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知之，為了應對家庭生計等問題，工資在做工期間就大部以糧食隨支隨用，小部以現金支取或購買糧食或用於其他必要的用度，到下工時已告罄。也就是說，工資雖約定為貨幣，但大部分是先取用糧食再折合成貨幣，並從工資中零碎地扣除。而糧食價格隨季節漲落不定，一般春貴秋賤，雇主隻有春天糧貴時才願意給糧，並按時價從雇工工資中扣除。例如，春天黑豆每鬥0.7元，秋後則0.3元，雇主結算時卻堅持按時價計算。這樣，七扣八折下來，從雇主手中領到的貨幣工資已所剩無幾，難以維持家庭生活。長工工期結束後，如不繼續尋找工作，全家生活會立時陷入無米之炊的困境。為求存計，劉老蛇下工後不是通過背炭就是依靠打短來度過生活的嚴冬，直到次年開春長工上工之時。微薄的收入決定了家庭的生活狀況，1941年劉老蛇家裏老幼每日隻能吃兩頓飯，早飯食用一把米、一碗“Kinkin”（黑豆煮熟後再用斧頭榨成片片）、一碗苦菜的稀飯，午飯黑豆窩窩、苦菜和白開水，春節一頓素蕎麵餃子和糠窩窩，五月節一頓素糕，八月節一頓高粱麵條，另外吃過三頓黃米飯、一頓豆麵湯，全年既未吃肉亦未吃醋，夏天無油點燈。此種生活景觀尚不如美國人羅斯1910年在山西所看到的景象：“夜間的唯一照明是放在一個盛著菜籽油的鐵杯裏燃燒著的一撚棉花”。在盛產油料作物的晉西北農村，普通農工會因缺油而陷於夜晚在黑暗中度過的情景，人們可以想象其窘困程度。有關調查資料介紹，楊家坡村的普通貧農每日有山藥（即土豆）和酸菜吃，亦有各種米穀和其他蔬菜調劑飲食結構，而劉老蛇卻沒有這些，其家庭生活遠不及一般貧農。他無房無地，為了糊口從農忙時打短逐漸過渡到全工型的長工以及冬季以販煤補給下工後數月之生活開支。由於父母年邁，生活難支，以致他到哪裏做工就把家搬到哪裏並租房住宿，先是從白家崖搬到張家墕，接著由張家墕搬到楊家坡。沉重的生活負擔、高利貸以及房租等使之完全淪為農村中的赤貧階層，一日不做工，一日生活就無有著落。他終歲勞苦僅僅是為了得到一處容身之地以遮蔽風雨和“為自己的糧食而奔忙，猶如許多困擾不安的螞蟻為食物忙碌一樣”。不過，劉老蛇的經曆絕不是其本人專有的經曆，乃是晉西北農村甚至整個近代中國邊緣地區農工生活的縮影。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雇工工資幾乎全部用於了家庭日常的食物消費，並從雇主那裏直接以實物領取。他們為養家糊口而在春夏糧價高漲之時以賬簿工資按時價或更高的價格折領，等到秋後糧價跌落及下工之時已所剩無幾，難怪雇工們感慨窮人之所以倒黴就因為糧價漲落不定。衣服則是他們及其家庭的另一日常開支項目，一年之中的衣服隻分單、夾、棉3種，四季輪流穿用，一般雇農有其中的兩套就算不錯了，而且這些衣服直到穿得無法再穿方才換新。衣食消費兩大項耗盡了他們所有的工資，他們終歲辛勞也不過以品質最差的食物維持生命的最低需求並用千縫百納的衣衫遮蔽身體，雇工生活之苦遠甚於一般。例如，普通貧農或佃農租種土地除有糧食所得之外，尚有柴草副產品可供取暖做飯，而雇工則除工資之外什麼也沒有，像劉老蛇在村裏多數農戶不買炭的情況下卻必須將4%以上的血本投入此項開支。雇工生活比之貧農，差矣！
（三）晉西北農工家庭生計
毫無疑問，革命與日本入侵構成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晉西北農村社會的基本生態背景，革命雖引起了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而戰爭卻耗盡了農村所有的資源和儲備，農民生活水平呈現出絕對下降走勢。
在晉西北整個農村日漸貧困的情況下，雇工生活水平自然亦降低了。據保德、興縣、朔縣、臨縣、河曲五縣調查，戰前年工資白洋20～30元，每年除自己不計外，可養家2人以上。月工工資白洋1～3元，每月除自己不計外，可養家2人。日工工資白洋0.3元上下，每日除自己外尚可養家1人左右。抗戰發生至1941年，年工貨幣工資白洋15～40元或法幣130～150元，實物工資小米1～3大石，按1941年糧價可折白洋15～45元，每年除自己不計外，養家1～3人，平均養家一個半人。月工貨幣工資白洋3～4元或法幣15元上下，實物工資小米1～3大鬥，每月除自己不計外，可養家1～2人，平均養家不到一個半人。日工貨幣工資法幣1～2角、白洋1角或2角，亦有農票1元者，實物工資小米1大升或黑豆1大升，除雇主管吃不計外，每日可勉強養家1人。若雇主不管吃，隻能養活自己本人，家庭再有無法勞力之人，就難以度日了。又據楊家坡雇工調查，雇工工資難以維持家庭最基本的衣食需要，他們在一年之中竟有兩三個月吃不上小米，有時甚至連黑豆難以見到，而以粗糠、苦菜充饑。例如，任初兒一家6口人1941年5月至12月數月消費高粱和黑豆3石、布匹半個，溫貴昌一家4口人全年消費山藥蛋800斤、黑豆2.5石、粗糧8鬥，無力買布更換新衣。
戰時雇工工資名義上比戰前略有增加，而其實際上是減少了，與“物價上漲比較起來，雇農的情況較戰前更為惡劣”。從上述五縣調查來看，戰時雇傭勞動者的工資與戰前相比，除月工有較為明顯的增幅外，其餘平均變化不大。假如各類雇工工資均有提高，但與戰時物價上揚的幅度相比，其亦明顯地貶值了。工資貶值，則意味著雇工本人向家庭提供生活保障的能力在不斷弱化。例如，保德縣段家溝長工工資從戰前到1942年均為白洋26～30元，短工工資從1.1角提高到1.5角，但物價卻漲了好幾倍（如布價漲幅達5倍）。興縣黑峪口長工1936年工資白洋25～30元可按時價折米4石或6～7石，短工工資春秋1.1～1.5角或夏鋤1.5～2角可折米3～4.5小升，1942年長工漲到了30～40元卻按時價最多折米3～4石，短工工資2.4～3.5角最多折米1.5～3.5升左右，長工工資至多能解決一個半人的吃飯問題。臨縣長工1937年工資白洋25元可買米3.2石，1940年工資白洋32元可買米2石，1941年工資隻能買米1.5石。興縣任家灣戰前長工的最高工資白洋25元、普通20元、最低16元，即以最低者計在當時可買米2.4大石（每元白洋買米1.5鬥），普通工資可買米3大石，最高工資可買米3.75大石。1941年最高工資54元、中等40元、最少30元，即以最高工資計也不過買米2.7大石（1大鬥米白洋2元），尚不及戰前中等工資，而中等工資買米2大石，不及戰前最低工資，最低工資買米1.5石，僅及戰前中等工資之半。短工工資的購買能力亦複如此。戰前任家灣短工每天工資最高2角、普通1.5角、最少1角，以最低工資計尚可買米1.5大升（普通買米2.25升，最高買米3大升），而1941年每天工資“升”到白洋3角左右，卻隻能買米1.5大升，僅及戰前最低工資的價值。
戰爭環境下，物價上漲，工資貶值，雇工家庭日常生活變得更加艱辛，像劉老蛇那樣的家庭“更加一年不如一年的向著下坡，直到吃糠吃苦菜充饑的地步”。雇工生活水平的降低並不是楊家坡獨有的現象。例如，臨縣郝家坡某雇工家庭，1937年擁有單衣1套、夾衣半套、棉衣半套，而1940年則隻剩單衣半套了；家中兩口人1937年全年吃糧1.2石、油2斤、鹽1.5斤，而1940年全年吃糧1石、油1斤、鹽1斤。保德縣某村9戶雇農19口人，1937年每戶全年平均吃鹽10斤，日常飯食為稀飯、穀窩窩、炒麵。1940年隻剩4戶人家吃鹽，每戶全年大約5斤，飯食種類為糠黑豆糊、糠炒麵、苦菜、瓜、山藥。雇工受雇所得工資尚無法維持家庭最起碼的糊口問題，至於日常必需品或消費品更談何容易，他們缺衣少穿，食之無“味”，甚至連人體所必需的食鹽都吃不起，出現衣不蔽體、白水淡食的現象。
雇工除應對家庭日常生活外，他們還須麵對各種政權的攤派或差役負擔。例如，1936年臨縣郝家坡村雇農捐稅負擔戶17戶，實出錢28.99元法幣，出錢戶占全戶25%，出款占全款5.8%。1938年之後雖然免除了捐稅，但戰時勤務，擔架、運輸、放哨等差務負擔繁重了。保德嶽家裏村雇農1936～1940年曆年負擔僅有支差1項，但負擔指數卻呈增長趨勢，以1936年為100，1937～1940年則分別為60.97、109.75、201.22、175.61.雇農階層原本已承受巨大的生活壓力，戰時又受到戰爭等因素的無序幹擾，其生活境遇可想而知。
另外，戰爭和正在發生的革命，削弱了雇主的經濟能力，使其無力向外雇工，如臨縣武家坪武登先1937年雇傭短工30天，1940年則隻有10天。同時，戰爭使雇傭供求關係發生變化，一方麵農村經濟貧困，再生產困難，雇工者減少；另一方麵是一些無力為生的非農業生產者加入雇工隊伍，雇主用工量的減少和雇工隊伍的膨脹導致了抗戰後雇工的失業現象。這些都是導致雇工整體經濟與生活水平下降的基本因素。不過，隨著革命的發展和戰爭的終結以及由此引起的整個農村社會結構的變化，雇農階層的生活水平在逐步發生著改善。據老區9縣20村調查顯示，1939年全區雇農105家占當時總戶數8.8%，而1946年則減少到11家隻及總戶數的0.8%。也就是說，原來8%的雇農經過不斷地向上攀升，已經成為或正在成為貧農或中農，甚至向更高的層次發展著。中共所發動的革命亦提升了雇工的社會與政治地位，這可能正是他們攀登農村“主人”的最初符號，中共方麵的調查員1940年代初在《楊家坡雇工問題》及相關調查記錄中明確地寫到：“雇工生活唯一的有了改善的就是雇工開始參加了政治生活，在政治上有了地位。從前雇工是散漫的，沒有組織的，雇主虐待的時候，不敢鬥爭，鬥爭也不會勝利。現在則大部分參加了工會，雇主不敢虐待了，有虐待也敢鬥爭，且能勝利……從前政治上沒有地位，村公所說話的機會很少。現在不然了，去夏村選時，雇工提出了自己的候選人；從前雇工不識字，今天已有許多雇工識會了不少的字，而且受教育的機會增加了。這一切都是新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