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真宗皇帝召見山長周式,頒書賜額,書院之名始聞於天下,有“瀟湘洙泗”之譽。南宋張式主教,朱熹兩度講學。明代中後期,明世宗禦賜“敬一箴”,王陽明心學和東林學派在此傳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愛國主義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學,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別禦賜“學達性天”和“道南正脈”額。
除建築文物外,嶽麓書院還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聞名於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書“嶽麓書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禦匾“學達性天”、“道南正脈”、清刻朱熹“忠孝廉潔碑”、歐陽正煥“整齊嚴肅碑”、王文清“嶽麓書院學規碑”等等。
3.杭州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位於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孤山西南側。該印社於清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年)由浙派金石篆刻家葉舟、丁友仁等發起建立,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為宗旨,是中國研究金石篆刻藝術曆史最悠久、影響最大的著名學術團體,現已發展為一個國際性的研究印學、書畫的民間藝術團體。
社址總麵積為5757.865平方米,居山而建,由上、中、下三部分組成,各具特色,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致互相映襯,構思布局極為精巧。主要建築有柏堂、竹閣、仰賢亭、還樸精廬等,均掛匾披聯,室外摩崖鑿石林立,名人墨跡觸目可見。
山上景區有漢三老石室、華嚴經塔、四照閣、觀樂樓(即吳昌碩紀念室)等景觀。其中漢三老石室中有一塊“三老諱字忌日碑”,出土於浙江餘姚客星山,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曆史,被譽為“東南第一碑”。華嚴經塔為白石砌造,八麵十一級,每級中間雕有飛簷。石座邊緣刻著十八羅漢像,底層刻有佛教《華嚴經》經文,一至八級四周浮雕佛像,九、十兩級鐫刻清代金農所書《金剛經》,無論是文字或造像,都有圓潤生動的線條。華嚴經塔形製不大,外形秀麗而簡樸,正合印社園林風格。
印社建築雖然沒有傳統的縱橫格局,但亭台樓閣皆因山勢高低而錯落有致,一層疊一層,井然有序,堪稱江南園林之佳作。
4.沈陽文溯閣
文溯閣位於遼寧沈陽故宮之西,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興建,專為存放《文溯閣四庫全書》,另有《古今圖書集成》亦存於閣內。乾隆曾說:“恰於盛京而名此名,更有合周詩所謂溯澗求本之義”,體現了乾隆皇帝不忘祖宗創業艱難,為後世子孫示守文之模的深意。文溯閣是七閣中藏書最完整而散失較少的一閣,1966年10月,為妥善保存這套《四庫全書》,國家決定將其調至氣候幹燥、冷熱適宜的蘭州,由甘肅省圖書館保管。
文溯閣是沈陽故宮西路的主體建築,閣前有戲台、嘉蔭堂,後有仰熙齋,建築形式仿照浙江寧波的天一閣,麵闊六間,二樓三層重簷硬山式,前後出廊,上邊蓋黑色琉璃瓦加綠剪邊,前後廊簷柱都裝飾有綠色的地仗。所有的門、窗、柱都漆成綠色,外簷彩畫也以藍、綠、白相間的冷色調為主,這與其它宮殿紅金為主的外簷彩飾迥然不同。其彩繪畫題材也不用宮殿中常見的行龍飛鳳,而是以“白馬獻書”、“翰墨卷冊”等與藏書樓功用相諧的圖案,給人以古雅清新之感。采用黑色琉璃瓦為頂,主要是為了使整座建築外觀風格相統一。
文溯閣後麵,有抄手殿廊連接著仰熙齋,齋後為九間房,其中有芍藥圃、梧桐院等。這是乾隆皇帝“東巡”時的讀書之所。縱觀整個西路格局,院落層次清晰,套院相接而不亂,花草樹木點綴其間,的確是讀書作畫的理想“仙界”。
5.北京文淵閣
文淵閣位於故宮東華門內文華殿後,原明代聖濟殿舊址。清朝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庫全書》的圖書館。
世界上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曾藏在這裏,以非常考究的楠木書箱盛裝,安置在書架上。《四庫全書》是乾隆時纂修的一部大型叢書,自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起,用了10年的時間才編成,繕寫的七部分分別貯於北京內廷文淵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北四閣(或稱“內廷四閣”);又在文化發達、文人薈萃的江浙新建三座藏書樓,即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揚州大觀堂的文彙閣,杭州西湖聖因寺的文瀾閣,合稱南三閣(或稱“江浙三閣”)。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於京師翰林院。其中文淵閣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體也更工整。文淵閣的《四庫全書》於1948年年底被國民黨政府運往台灣,現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館。另外,故宮文淵閣還存放過康熙時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考證》、《古今圖書集成》和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至今仍有重要的使用價值。
文華殿是皇帝們舉行“經筵”、聽講經官講學“進講”的地方,在皇帝聽講的前一天,還要到文華殿東的傳心殿向孔子的牌位祭告。文華殿在初建時是太子們的正殿,房頂上覆蓋綠瓦。後來由於幾位太子年紀很小,不能處理政事,所以在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正式改作皇帝便殿,換成黃瓦。明清兩朝皇帝禦“經筵”都是在春分、秋分兩季。皇帝要撰寫禦論,闡發自己學習“四書五經”的心得,清朝皇帝的經筵禦論使用滿語和漢語各講一遍。清朝諸帝文化素養都非常高深,皇帝講得興高采烈,還會指名文臣辯論。最後,作為對有幸參加典禮的文臣們的特殊獎勵,皇帝率大家打開文華殿後門,來到殿後文淵閣,賞賜文臣們翻閱閣中藏書。
文淵閣為三層樓房,仿寧波天一閣規製,樓上通為一間,樓下分為六間,取“天一生水,地六承之”,意在防火。文淵閣的園林布局,十分精致。閣前設長方形水池,周置石欄,以石拱橋與文華殿後殿聯為一體,池中養殖魚藻。大型疊石假山環列閣後,假山山路、山洞上下穿行,就連閣的左右門道階梯也增加疊石藝術處理,使文淵閣的氣氛更加濃厚。閣內懸有乾隆禦書“彙流澄鑒”四字匾。
6.杭州文瀾閣
文瀾閣位於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浙江省博物館內。初建於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是清代為珍藏《四庫全書》而建的七大藏書閣之一,也是江南三閣中唯一幸存的一閣。
文瀾閣是將杭州聖因寺後的玉蘭堂改建而成的,建成於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改建的各項工費均由浙江商人捐辦。據時人記載:“閣在孤山之陽(南麓),左為白堤,右為西泠橋,地勢高敞,攬西湖全勝。外為垂花門,門內為大廳,廳後為大池,池中一峰獨聳,名‘仙人峰’。東為禦碑亭,西為遊廊,中為文瀾閣”。鹹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文瀾閣焚毀,部分藏書散失。光緒六年(公元1880年)開始重建,並把散失、殘缺的書籍收集、補抄起來;辛亥革命後又幾經補抄,文瀾閣的《四庫全書》才恢複舊觀。建國以後,書閣經過多次修繕,麵貌一新。
文瀾閣是一處典型的江南庭院建築,園林布局的主要特點是順應地勢的高下,適當點綴亭榭、曲廊、水池、疊石之類的建築物,並借助小橋,使之互相貫通。園內亭廊、池橋、假山疊石互為憑借,貫通一起。主體建築仿寧波天一閣,是重簷歇山式建築,共兩層,中間有一夾層,實際上是三層樓房。步入門廳,迎麵是一座假山,堆砌成獅象群,山下有洞,穿過山洞是一座平廳,廳後方池中有奇石獨立,名為“仙人峰”,是西湖假山疊石中的精品。東南側有碑亭一座,碑正麵刻有清乾隆帝題詩,背麵刻頒發《四庫全書》上諭。東側亦有碑亭一座,碑上刻清光緒帝題“文瀾閣”三字。平廳前有假山一座,上建亭台,中開洞壑,玲瓏奇巧。方池後正中為文瀾閣,西有曲廊,東有月門通太乙分清室和羅漢堂。全部建築和園林布局緊湊雅致,頗具特色。
文瀾閣是清代專藏《四庫全書》的書閣之一。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建﹐在浙江杭州西湖孤山﹐鹹豐十年(公元1860年)倒塌﹐書多流散。光緒六年重建﹐書由丁丙﹑丁申二人搜集鈔補大半﹐後又陸續根據文津閣本鈔補完全。書今藏浙江圖書館。
文瀾閣在西湖孤山南麓。是清代為珍藏《四庫全書》而建的七大藏書閣之一。也是江南三閣中唯一幸存的一閣。這是一處典型的江南庭園建築,園內亭廊、池橋、假山疊石互為憑借,貫通一起,主體建築仿寧波天一閣,是重簷歇山式的建築。
步入門廳,迎麵是一座假山,山下有洞,穿過山洞是一座平廳,廳後方池中有奇石獨立,名為“仙人峰”,是西湖假山疊石中的精品。方池後正中為文瀾閣,西有曲廊,東有月門通太乙分清室和羅漢堂。全部建築和園林布局緊湊雅致,頗具特色。
《四庫全書》由乾隆皇帝欽定,由紀曉嵐主持,於17731781完成。此書是中國曆史上規模最為宏大、集中國古籍之大成的一部叢書,全書共收錄圖書3461種,79309卷,薈萃清乾隆中期以前的曆代主要典籍。曆時8年完成的《四庫全書》共抄了7部,分藏於北京的文淵閣、北京圓明園的文源閣、沈陽的文溯閣、河北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以及杭州的文瀾閣、揚州的文彙閣、鎮江的文宗閣。
清代之後,戰亂頻仍,兵燹不斷。揚州的文彙閣和鎮江的文宗閣內的《四庫全書》毀於太平天國的戰火,江南3閣文瀾僅存;而八國聯軍的大火也燒掉了文源閣的《四庫全書》。7部珍藏僅存4部。北京文淵閣的《四庫全書》在國民黨敗退大陸時帶到了台灣,現藏於台灣的故宮博物院;沈陽文溯閣的藏書1966年運抵蘭州,現藏於蘭州;河北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本後運到北京,現藏於北京圖書館。
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在曆次浩劫中幾陷於毀滅,是浙江幾代人的俠肝義膽才使文瀾閣能夠躲過戰亂而幸存下來。
1861年,太平軍攻陷杭州,江南著名藏書樓八千卷樓的主人、出身書香門第的錢塘人丁申、丁丙兄弟此時避禍於杭州城西的西溪。一日,兄弟倆在店鋪購物時發現,用於包裝的紙張竟是鈐有璽印的《四庫全書》,這使他們大驚失色。
丁氏兄弟自然知道《四庫全書》的重要性。他們進而發現,店鋪裏成堆的包裝用紙竟都蓋有皇帝的玉璽。
文瀾閣《四庫全書》散失了。
文瀾閣庫書流落民間的事實使丁氏兄弟心急如焚。他們馬上組織家人進行搶救。他們冒著戰亂的風險,收集殘籍予以保護,並雇人每日沿街收購散失的書本。如此半年,他們搶救並購回閣書8689冊,占全部文瀾閣本的1/4.
文瀾閣本已殘缺不全,怎麼辦?抄補!一項浩繁的抄書工程在浙江巡撫譚鍾麟的支持下開始了。丁氏兄弟從寧波天一閣盧氏抱經樓、汪氏振綺堂、孫氏壽鬆堂等江南十數藏書名家處借書,招募了100多人抄寫,組織抄書26000餘冊。《四庫全書》在編撰過程中編撰官員曾將一些對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刪除,或將部分書籍排除在叢書之外,還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機會將其收錄補齊。此項工程曆時7年得以完成。1882年,文瀾閣重修完成,丁氏兄弟將補抄後的《四庫全書》全部歸還文瀾閣。
到了民國時代,浙江省圖書館首任館長錢恂繼續組織補抄,這就是所謂“乙卯補抄”;稍後,海寧的張宗祥又發起“癸亥補抄”。經過丁、錢、張等人的共同努力,最後完成的《四庫全書》比原來更為完整,原《四庫全書》有漏抄,如補抄本《竹岩集》十二卷,原四庫本僅三卷,冊數上比原來增多;補抄依據版本優良,集清末全國藏書樓之精華;許多被館臣刪改的文字按原樣據原本得以恢複。因此,補齊後的文瀾閣《四庫全書》是7部藏書中最完整的一部。因此,文瀾閣本《四庫全書》的曆史文獻價值高於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和文溯閣本,是“四庫學”研究的重要資源。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杭州岌岌可危,《四庫全書》又麵臨巨大的災難。時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和時任浙江圖書館館長的陳訓慈組織閣書西遷。曆時半年,輾轉5省,行程2500公裏,1938年4月,《四庫全書》安全運抵貴陽,後又轉運到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