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早期福特汽車公司的兩大工廠，底特律的高地公園工廠和迪爾伯恩的榮格河工廠，既生產汽車也為全世界的各衛星工廠生產零部件。1921年，超越百萬的T型車產量震驚了整個汽車業：美國928750輛、海外42860輛、加拿大42348輛。次年總產量又上升到180萬輛。然而最令人吃驚的事實是，產量的提高速度超過了雇員的增加速度。而且不光汽車的產量在上升，同樣一支員工隊伍平均每年還能生產出150000輛一噸卡車、75000台拖拉機、數百萬個備用零部件以及交付其他行業使用的大量副產品。
更多更好的汽車以更低的成本生產出來，1921年1月的職位削減已經加強而不是削弱了公司的實力。社會學部也在1921年被砍掉了。1914年緊隨日薪五美元政策而成立的社會學部到1919年已經從最初的30名調查員發展到了150名，其中有大約一半是翻譯，他們保留著有關每一名鍾點工生活方式和消費習慣的記錄。
這個部門的建立初衷是想對身處工業化城市環境的員工提供幫助。也許一名工人的家庭生活不應與公司的生意牽扯在一起，但許多員工的家庭生活確實存在嚴重的問題。他們在努力適應城市的生活，美國的生活。這樣的壓力以及潛藏在壓力中的威脅也在折磨著報酬豐厚的汽車工人。福特汽車公司是唯一一個把幫助工人適應新生活當成自身義務的汽車製造企業。後來，福利工程逐漸發展起來，但福特的社會學部是一家公司利用自身力量支持單個員工的早期典範。為了成功，它必須在工業生活的屈辱和侵犯隱私的指控之間謹慎行事。1916年，底特律聖公會大教堂牧師雷弗倫德·塞繆爾·S。馬奎斯被公司雇為社會學部的主任。馬奎斯牧師把社會學部的角色嚴格限製在員工服務部門，不去充當管理層的間諜部門。在他的領導下，社會學部把工作重心放在了那些棘手的事情上，特別是破裂的家庭和困惑的移民等方麵的問題。憑借給遵守規範的人漲工資（日薪五美元）的承諾，社會學部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插手員工的家庭事務，它還有權把不可靠員工的工資直接交給他家的其他人，還會根據員工的未來支出向他們提供借款。
由於福特汽車公司的雇員當中有超過一半是剛到美國不久的移民，調查員們在安置工作上花了大量的時間，人們管那叫做“美國化”。他們向新來者提供五花八門各種各樣的建議，比如不讓蒼蠅接觸食物有多麼重要。公司還為員工組織了一個英語學校，建立了一家工廠醫院。另外，任何需要法律建議的員工都可以得到公司律師的幫助。
這個部門的消失同其他所有事件一樣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1921年的福特汽車公司已經不是1914年的那個福特汽車公司了。年輕企業的理想主義已經逝去，被對效率的瘋狂信仰取而代之。在這種信仰下，公司不會允許自己分神關注汽車生產之外的其他任何事情。在1920～1921年公司危機中成為新一代福特人之領袖的查爾斯·索倫森對人類發展沒有什麼特殊興趣。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榮格河工廠。
馬奎斯牧師在1921年1月的大裁員中辭職，那時候，許多有經驗的管理人員離開了公司。在一名員工被索倫森不顧公司規定隨意解雇後，馬奎斯終於忍無可忍，他要求亨利·福特裁斷他和索倫森兩人誰對誰錯。但當時環境對索倫森有利。在消減成本、保證亨利·福特不會失去公司的戰鬥中，他衝在第一線。另外，在福特森拖拉機成為公司首批移入榮格河工廠的業務之一後，他擔任了這種拖拉機的生產主管，此後，他一直在擴展自己的力量基礎，以保證自己對工廠的控製能繼續下去。在亨利·福特對索倫森表示了支持之後，馬奎斯牧師遞交了辭呈。之後，社會學部的大多數成員都被立刻炒掉，留下了一個角色有限的教育部，繼續給外國工人上英語課是它的工作之一。
1919年，福特汽車公司工人日薪漲為六美元，而且，福特並沒有忽視與員工分享利潤的機會或者說義務。從1918年開始，公司提供了福特投資證書（Ford Investment Certificates），根據利潤情況向證書持有者支付一定的利息。當時，小投資者不敢指望拿到4%以上的銀行利息，但是福特投資證書的最低利率為6%，而且在公司淨資產收益率超過20%的那些好年份中，這個利率還會高很多。不過，盡管日薪上升為六美元而且證書儲蓄獲利頗豐，福特鍾點工在1924年的收入已經不如十年前了。戰爭時期以及戰後初期的惡性通貨膨脹降低了工人們的實際收入，已經使福特汽車公司的工資水平與其他汽車製造商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