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1926年5月16日出版的《創造月刊》第1卷第3期上，郭沫若發表了被稱為“在中國文壇上首先倡導革命文學的第一聲”的名文《革命與文學》，正式宣告了對“浪漫主義的文藝”的“徹底反抗”，提出了“我們所要求的文學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的主張。一個月之後，成仿吾以《革命文學與他的永遠性》一文表明了讚同“革命文學”的主張。這標誌著創造社向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群體的轉化的開始。
在《革命與文學》中，郭沫若對文藝的上層建築性質作了這樣的闡述：“文學是社會上的一種產物，她的生存不能違背社會的基本而生存，她的發展也不能違背社會的進化而發展”，因此，“凡是合乎社會的基本方向的文學方能有存在的價值”。而在社會的發展上，郭沫若認為，“凡是新的總是好的，凡是革命的總是合乎人類的要求，合乎社會構成的基調的。”這樣，最新的自然也就是最革命的了。那麼，這最新的最革命的文學是什麼呢？郭沫若對歐洲的社會演進和文藝變遷作了一番極其簡單而粗糙的“推演”之後認定：“在歐洲今日的新興文藝，在精神上是徹底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藝，在形式上是徹底反對浪漫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藝。這種文藝，在我們現代要算是最新，最進步的革命文學了”。歐洲如此，中國的情形怎樣呢？在郭沫若看來，“我們的要求和世界的要求是達到同等的地位了”，因此，我們的文學，我們所要求的革命文學，自然而然地與歐洲最新最進步的革命文學是一致的了。據此，郭沫若還對“我們現在所要求的真正的革命文學”的特征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凡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而且同時是反抗浪漫主義的便是革命文學。革命文學倒不一定要描寫革命，讚揚革命，或僅僅在文麵上多用些炸彈、手槍，幹幹幹等花樣。無產階級的理想要望革命文學家點醒出來，無產階級的苦悶要望革命文學家實寫出來。要這樣才是我們現在所要求的真正的革命文學。”至於一個月之後的成仿吾的《革命文學與他的永遠性》一文，則是從抽象的人性的進步這一角度來理解“革命文學”的：“對於人性的積極的一類，有意識地加以積極的主張，而對於消極的一類，有意識地加以徹底的屏絕，在這裏有一種特別的文學發生的可能性。這便是”革命文學“顯然，這與郭沫若的理解是不一致的，但卻從不同的角度推進了”革命文學的倡導。
“革命文學”的口號是提出來了，接下來應怎樣去創造“革命文學”呢？成仿吾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要求。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成仿吾提出了“拿出勇氣來打倒這種不誠實的、非藝術的態度”，同時“應當恢複純粹的表現的要求”，“應當仍努力於新的形式與新的內容之創造。”與之相聯係，“覺悟了的青年將要努力修養，培植優美的心情而感受崇高的共感”，並且要從“新興的階級學得誠實的、認真的態度，而打倒一切低級的趣味。”郭沫若則以不容反對和置疑的態度以“要你無我”為核心，提出了“暫時當一個留聲機器”的著名主張。
顯然，從這些理論表述中，我們不難看出，其中包含著的前期的創造社所特有的那種青年文化氣質。
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和成仿吾的“革命文學”論，在某種意義上說仍是植根在前期創造社的青年文化心態之上的，這使他們理論主張帶上了一種強烈的浪漫主義特征，那就是誇大和強調文藝、文藝家對社會的作用，對“情緒”在“革命文學”中的重要地位也給予了相應的重視。在承認文學是社會的產物，肯定“文學家並不是能夠轉移社會的天生的異材”的同時，郭沫若又宣稱“文學永遠是革命的前驅”，因而，“文藝應該是領著時代走的”。成仿吾也認定“文藝在人類社會素來有一種偉大的勢力。”這種對文藝的社會功用的強調，固然避免了簡單的直線的決定論，但在不適當的誇大中，又不免包含了主觀的唯心主義的因素，這就為後來波格丹諾夫的“組織生活論”的泛濫預先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對社會如何決定文學的過程，郭沫若和成仿吾用“情緒”這一創造社的術語作了自己的解釋。成仿吾首先對“要革命這種現象為題材，要緊的是所傳的感情是不是革命的……隻要他所傳的感情是革命的，能在人類死寂的心裏，吹起對於革命的信仰與熱情，這種作品便不能不說是革命的。”而這種革命的熱情，不是文學家從現實生活中感受到的：“革命的文學家，當他先覺或同感於革命的必要的時候，也便以審美的形式傳出他的熱情。”而郭沫若則從文學家個人氣質的特點能夠感受到一般人感受不到的社會變革的要求這一角度，解釋了文學家在“革命文學”的發生中的作用，說明了文學之所以能夠成為時代的前驅的原因。顯然，這些觀點在今天看來都算不得怎樣的深刻的，它更多的是反映了創造社在轉換過程中尚未完全脫掉的與前一階段的文學觀念之間的聯係，但是，這種重視社會對文學的決定過程的特點，同後來的“藝術即經濟”，之類的觀點相比，無疑包含著某種更為值得珍視的東西。
《洪水》半月刊和《創造月刊》時期的創造社，可以說是處在轉換途中，因而，郭沫若、成仿吾的理論，也不可避免地帶上了過渡期所特有的混雜性與不明確性。這種過渡期及其相應的理論色彩，隨著朱鏡成、彭康、李初梨、馮乃超等一批創造社的“新銳鬥士”的歸國和1928年1月《文化批判》的創刊，便很快走向了結束。從這時開始，創造社作為一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群體，也越來越顯示出了自身的特點。
三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按照郭沫若的意思，“有筆的時候提筆，有槍的時候提槍”。現在顯然應該是“提筆”的時候了。於是，1927年11月，在鄭伯奇等人的努力下，依次由魯迅、麥克昂（郭沫若）、成仿吾、鄭伯奇、蔣光慈等領銜簽名的恢複《創造周報》的啟事在上海報章上公開發表了。這種恢複“內容注重翻譯與批評”的《創造周報》的做法，可以說是代表了一種想從文學活動出發來間接地推進革命活動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待革命的一種理想化的態度。但是，成仿吾到日本之後，經過與李鐵聲、朱鏡成、李初梨等人的接觸商談之後，卻很快放棄了自己的戲劇活動計劃，轉而從事於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提倡。這樣一來，以“加強馬列主義的傳播工作”為己任的《文化批判》創刊了。在1928年1月出版的創刊號上，成仿吾執筆的《祝詞》表明了《文化批判》的任務、內容和對自身的態度：
……它將從事資本主義社會的合理的批判，它將描繪出近代帝國主義的行樂圖，它並解答我們“幹什麼”的問題，指導我們從哪裏幹起。政治、經濟、社會、哲學、科學、文藝及其餘各個的分野皆將從《文化批判》明了自己的意義，獲得自己的方略。《文化批判》將貢獻全部的革命的理論將給革命的全戰線以朗朗的光火。這是一個偉大的啟蒙。
而在第2卷第1期的《編輯雜談》中則幹脆直截了當地宣告了“不再以純文藝的雜誌自稱，卻以戰鬥的陣營自負”的立場。從這時候開始，以當時正在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中風行一時的“福本主義”思想為參照，後期創造社成員開始了他們雄心勃勃的理論啟蒙工作。這種因掌握了國內從事“革命文學”及無產階級革命活動的人還不曾掌握的最新理論而雄心勃勃地向政治、經濟、科學、藝術等全部文化領域大舉批判的身影，和前期創造社在文壇上四麵出擊的姿態之間，顯然包含了某種精神上的內在一致性。
在文學領域內，成仿吾依據“文學在社會全部的組織均為上部建築之一”的原則，指出“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最後的階段（帝國主義），全人類社會的改革已經來到目前”，而我們還“遠落在時代的後麵”，所以，“我們今後的文學運動應該為進一步的前進，前進一步，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顯然，這較之過去從抽象的人性發展來理解革命文學的發生是一個根本性的進展。那麼，對於這落在時代之後的文學運動，要怎樣才能前進一步而到革命文學呢？受日本福本主義“分離結合”的組織理論的啟發，成仿吾提出了首先進行“全部的批判”主張。在福本主義者那裏，要建立一個純粹的無產階級的政黨，首先必須進行內部分離，將一起非馬克思主義的不純粹的思想清除出去，在成仿吾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