、人生經曆、行為，甚至還出現了一般曆史人物所沒有的特征容貌形態與內心世界——已經具備了文學要素。
《西京雜記》對此作了大膽的補充，引出了昭君故事中一個關鍵人物——畫師毛延壽。“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昭君自恃容貌，獨不肯與。工人乃醜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方重信於外國，故不複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毛延壽，……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稀矣。”
毛延壽的出現意義非凡。他不僅使昭君“貌為後宮第一”與多年“不得見禦”的矛盾得以“合理”解決，起到完善情節、增強趣味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過這個人物可以引發人們的多重思考。這個荒唐的故事一經出現就得到了廣泛的認同，至少到唐代它已經成為昭君古題中一個特定的典實、一種話語，說明它的出現是符合人們的心理期待的。它的出現仿佛打開了一扇門，大大拓展了故事的發展餘地和人們的想象空間。至此，昭君故事的基本框架已經確立，後人的吟詠基本是在這一框架下展開，它多方折射的情理意蘊也在人們的反複挖掘中不斷豐富著。
昭君題材最早見於文人吟詠主要是在西晉石崇的《王昭君辭》，石崇的這首詩采用第一人稱“賦”的手法，娓娓敘述昭君辛酸、屈辱的和親生涯，其基本主題是“悲遠嫁”。格調哀怨淒惻，為後代詩人的詠唱昭君奠定了基調。江淹在《別賦》中對這一主題作了很好的注解：“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台稍遠，關山無極。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他揭示了昭君故事最初激蕩人心靈的幾種悲劇要素，這也是昭君得以由史入詩的基本審美依據。鍾嶸在其《詩品序》中，在列舉了“楚臣去境、漢妾辭宮”等一係列感動人心的情境後說：“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詩人對昭君的吟詠，首先就是被她遠嫁的悲情所打動。
南北朝時詠昭君的作者漸多，包括鮑照、梁蕭紀、沈約、陳昭等人均有相關作品。昭君故事在唐之前已得到文人的廣泛關注，成為詠史詩中一個最重要的題材。例如，庾信創作了兩首昭君作品，刻畫昭君的形貌、揣摩其心態方麵體貼入微，凸顯了一個一路風霜、花容不整、內心淒婉、楚楚動人的遠嫁佳人形象，說明這一時期昭君詩的主題還比較單純，主要集中在對其遠嫁的悲苦的感傷歎惋上。整體來看，這一時期的昭君故事已成為獨立的題材，但還停留在十分感性的階段，昭君的形象主要表現為一個自哀自憐、柔弱無助、被迫出塞的弱女子。
（二）中唐詠史詩在這一題材上的開拓與創新
中唐詩人們在前人基礎上進行了大膽的開拓，使昭君古題的題材精彩一變。在他們筆下，昭君的形象與心態都更加複雜，也更富於個性化。唐詩中雖然也不乏“悲遠嫁”主題的作品，但他們已不滿足於對昭君個人當下遭遇的簡單哀歎，而是將理性的觸角直接伸向和親事件的背後，去挖掘昭君悲劇的根源，並多方探討其情理意義。而且，唐人既能深入昭君的心靈深處重新體驗她的不幸，給予她最具人性化的關懷和體貼，又能將昭君故事與當時的社會現實以及個人身世普遍結合起來，極大地豐富了昭君悲劇的審美內涵，使得其主題指向更為複雜和多元。
1.樣式上
從詩歌體裁來看，隋代之前的詠昭君詩，均無一例外地采用五言體，形式較為單調，平仄搭配上也不甚諧協，某些用語也甚為淺俗。如石崇的詩句：“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被清人趙翼《甌北詩話》譏為：“語太村俗”，又如梁劉氏（王淑英妻）的《昭君怨》：“相接辭關淚，至今猶未燥”，“燥”字也用得甚為粗糙，這種情況到了唐代就很少出現了。初盛唐時期，吟詠昭君題材的詩歌樣式開始逐漸豐富，如李白采用歌行體式，杜甫采用成熟的七律體歌詠昭君，這種方式在中唐得到了更大的發展和延續。中唐時期，吟詠昭君題材的詩歌不僅造語更加圓潤，體式上也大為創新，除了原有的五律、五絕之外，還增加了七絕、七律、七言聯句體、五七雜言歌行體等，說明這一時期的詩人已經自覺地選用昭君題材，而且運用各種體式都相當自如。
2.內容上
首先，對昭君“色”的重新認識。唐代文人發展了施榮泰“峨眉誤人”的命題，因此在文人的筆下，昭君的美色不再隻是詩人欣賞、描摹的對象，而是昭君悲劇的一個重要因素。昭君是因色而被選入漢宮的，這是她一生悲劇命運的開始。白居易有一首《過昭君村》：“至麗物難掩，遽選入君門。獨美眾所嫉，終棄出塞垣。”因為昭君的娥眉自誤，因此她故鄉的人們生了女兒後唯恐太美，“以艾熾其麵”，就是用一種土辦法將女孩的臉燒出斑痕，以免被選入宮中，所以詩中說：“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麵，燒灼成瘢痕。”白居易在《青塚》一詩中由昭君推廣開來，對所有的女子提出了警告“禍福安可知，美顏不如醜。何言一時事，可戒千年後。特報後來妹，不須倚眉首。無辭插荊釵，嫁作貧家婦。不見青塚上，行人為澆酒。”昭君自恃美貌，而忽略了畫工的作用，結果是好事變成了壞事，“自矜嬌豔色，不顧丹青人。哪知粉繪能相負，卻使容華翻誤身。”（劉長卿《王昭君歌》）、“自倚嬋娟望主恩，誰知美惡忽相翻。黃金不買漢宮貌，青塚空埋胡地魂。”（皎然《昭君怨》）這些詩都揭示一個道理，美貌非但沒成為昭君獲取幸福的資本，反倒使其深受其害，從而揭露了宮廷的腐敗與黑暗。這是昭君怨的一個重要方麵。
其次，對元帝的形象大多采用同情的心態。在大多詩作中，詩人們對於導致昭君悲劇的元帝僅是發出委婉的批評，而不是大加鞭撻。這種批評主要集中在和親政策的出台上，李鹹用在《昭君》中說：“古帝修文德，蠻夷莫敢侵。不知桃李貌，能轉虎狼心……”通過對比的方式諷刺了元帝統治的無力。詩人們對元帝不僅批評失之軟弱，而且還常常表現出同情和理解，他們常借昭君之口對君主表達既怨又愛的複雜感情。昭君一方麵“腸斷君恩信畫工”（王渙《惆悵詩十二首》之十二），怪皇上不該被小人蒙蔽而冷落了自己，一方麵又從皇帝的一見難忘之下很容易就原諒了他，甚至對皇帝的一顧之恩十分感動，“馬上徒勞別恨深，總緣如玉不輸金。已知賤妾無歸日，空荷君王有悔心”（施肩吾《昭君怨》），“聞有南河信，傳言殺畫師。始知君恩重，更肯惜峨眉”（郭震《昭君怨》），還有不少表達對君王充滿眷戀和思念的詩句：“願化南飛燕，年年入漢宮”（徐夤《追和常建歎王昭君》）、“一雙淚滴黃河水，應得東流入漢家”（王偃《明君詞》），進而幻想著能回到元帝身邊：“漢使卻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峨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白居易《王昭君》）、“毳幕夜來時宛轉，何由得似漢王邊”（儲光羲《明妃曲》）。
第三，對畫工毛延壽的重新認識。昭君的悲劇並不是某一兩個小人造成的。這種觀點在唐人的昭君詠裏已經有所體現，明眼詩人已經發現，將昭君的悲劇僅僅歸罪於一個小小的畫師似乎有欠公允，因此曆來也不乏為毛延壽減刑、辯護甚至翻案的詩作。徐夤的“不用牽心恨畫工，帝家無策及邊戎”，道出了昭君出塞有許多不得已的因素，其中也包括“帝家無策”。白居易“自是君恩薄如紙，不須一向恨丹青”的詩句，更是將元帝判為主犯，而毛延壽充其量隻是一個從犯而已。王睿的“莫怨畫工醜畫身，莫嫌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隻是宮中一舞人”，顯然已寓有昭君出塞是因禍而得福之意，雖然未公開肯定畫師，但已恕其無罪。但是這種呼聲在唐代還比較微弱，而到宋代以後逐漸多了起來。其間也不乏為毛延壽翻案的詩人，如王安石就認為“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但他不過是將“故意犯罪”改判為“過失犯罪”而已。至於後來更有人翻案翻出毛延壽非但無罪，甚至於昭君、於漢皆有功的論調，則有悖於常情，立意就低劣了很多。如明人李學道《反昭君怨》中說：“當時不遇毛延壽，安得芳名播千古”，清人吳藎也有《昭君》詩說：“紫台人別漢家春，天子休嫌畫為真。留得峨眉靖邊塞，可知延壽是功臣”，充滿了道學論調，則與唐代大相徑庭。
總體來看，唐代及以前的昭君詩以情勝，而且昭君形象是一個不斷豐富的過程，到唐代達到了形象化的高峰。宋人的昭君詩視野較唐人開闊，其怨歎也由昭君的一己之命運而延伸到更為廣闊的社會人生中，從而“怨”的悲情衝淡，而理性的思索更深了，在立意上較唐人也有進一步的深化。如王安石的“人生失意無南北”（《明妃曲》其一）、“人生樂在相知心”（《明妃曲》其二），歐陽修的“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司馬光的“目前美醜良易知，咫尺掖庭猶可欺”（《和王介甫明妃曲》），蘇軾的“古來人事盡如此，反複縱橫安可知”（《昭君村》）等等，都帶有濃厚的哲理意味，顯示了宋代昭君詩表現出的理趣化的傾向。
二、金陵題材的開拓
（一）金陵題材在詠史詩中的確立
金陵是三國孫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古都。這裏人文薈萃，經濟發達，物產殷富，人物風流，是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然而，遺憾的是，定都於此的王朝並沒有因金陵的繁華喧囂而王運長駐，卻相繼黯然敗亡。數百年間，王朝更迭變換，朝梁暮陳，興衰成敗讓人思索和感歎。一些名勝古跡隨著曆史的發展，成為王朝的縮影與見證，蘊涵著豐富的曆史人文內涵。作為一個具有濃厚懷古情結的詩人，李白有感於六朝的人物風流盛事，特別是金陵興衰，創作了為數不少的以金陵人物、古跡為詠歎對象的詠史詩：《金陵城西樓月下吟》《金陵白楊十字巷》《月夜金陵懷古》《金陵新亭》《金陵歌送別範宣》《金陵》三首、《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金陵鳳凰台置酒》《登金陵鳳凰台》等，共計11首。
其中《登金陵冶城西北謝安墩》《金陵新亭》二詩抒發建功立業的雄心，或力挽“安史之亂”的壯誌情懷，《登金陵鳳凰台》表達曆史變遷、人事變化的慨歎與思索，借以諷刺開元、天寶時期權臣的誨滔蔽明，或表達對“安史之亂”時期混亂時局的傷感。《金陵》三首，是詠史詩史上第一組以金陵為題材的組詩。當時安祿山攻陷兩京，中原鼎沸。李白作為憂國憂時之士，便借南朝的興亡以感慨時局。如其二“地擁金陵勢，城回江水流。當時百萬戶，夾道起朱樓。亡國生春草，王宮沒古丘。空餘後湖月，波上對瀛洲。”當時戶民密集、朱樓聳立的金陵，已變為春草萋萋、古丘荒涼之地。而“後湖月”的意象，則連接古今，把曆史與現實疊映在一起。昔日繁華與今日之冷落，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反差，從而引發了強烈的盛衰興亡之感。綜合看來，蘊涵豐富曆史人文意義的金陵題材，是詠史詩史上的重要題材之一。李白是最早給予關注、展現者，具有開創、確立之功。在李白的影響下，中晚唐詩人創作金陵題材的詩風蔚然興起，成為當時較突出的詠史之音。
（二）中唐詠史詩在這一題材上的開拓與創新
盛唐時期的金陵題材基本以李白為主，詩中主要表現麵對王朝興衰詩人的報國之誌。而到了中唐時期，由於安史之亂的影響，盛唐繁華不再，金陵也由於自身的悲情內涵與中唐的時代氛圍更加契合，因此，這一題材所吟詠的傷悼之情遠比盛唐要更為深刻、更為典型。詩人們內心的黍離之歎在金陵題材中找到了適合的投射對象，也使得金陵題材在表現和審美上發生了巨大變化。
1.以“傷悼”為核心的金陵題材的內容確立
中唐創作金陵題材的作家首推劉禹錫，其《西塞山懷古》《金陵五題》《金陵懷古》《台城懷古》是吟詠金陵題材的代表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劉禹錫在描寫王朝興廢時，更多地融入了詩人的傷悼情緒。
如其《西塞山懷古》，“全詩彌漫著的是一種濃烈的傷悼情思，不世功業，一代繁華，亦終將成為傷悼感慨之往事。”其後，隨著他對時政衰頹局麵體驗的更加深刻，這種傷悼情思，就成為他詠史的主調。《金陵五題》《台城懷古》等詩可為代表。這些作品繼承了李白所開創的金陵題材，但與李白借金陵盛衰以諷諫時世的創作意識相比，這些作品已經淡去經世精神，基本上沉浸在對曆史興亡的感傷之中，“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詩人致力於表現“石頭城”這一六朝遺跡的淒涼寂寞，群山圍繞著滄桑的故國，浪潮拍打著空蕩的遺城，寂寞地來回。一切都是眼前之景，但又都回蕩著曆史的餘音。而“舊時月”則是連接過去和現在的關鍵意象。當年那輪曾拂照秦淮河畔歌舞管弦、燈紅酒綠的殘月，如今又穿越過曆史，無情又似有情地悄然移過女牆。曆史的變遷、王朝的興廢、作者的無限感慨和傷婉都蘊於其中。作者已不再借曆史的興廢去諷諫現實政治，少了外在的社會目的與意義，卻大大加強了內在感情的深度。傷悼情感憂傷而淒美，詩境靜中含動、動以襯靜，富於藝術美感，贏得了當時及後世文人的歎賞。《台城懷古》也保持著這種傷感性的情調，“清江悠悠王氣沉，六朝遺事何處尋。宮牆隱嶙圍野澤，鸛鶂夜鳴秋色深。”劉禹錫的這類作品，對其後的作家產生了很大影響。
2.借金陵之事批評時政，引入哲理思考
同樣是以金陵為題材，劉禹錫還用自己獨有的曆史眼光，在詩歌中引入哲理方麵的思考，這也是對於盛唐以及此前詠金陵詩歌的一大開拓，代表作有《西塞山懷古》：
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