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感受，這是作為個體生命的我們用以溝通世界與人生的一種最基本的方式。通常我們都在談論著“思想”的深刻、磅礴和力量，但其實所有的豐富的思想都不過是不同的個體之於世界與人生的不同的感受而已，如果沒有這些感受上的分歧與差別，我們所有的思想也就無法產生，思想史所以能夠由思想的複雜運動而成為“曆史”，是因為人類自己麵對世界在不斷地不可遏製地生發新的感受，所謂的“思想”其實就是對於這些新的感受的一種梳理與延伸。
感受對於人類思想的運動是如此的重要，對於文學藝術的生成和發展就更是如此，如果說思想家經常不得不進入到由感受提煉而出的思想的王國，他的確還時時依賴於理性自身的邏輯演繹的話，我們的文學藝術家則不然，他們更需要時時麵對的無疑是鮮活生動的不斷變化的世界與人生，一個越是能夠完整、充分、及時地傳達自己的感受的作家就越能保持和呈現自己的藝術生命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我們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有必要特別重視對於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的基本感受能力及感受方式的考察，對於作家而言，所謂的思想的進步和理性意識的建立與他實際創作情境下的精神與心理方式其實是大有區別的，理性王國裏的邏輯運演常常並不能夠代替他之於人生的直覺和體味，越是一位優秀的作家就越是如此。過去我們是在中國現代政治革命的“政治理性”的邏輯框架中突出這些“思想追求”之於具體創作的決定性影響，今天又往往是在中與西、傳統與現代的“文化理性”的邏輯框架中發掘著影響作家創作的重要因素，這都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最能夠體現作家實際精神與心理狀態的基本感受方式，而忽略了這一基本的“感受”的最明顯的後果就是我們已經越來越習慣於以我們自己所掌握的理性概念與邏輯方式來“說明”作家的原本存在的千差萬別，於是，我們各自所掌握的理性的分歧都被加諸作家身上，形成了研究對象的含混與纏夾，甚至，我們原本豐富和富有獨立意義的創作現象也淪落為某一理論的“合理”與否的證明與證偽，仿佛我們鮮活的藝術首先是“為了”這些理論而存在的，沒有了這些理論的存在的合法性，連我們的創作都失去了自身的價值，近年來我們著力甚多的現代作家與中外文化的關係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研究就不時可以看見這樣的思路。
無論是魯迅還是郭沫若或者其他的什麼中國作家都不是在理性上建構了中外文化的理性邏輯才開始自己的創作的，當然更不是在什麼外來的現代性知識體係的目標下操縱自己的文學的，他們之所以選擇文學，以文學作為自己的表達僅僅是因為他們各自產生了對於世界與人生的獨特的感受，這個道理或許是再簡單不過的了，但事實上卻已經開始為我們所淡忘。我以為，新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應該特別注意回到作家自己的感受狀態中去，由此清理一個作家最基本的思維方式與習慣，讀解作家自己的“語義編碼”，然後再品味其中的客觀“文化意義”。
二
這在郭沫若的研究之中亦有特別的意義。
眾所周知，郭沫若研究帶給我們的一個突出的難題就在於，我們的這一研究對象具有如此複雜的中外文化與文學背景，他幾乎與五四以後在中國文壇上爭議不休的眾多文化與文學思潮發生著關係，而且還繼續地“與時俱進”，不斷在曆史的複雜運動中添加著自己的複雜，他不僅在作品中一再表現了這樣的複雜，而且還反複地以各種各樣的理性的述說來確定著自己與所有這些複雜思潮的聯係。於是，我們今天可以發現，在郭沫若研究當中最方便的選題就是“論郭沫若與××文化”，因為郭沫若文本裏漂浮著大量的各種各樣的“文化符號”，完全可以為我們所自由地調用，而郭沫若本人從理性意義上所作的諸多的說明也似乎正好成了我們有力的論據。然而，越是在郭沫若被頻繁而廣泛地“嫁接”到中外文化當中以後，我們的研究也越發顯出了一種自我的尷尬：是的，我們已經如此全麵地揭示了郭沫若的“文化內涵”，但是郭沫若本人究竟是什麼樣的呢？顯然，無論是“像”儒家道家墨家還是“像”泛神論馬克思主義，無論是孔子莊子屈原王陽明還是惠特曼泰戈爾歌德都不能代替郭沫若自己的創造活動，郭沫若的最根本的意義不可能是由影響他的哪一種中外文化與文學來確立的，說他是由以上這些文化文學因素“綜合”決定的也未免過於地“大而無當”了，郭沫若隻能是自己確定著他自己，這也就是說，我們應當在“郭沫若與××文化”這樣的命題之下，發掘出一些更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東西出來，郭沫若感受這個世界與人生的獨特方式如何？他有著一些什麼樣的思維習慣，麵對他所理解的這個世界，他本人有過什麼樣的“語義編碼”？
當然，要作這樣的回答的確要比從理性的框架出發尋找“文化的符號”困難，因為，所謂的“感受”，所謂的思維方式常常是一些難於言明的部分，我們隻有用心去細細加以體會才能有所收獲，作家飄忽的感受隻能用我們自己的飄忽的感受去努力地捕捉，這就有可能進一步突出了研究的某些不確定性。然而，歸根結底，能夠引導著郭沫若研究走到今天並且繼續走向未來的不都是因為有了各個研究者的獨特的感受嗎？因此，讓我們更加重視我們自己的閱讀感受，並通過這樣的方式努力與郭沫若本人的感受溝通起來，這在今天和未來的郭沫若研究中無疑就有著特別重要的價值。
三
我自己初步的閱讀還是從《女神》開始的，因為正是它使得郭沫若找到了自我，呈現了郭沫若麵對這個世界的最初的方式。
我努力在這些為無數的研究者梳理、闡釋了太多次數的熟悉的文字中揣摩郭沫若的心靈的脈搏，努力拭去一些語言的覆蓋物，發覺蘊涵於其中的作家的最原初的精神狀態。
我的初步感受是，除卻所有的那些“文化的解釋”，《女神》留給我們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一種超越於所有的時空之上的絕對自由。這是青年郭沫若對於自我與世界關係的基本的理解，是他居於狂飆突進時期對於人生的一種基本的認識。
在《女神》中，到處充滿了時間運動、生命運動的動人景象。《女神之再生》、《鳳凰涅槃》這樣的代表作裏，我們可以讀到一種典型的運動方式是：時間的流程帶來了生命存在形態的某種變化，而生命本身又並不認同於這樣的變化，於是生命內在的活力被激發被釋放了，從總體上看，一部《女神》所寫的就是生命遊走於時間控製與空間控製之上的最自由的創造，是自由創造中的“振動”、“燃燒”、“再生”、“飛跑”、“飛揚”，這些詞語已經構成了其大量的詩篇諸如《女神之再生》、《鳳凰涅槃》、《天狗》、《心燈》、《爐中煤》、《無煙煤》、《日出》、《浴海》、《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光海》、《我是個偶像崇拜者》、《金字塔》、《匪徒頌》、《勝利的死》等的中心語彙。生命的遊走與激發，這帶來了郭沫若詩歌特有的運動感，這種運動的美使得郭沫若詩歌呈現出了與靜態的古典詩歌境界所不一樣的特征。可以這樣說，是郭沫若對於世界與人生所采取的“運動的創造”實現了對於古典詩歌種種陳舊的境界的突圍，突圍讓郭沫若贏得了新的讀者群落，突圍令郭沫若體會到了創造的快感，它最終鞏固了郭沫若對於自身創作方向的確認。