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生命觀也不純然是儒家文化，雖然他關心現實的生存狀態甚於關心虛無縹緲的彼岸，但他同樣反複渲染死的威懾，黑暗與生的苦難，更缺乏郭沫若式的變通與靈活，其他的文化形態是在一種相區別的意義上與“貴生”觀念並存著，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佛教文化與西方進化論思想。西方進化論讓魯迅從恢宏的生命本體的高度來看待生死，超越了一般意義的生存關懷，佛教的“人生苦”卻又讓魯迅反複咀嚼著生命的酸甜苦辣，一遍又一遍地回憶死亡、舔舐傷口，魯迅所接受的佛教不是中國化以後的禪宗，而是以“苦”為中心的佛教的原初觀念。這樣，它本質上就是與儒文化有抵牾的。魯迅把有一定矛盾的多種文化觀念並存在一起，勢必就會帶來自身精神世界的衝突，儒家文化的生命觀就不可能完全規範住魯迅了。
從對儒家文化的理性判斷來看，魯迅和郭沫若都對儒文化有程度不等的肯定，但是方式卻又不同。郭沫若傾向於把學術研究與個人喜好融為一體，把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糅成一團，他習慣於從現實景象中返觀曆史，返觀主要是證明古老傳統的價值和意義。於是，馬克思走進文廟，與孔子同誌相稱，於是十月革命的勝利也就成了“王道”的勝利。魯迅則嚴格區別作為價值意義的儒家與作為曆史事實的儒家，對儒家的現代價值，魯迅作了比較堅決的否定、批判，對作為曆史事實的儒家，則相對地保持了溫和的尊重。魯迅也十分注意從現實景象中返觀曆史，但返觀的根本目的是自我反省，是“刨祖墳”，斬劣根。這就是魯迅和郭沫若之於儒家文化的不同的態度。
三
從以上或同或異的比較當中，我們可以獲得什麼樣的結論，受到什麼樣的啟示呢？
我認為，魯迅與儒家文化的基本關係可以大體上概括為兩個字：矛盾。矛盾首先來自於儒家文化觀念與生存現實的若幹背悖，以及儒家文化與其他文化形態（如原初佛教）的分歧。魯迅是一位具有清醒的現實感受的人，也有意識地汲取其他文化觀念，因之就不能不對矛盾的本質有自覺的認識。這一認識從意識上加強了魯迅對儒家文化的拒斥力，於是，來自意識的拒斥和來自無意識的承擔以及意識層麵內部的某種衝突更加“矛盾”了。魯迅說過：“新文化仍然有所承傳，於舊文化也仍然有所擇取”。我們不妨創造性地“誤用”一下魯迅的這兩個術語，把有選擇有區別的接受稱之為“擇取”，而把不考慮差別的接受稱為：“承傳”。魯迅在矛盾中接受傳統文化，其基本特點必然是“擇取”。也就是說，魯迅不會也不可能對儒家文化觀念作整體性的接受，而隻是選擇了其中的某些成分，而且態度也相當地審慎、小心，使用場合也受到了限製。相應地，郭沫若與儒家文化的基本聯係也可以大體概括為兩個字：渾融。並不是說儒家文化觀念與生存現實及其他文化形態的矛盾就不存在了，也不是說郭沫若胸襟狹窄，沒有廣泛的汲取其他文化形態，而是說郭沫若沒有自覺地意識到魯迅式的矛盾，他對傳統儒學的學習沒有經過自身理性的過濾。於是，曆史與現實、中國與西方、自我與傳統就這樣不分彼此、相互說明、渾融一體了。在渾融中接受傳統文化，其接近方式自有特點，借用魯迅所謂的“承傳”與“擇取”，我們可以把郭沫若式的接受稱為“承傳”。渾融狀態的種種誤讀，讓郭沫若較為完整地呈現了儒家傳統的許多特征。
當然，任何術語的概括都有它的局限性，有它容易產生歧義的地方。我們也許會說，魯迅也有“承傳”，他在某些情感或無意識的層麵上承擔著儒家傳統，這不就是“承傳”麼？郭沫若也有“擇取”，他也抨擊過腐朽的傳統，包括孔子本人，這不也是一種“擇取”麼？所以，我要強調，本文是在一種相互對照的意義上使用這一對概念。從本質上講，魯迅從未完整地無條件地“承傳”著傳統文化的任何一部分，他“承傳”的實質是“擇取”；相反，郭沫若雖然也對傳統有所“擇取”，但對他所要“擇取”的這一部分，卻往往是滿懷情感的投入和認同，因而他“擇取”的實質就是“承傳”。
承傳與擇取概括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之於傳統文化的最重要的兩種姿態。
毫無疑問，儒家文化（以及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之於大多數現代知識分子而言都具有奠基性的意義，無論是文化的啟蒙教育還是一種社會心理與行為規範的無意識流傳，傳統都最早進入到他們的思想意識，占據了他們內心最基礎的層麵。魯迅作為周家的長房長孫，接受過比他人更為嚴格的儒家文化教育與管束，郭沫若從小被灌輸“行有餘力則學文”的儒訓。“《四書》、《五經》，每天必讀”，而撫育他的母親又是“備孔氏之庸言庸行庸德”，“本儒家之仁義”。當時代的浪潮湧來，西方文化的人生觀、價值觀撞人視野，他們最深沉的感受無疑是困惑，一個深受傳統文化熏陶的人該如何解釋這些外來的思想，又如何返視自身先賦的教育及其生存環境呢？無疑外來的文化以其自身的世界地位而讓人欽慕不已，傳統的文化則以其無所不在的人倫情感而磁性依然；外來文化以其新鮮特異給人刺激，造成曆史的動蕩，傳統文化以其老成持重給人安寧，帶來心靈的某種穩定與和諧；更重要的在於，由於外來文化的比照，傳統文化與當代生存方式的距離及其自身的矛盾，缺陷，也就暴露無遺了。究竟如何看待這些差異、距離和矛盾呢？又如何來承受因這些差異、距離而形成的心理撕裂與痛苦呢？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從各自的性格、氣質出發作出了多種多樣抉擇，歸納起來，其中最典型的可以說就是“擇取”與“承傳”兩大類。
擇取以魯迅為代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承擔傳統文化又迎納外來文化的時候也承擔了這其中多種的矛盾與衝突，並且對這些矛盾衝突有清醒的把握和分析，他們深深地意識到了包括儒家文化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進行跨地域曆史融彙的困難，因而他們對待所有文化成果的態度都是十分謹慎的，承擔而又懷疑，懷疑又還要承擔。
承傳以郭沫若為代表。這一類知識分子以不可遏製的激情迎接著他所感受的所有文化成果。他們無意作更多的理性的甄別和梳理，總是相信自己能夠容納包括儒家文化在內的一切文化遺產，儒家文化以及其他中國傳統文化在種種的誤讀與創造闡釋當中與外來文化和平共處、融洽無隙。
擇取與承傳在中國現代文化的發展中具有不同的形象，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擇取本身就為自己製造了一個難題，選擇什麼不選擇什麼這是一個需要曆史的發展來回答的問題。從本質上講，屬於傳統的個體是永遠不可能對自身傳統和外來文化作出完滿的剖析的，這種剖析隻能由“第三者”來進行，而在事實上這樣的“第三者”都是不複存在的。於是人類自身的尷尬又一次呈現了出來，文化遺產的擇取者注定了不得不長時間地陷入彷徨躑躅的境地，不得不進行苦苦思索，一次又一次地自我考問、自我否定；當新的文化思潮紛至遝來，他們往往不是熱烈地迎接它，而是默默地把它納入到固有的矛盾著的觀察對象當中進行久久地再審視、再思考，魯迅後來之於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就是這樣，所以從事實上看，這樣的知識分子往往有些“遲滯”，並非他們願意步履滯緩，而是他們對文化的發展充滿了憂慮甚至悲觀。
承傳卻不同，這些知識分子既然用自身的情感與想象排除了諸種文化形態之間的矛盾與衝突，那麼他們也就無需顧慮了，他們心胸開闊，目光高遠，並且總是把視線落在最具有革命性的時代潮流上，一種新的文化思潮又往往都能在舊的文化母體內獲得說明、支持，郭沫若把馬克思主義與儒家文化相聯係就是這樣，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文化傳統的承傳者往往又是十分激進的文化革新者。這是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
中國現代文化因擇取的審慎而顯得堅實、豐厚，又因承傳的激情而洋溢著青春的活力。擇取與承傳由此而成為現代中國麵向傳統、開拓未來的兩種最典型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