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獲秋。
長慶四年（824），詩人自夔州赴和州，途經西塞山，感懷王濬滅東吳事而作此詩。它在一種傷悼蕭瑟的藝術氛圍中，沉重地指出所謂的“王氣”、“千尋鐵鎖”、“山形”等外在防禦、天險皆不足憑恃，王朝的盛衰在於人事而不在於地勢。國家由割據走向統一的社會曆史發展規律，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這實際上是對當時藩鎮割據者的批判。在其詠史詩中，最能反映他對曆史發展規律探索的，當推《金陵懷古》：
潮滿冶城渚，日斜征虜亭。
蔡洲新草綠，幕府舊煙青。
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
詩人反思金陵王朝的迭變興廢，深刻指出了曆史興亡的根本原因“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詩句簡潔明了，一語中的地總結出曆史的發展演變是由人事決定的這一規律。論史精湛深邃，可以說將詠史詩的曆史反思意識推進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深度，具有深刻的哲理意味，體現了中唐時代詩人高超的史論水平。
3.對曆史興亡和時政的批判
包括劉禹錫在內的很多詩人在吟詠金陵題材的時候，都關注到了金陵滅亡的原因。他們達成的一個基本共識是：維持統治的關鍵在於修明政治而不是憑借天險。因為金陵的山川形勝，不僅作為自然環境被看好，更作為一種有利的戰略地形而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內有虎踞龍盤之勢，外有長江天險，曆來在這裏建都的朝廷都希望借助江山之險來保障政權安全。然而正是對有利地形的過分依賴導致統治者精神的麻痹，他們歌舞升平，不知居安思危，最終都無一例外地短命。六朝人當局者迷，而後人卻從他們的曆史中清醒地意識到險不足恃。這種觀點最早在儲光羲的《臨江亭五詠》中就已觸及，如其四：
山際空為險，江流長自深。
平生何以恨，天地本無心。
在劉禹錫詩中則更清楚地表明了“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金陵懷古》）的理性認識。在《西塞山懷古》中也包含著同樣的思想：“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事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江山依舊，而妄圖憑借天險獲得長治久安的小朝廷卻早已成為令人感傷的曆史。
綜上，金陵以其曆史積澱之厚成為文人心中難解的情結，它一經產生便牢不可破。在唐代，金陵就已經成為詩人曆史感的發源地和詩興的集散地，圍繞它所產生的詩篇，成為唐代詠史詩中最具審美價值的部分。而且，唐人對金陵的題詠，又反過來作為金陵曆史的一部分成為後人所吟詠的對象。
唐代以後，金陵又曾在南唐、南明、太平天國等幾個短暫的王朝成為都城，這種變遷也為後人詠歎金陵增添了新的內容。在後世的詞、曲、戲劇以及小說中，都可以看到文人金陵情結的進一步發展。如宋代的王安石、周邦彥、辛棄疾、文天祥，元代的白樸、盧摯、薩都剌，明代的高啟及明清之際的黃周星、屈大鈞、錢謙益，清代的朱彝尊、黃景仁、納蘭性德等等，都有著名的金陵懷古之作。麵對金陵的衰草寒煙，謾嗟六朝榮辱，感受椎心泣血的興亡之痛，已成為曆代詩人心照不宣的默契。尤其是南宋、元代及明清之際這些民族矛盾緊張的時期，金陵題材的文學作品，更是文人伴隨著血淚的悲鳴。
三、李楊愛情題材的開拓
（一）李楊愛情題材的確立
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唐朝曆史由盛而衰。天翻地覆的變化，給唐代社會造成巨大創傷，也給詩人情感造成強烈的衝擊，產生無限的反思、無窮的詩意。唐玄宗曾經頗有作為，開創了開元盛世，他在政治上的功績，常常得到肯定和誇讚。同時，他與楊貴妃的愛情也屢受關注。一個是雄主，一個是名姬，正是英雄美人相得益彰。盛唐時期，當楊貴妃正在得寵、大唐帝國歌舞升平的時候，她就已經進入到詩人的視野中。盛唐時期最早在詠史中開拓這一題材的是李白和杜甫。李白寫有《清平調》3首，杜甫創作了《麗人行》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都是以玄宗和貴妃作為主要描寫對象。他們或對帝王之家的富貴與愛情表示讚歎，或對他們的驕奢淫逸給予諷刺與針砭，或者讚美與諷刺兼而有之。李白《清平調》因為是奉玄宗之詔特為貴妃所作，因此詩歌自然以貴妃的美貌與風情作為歌詠的重點。在他的詩作中，貴妃具有天仙化人般的美，並因此博得君王的寵愛，兩情歡洽。雖然以“飛燕”為喻易令人生疑，以為有諷意，但其態度還是以賞玩和讚美為主。杜甫對當時社會的階級矛盾與潛在危機有獨特的敏感，因此對外戚勢力的氣焰囂張非常憂慮，並借詩加以批判，《麗人行》即集中體現了這點。詩作極力描寫貴妃之姊妹兄弟出遊時的奢華與排場，指出他們“炙手可熱勢絕倫”無非是憑借楊貴妃的得寵，由此對他們的驕奢淫逸予以批評。《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也有一段刺外戚之奢：“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蒙玉質。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桔。”在詩中杜甫雖表達了對後戚之驕縱與奢侈的諷刺和厭惡，但尚有興致鋪排其奢華的場景，尤其是《麗人行》一詩，雖具諷意卻並不沉痛，筆調也相對明快一些。
安史之亂，楊貴妃自縊於馬嵬坡，使得這一史事生發出更多的感慨，《新唐書?玄宗本紀》雲：“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此後，許多詩人在論述玄宗、貴妃史事時都沿襲了其中的觀點，並進行生發和演繹。
（二）中唐詠史詩對這一題材的開拓與創新
安史之亂雖然塵埃落定，但是李、楊二人為其荒淫所付出的代價，卻無法挽回。滿目瘡痍與文人內心的傷痛，更無法在短時期內恢複。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舉國上下都難以走出安史之亂的陰影。詩人們選材時把更多的目光投向玄宗與貴妃的故事，描寫這一題材時不僅重視現實，更多地融入了對於李、揚故事的哀歎和想象，使得這一題材逐步從現實走向曆史，表現出與盛唐詠史麵目不同的情懷、認識，取得較大突破。據統計，中唐時期吟詠玄宗的詠史詩有20餘首，比之前的盛唐有較大提升。詩人們對於玄宗和貴妃的愛情認識更為矛盾，趨向也不同，表現為主題立意的多元化，呈現出濃重的感傷情緒。
1.對玄宗和貴妃的驕奢享樂進行批判和諷刺
在盛唐基礎上，中唐詩人在描寫玄宗題材時，其現實性更為強烈，以古鑒今之意甚明。中唐詩人張祜有《華清宮》四首，專門揭露唐玄宗驕奢淫逸的生活，並借古諷今，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其另一首《集靈台》則采用了“春秋筆法”，“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卻嫌脂粉汙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全詩婉而多諷，隱喻了虢國夫人與唐玄宗之間的曖昧關係。清黃生《唐詩摘抄》卷四評曰“具文見意。隻言就國以美自矜，而所以蠱惑人主者，自在言外。‘承主恩’三字，乃春秋之筆也。”這比起形諸文辭的直接點破，意義更加沉著有味。《華清宮》四首之一寫道：“紅葉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五：“《阿濫堆》，唐明皇之所作也。號驪山有禽名阿濫堆，明皇禦玉笛，將其聲翻為曲，左右皆能傳唱。”這首詩諷刺玄宗沉溺於聲樂之中，不理朝政，而最終導致安史之亂。詩人借曾經的“阿濫堆”曲詞的再現，警告當政統治者鑒戒興亡，吸取教訓。劉禹錫也寫了不少關於唐玄宗舊事的詩，有《華清詞》《馬嵬行》《睹玄宗詩》《翠微寺有感》等，這些詩均有明顯的諷刺當朝皇帝之意，筆觸大膽，有現實之慨。劉禹錫任連州刺史時，唐憲宗平定淮西，但隨後就驕奢起來，一些奸邪小人乘時而起，給憲宗大量進貢羨餘，滿足其揮霍，加上憲宗喜好神仙，多次詔書天下尋求方士，無心打理朝政，使得國政出現了深重的危機。作為一位時刻關心國運的詩人，劉禹錫借詩來吟詠前朝玄宗之事，用意是非常顯明的。
2.對玄宗、貴妃的愛情寄寓同情
這一階段也有對李揚二人的史事表現同情的作品，代表作是白居易的《長恨歌》和元稹的《連昌宮詞》。這兩首長篇敘事詩的出現不僅是內容上與諷刺批判相異，重要的是，他們都用長篇的形式對李楊故事進行演繹和聯想，生發出這一故事更為豐富的內涵。元稹《連昌宮詞》采用與“宮邊老翁”的對話的形式，表現當年唐玄宗與楊貴妃在宮中盡情享樂，興師動眾、萬人夾道歡送的情景，用誇張的筆墨極寫其盛；還描寫了安史之亂後連昌宮的極度荒涼，極寫其衰，由此傳達出世事推移、物是人非的滄桑之感。《長恨歌》則形象敘述了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悲劇。詩人借曆史人物和傳說，創造了一個回旋宛轉的動人故事，並通過塑造的藝術形象，再現了現實生活的真實。尤其是描寫馬嵬坡楊貴妃之死，詩人刻畫極其細膩，把唐玄宗那種不忍割愛但又欲救不得的內心矛盾和痛苦感情，具體而形象地表現出來。詩人還用許多筆墨從各個方麵反複渲染唐玄宗對楊貴妃的思念，以及唐玄宗奔蜀還都路上，重經舊地勾起的傷心回憶；回宮後睹物傷情，輾轉難眠等，刻畫了一個專情深情的帝王形象。在《長恨歌》中白居易一改他人對於玄宗的批判，為這一故事賦予了新的內涵，成為李揚題材詠史詩的壓卷之作。
3.對玄宗導致的安史之亂進行泛詠
中唐詩人還就玄宗、貴妃的史事進行泛泛而詠，表現一種往昔繁華不再的傷感情緒。張繼有《華清宮》一詩，“玉樹長飄雲外曲，霓裳閑舞月中歌。隻今惟有溫泉水，嗚咽聲中感慨多”；王建《過綺繡宮》“玉樓傾倒粉牆空，重疊青山繞故宮。武帝去來羅袖盡，野花黃蝶領春風”，都表達的是一種世事如寄、人生如夢、繁華不再的傷感之情，隱隱流露出一種黍離之悲。類似的作品還有張籍《華清宮》、白居易《梨園弟子》、孫叔向《題昭應溫泉》等。詩人們反複回味著昔日的開元盛世，不斷重新體驗著忽然間大廈傾頹的震撼與驚悚，感受劫後餘生般痛苦的成熟。他們對於玄宗時代的曆史，總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遺民心態，因為“開天盛世”是唐玄宗政治生涯中最為光輝的一頁，也是令唐人回味無窮的輝煌記憶。“安史之亂”“馬嵬兵變”是唐玄宗政治與人生的雙重挫敗，也是唐人心中無法撫平的創傷記憶。這兩種記憶又是如此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因而詩人們的情懷就表現為恨惋交織，有緬懷、有同情、有譴責也有憾恨，剪不斷、理還亂。
（三）對晚唐李楊題材的影響
隨著“但坐說玄宗”的白頭宮女成為往事，由中唐開拓的李、楊題材也逐步褪去了現實色彩而進入了曆史範疇。晚唐時期，詩人對於李楊事件的態度雖然仍存矛盾，但是心態卻變得平和、冷靜。經過時間的沉澱後再反觀此事，晚唐詩人更多的是思考和總結，如杜牧《過華清宮絕句三首》道治亂之由，諷喻之情卻出之以含蓄：第一首以“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刺貴妃私生活之奢；第二首“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言樂極生悲，譏貴妃果能傾國傾城；第三首“萬國笙歌醉太平”，刺玄宗醉心遊樂，亂根潛結而內心不省。對這一史事李商隱針刺入骨，卻婉轉巧妙：《華清宮》以“未免被他褒女笑，隻教天子暫蒙塵”對貴妃極盡冷嘲，《驪山有感》《龍池》等詩揭露楊貴妃曾為壽王妃之老底，熱諷之甚，不留情麵。薛能的《過驪山》“玄宗不是偏行樂，隻是當時四海閑”，溫庭筠的《龍尾驛婦人圖》“今來看畫猶如此，何況親逢絕世人”，羅隱的《華清宮》“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都輕鬆戲謔，以反語來調侃玄宗，冷過搶白唾罵。當然也有為楊貴妃遭遇鳴不平的詩人，羅隱《帝幸蜀》（一作狄歸昌《題馬嵬驛》）一詩雲：“馬嵬煙柳正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借僖宗幸蜀事為楊妃叫屈。這些都可謂是有見地之論。
綜上所述，李、楊題材詠史詩的最大特點就在於詩人情感態度的複雜性與主題立意的多元化。因為事件的本身就是多側麵的，美醜善惡相互交織、倚伏，並相互轉化。因此詩人們對他們的感情也是複雜的，有傷悼、有惋惜、有鞭撻、有同情，非但不同的詩人往往見解大相徑庭，即便同一詩人也常常自相矛盾，甚至在同一首詩中，其主題思想也具有矛盾性和複雜性。這其實並不難理解，詩人們對李楊愛情的態度本來就是複雜的，愛與恨交織於一體，他們在詩中真實地表達了這種感情，自然就造就了詩歌情感意蘊的模糊性。
第三節 劉禹錫及其詠史詩
一、創作概況
（一）劉禹錫詠史詩的特點
劉禹錫（772—842），是唐代詩壇獨樹一幟的詩人。他的詩既體現著中唐詩歌的審美取向，又超越了那個時代的一般風氣，顯示出與眾不同的精神風貌，這點在其詠史詩中表現得也非常明顯。羅宗強先生對其詠史詩給予了高度評價：“劉禹錫的時代，唐朝已有二百年的曆史，且自安史之亂以後，即呈衰頹跡象，這樣的時代氛圍使士人們接觸到古跡、曆史時，容易產生蒼涼之感，對前代興亡的教訓多有感慨。於是，詠史逐漸成為常見題材。劉禹錫是寫懷古詠史最早的、也是最優秀的詩人。”從整個唐代來看，劉禹錫並不是最早寫作詠史詩的詩人，然而說他是唐代最優秀的詠史詩人，則當沒有異議。劉禹錫在李白、杜甫對詠史詩創作不斷開拓的基礎上，乘時代風會，進一步規範了詠史詩的體裁屬性，在處理時空關係、曆史與現實關係以及情景關係等方麵，技巧都更為純熟。正如山水詩在王維手中全麵成熟一樣，詠史詩的真正成熟則應歸於劉禹錫。
劉禹錫有詠史或懷古詩55首，不僅規模較大，而且體式、內容都很明確。他的詠史詩都具有鮮明的體裁特征，很少在體裁歸屬上發生歧義。從他詠史的內容表現看，既有表達重大政治主題、直刺現實痛疾的警世之作，也有表達自己政治理想與人生態度的抒懷之篇，還有對曆史規律與王朝命運的感歎與思考。他不僅僅是滿足於表達感情與見解，而是著力探求隱藏在曆史背後的規律與智慧。他在詠史中表現出的深邃的曆史眼光和深沉的反思意識，標誌著詠史詩思維方式的轉變。
（二）劉禹錫政治生涯對其詠史創作的影響
劉禹錫才高誌大，從小就接受正統的儒家教育，形成了儒家愛民和民本的世界觀。青少年時代他接觸普通百姓較多，因此對於社會現狀有較多的了解。他22歲進士及第，順宗即位之後，受到王叔文的器重，積極參與國家的政治革新，34歲時與柳宗元等人成為永貞革新集團的核心人物。《舊唐書?劉禹錫傳》稱：“禹錫尤為叔文知獎，以宰相器待之……（叔文）引禹錫及宗元入禁中，與之圖議，言無不從。”永貞革新的改革觸動了藩鎮、宦官和大官僚的利益，因而很快就宣告失敗，劉禹錫也被遠貶永州。此後的政治生涯中他幾經貶竄，半生蹉跎，在貶謫中度過了23年的仕途歲月。然而仕途上的顛簸蹭蹬並沒有泯滅劉禹錫的政治熱情，反而加深了他對國家前途的憂慮和對人世興衰的思考。在其詠史詩中，他關注較多的是朝代更替、君王政道以及國家統一的重大政治問題，而不是汲汲於一己之遭遇與內心之愁勞。劉禹錫不僅在對曆史題材的處理上表現出卓越的史識，而且對現實問題也有深刻的洞察，主要表現為詠史詩中深廣的政治憂憤和強烈的現實關懷，而這些都與其青年時期的政治經曆不無關係。
二、內容題材、情感指向
劉禹錫的詠史詩涉及王朝命運、曆史規律、政治事件以及政治理想等多個方麵。在其七百多首詩中，借古諷今的詠史詩占了很大比例，而詠史詩中最突出的就是那些抒發家國興亡之感的作品，具體可以表現為以下幾方麵。
（一）金陵題材
金陵題材是由李白確立的，而在詠史詩中將這一題材發揚光大的當推劉禹錫。他寫了大量的有關金陵的詠史作品，《金陵五題》《西塞山懷古》《金陵懷古》等，其中又以《金陵五題》最有代表性。《金陵五題》作為組詩，分別詠歎了長期以來被潮水衝刷的石頭城之女牆（《石頭城》）、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堂前燕子、夕陽中的烏衣巷口（《烏衣巷》）、宮女唱徹的《後庭花》、今日成為野草蔓藤的台城（《台城》）……深深地表達了詩人深沉的懷古幽思和對現實社會的憂患之感。宋?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詞人懷古思舊》條雲：詞人即事睹景，懷古思舊，感慨悲吟，情不能已。今舉其最工者，如劉禹錫《金陵》詩“山圍故國周遭在……蓋人已逝而跡猶存，跡雖存而景隨變。古今詞雲，語言百出，究其意趣，大概不越諸此。”可見此詩已經成為後代詩人取法的範式。更重要的是，由於詩人是一位哲學家、政治家，對曆史和現實有一種超越常人的思考，他的詠史和懷古，就不僅是單純的情感寄托，而是哲思與情感的高度融合，是對於政治的見解。他在《西塞山懷古》一詩中所唱出的基調：“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正是詩人對社會和人生的思考指向。
（二）本朝史實
劉禹錫在詠史中還關注前朝君主唐玄宗的舊事，寫了《華清詞》《馬嵬行》《睹玄宗詩》《翠微寺有感》等。作為一位時刻關心國運的詩人，劉禹錫在詩中吟詠前朝遺事，對玄宗求仙之事進行諷詠，是有其現實感慨的。結合當朝皇帝憲宗的一些行為可知，這些詩作都蘊含了劉禹錫對唐憲宗勤於政事、遠離方士的希望，以古鑒今之意非常明顯。
他還借助曆史故事隱曲地表達現實政治感慨。《經檀道濟故壘》中詩人悲憤地寫道：“萬裏長城壞，荒營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符鳩。”據《南史?檀道濟傳》載：元嘉十三年春，宋文帝病，司徒劉義康懾於檀道濟的威望，矯詔殺之。道濟無辜被受，極為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裏長城！”果然，當時北魏聽到檀道濟被殺的消息，莫不舉手相慶，以為南朝不足複憂。詩人拈出這一段曆史事實加以詠歎，正是將曆史教訓與自己的切身感受融於一體，對當朝統治者打擊有誌革新之士表示扼腕痛心。應當說，這是對一般“士不遇”主題的一種提升和超越，體現了一個政治家“憂國不謀身”（《學阮公體三首》）的胸襟和偉抱。
（三）借詠史表明政治態度
劉禹錫是一位對政治、現實極度關注的詩人，雖然他一生屢遭貶謫，但他的政治熱情卻絲毫不減。在其許多詠史創作中，都能看到他對政治的評價與看法。
《詠史》其一，讚揚西漢時期不趨奉炙手可熱的驃騎將軍霍去病的任少卿，批判了背棄理想和追求功名富貴的人。《詠史》其二回顧西漢時期漢文帝放逐“明王道”之賈誼，而重用“工車戲”的衛綰的史事。明寫曆史，實則暗喻現實，後兩句進行發問，“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通過為賈誼鳴不平的方式，來表達對王叔文改革集團遭到迫害的憤慨。在赴朗州任司馬途經江陵時，劉禹錫麵對南國江山，感傷之至，寫下《荊州道懷古》，詩中采用“集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賓子傷之……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的典故，表達自己當時的心境。“徒使詞臣庾開府，鹹陽終日不思歸”，借用庾信在西魏創作《擬詠懷》和《哀江南賦》之事，回顧庾信對故國淪亡的隱痛和思念鄉關的深情，並暗喻詩人自己對長安的牽掛，同時包含著對朝代滅亡的惋惜和對唐王朝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勢的憂慮。此外，《經伏波神祠》《韓信廟》《經檀道濟故壘》等詩，都把個人的命運與曆史緊緊地聯係起來，寄托一種深遠的憂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